解構中國的神話－為何人人都談新清史？
「新清史」在台灣不只是學術議題，還是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這三個字聽來高冷艱深，卻在出版界與公知圈廣為流傳，成為反擊「漢民族主義/大中國主義」的武器，學術話題在民間能有如此熱度，實屬罕見。放眼國際，新清史不過是北美中國研究的一支，更是內亞研究與滿學研究的邊緣，能漂洋過海進到台灣普羅群眾的視野，並被包裝成歷史研究的一大神話，出版社實在功不可沒。
新清史究竟「新」在何處？
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源於何炳棣與羅友枝的辯論，這是比較普遍的說法；但長遠來看，新清史其實是近三十年來美國學界內亞研究、中國研究與清史研究部分匯流的結果，代表人物有歐立德、米華健、柯嬌燕、羅友枝、路康樂與濮德培等，雖說每位學者的創見不一，但仍可將其宣稱的「新穎」之處約略總結如下：
1.強調滿文、蒙文、維吾爾文等內亞民族史料的運用，以打破過去漢文史料獨霸的局面。
2.重視「大清帝國的特殊性」，認為「大清帝國」是中國史上一個特殊的時間點，並由「去漢人中心」的視角出發，重現被現下歷史敘述所掩蓋的大清帝國滿州性、內亞性與世界帝國性，並反對「滿人漢化」的論述。
當然這些理念看上去都很新鮮，就像酸甜多汁的橘子，但如果細細品味，卻能嘗到陳皮的歲月感。
非漢文史料？
新清史學者強調自己志在開發非漢文史料的秘密，從而透露了他們的預設立場：一是前人「似乎」都只看漢文史料，二是非漢文史料一定藏有能彰顯大清帝國「超中國性」的線索。這樣的宣稱看上去頗有氣勢，然當真如此嗎？
早在新清史之前，以非漢文史料來研究清史早就行之有年，中外皆然。大陸的王鍾翰、台灣的陳捷先、莊吉發皆為運用滿文檔案的清史翹楚；日本的內藤湖南、神田喜一郎、羽田亨等史家也長年耕耘滿蒙文檔案的蒐集、翻譯與應用，筆者過去在莊吉發老師門下學習滿文，用的就是羽田亨於1937年編纂成書的《滿和辭典》。即便是東亞以外的地區，早在新清史之前，歐美的內亞研究、滿學研究也已是滿、蒙、維吾爾、俄文檔案運用成風。當然新清史學者們若能發掘出新史料，並加以運用，進而開展出翻案性的歷史論述，也是美事一件，可惜偏偏事與願違。
以「新清史四書」為例，羅友枝《最後的皇族：滿洲統治者視角下的清宮廷》引述的資料語種幾乎只限漢文；路康樂《滿與漢：1861-1928晚清和早期共和國族群關係和政治權利》則完全沒用任何滿文材料；柯嬌燕《半透明之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身份”》雖用上較多的滿文史料，卻皆取自學界使用已久的《滿文老檔》；歐立德《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在這方面則較有新意，用了許多乾隆時期的朱批奏摺，但這些奏摺其實也早有漢譯本。其他如米華健《嘉峪關外》、濮德培《中國西征》中的滿文史料也都是前人常用的，更不用說其他少的可憐的內亞語種文獻。新清史學者們雖然宣稱要用非漢文史料來發掘新的證據，但查其作品，撐起書中論述骨架的，幾乎都是漢文史料。
另外非漢文史料是否當真隱藏了什麼「滿人的秘密」？清代檔案數約1000萬件左右，當中200萬件是滿文，以康熙時期誕生的朱批奏摺來看，與八旗、邊疆事務有關的議題通常會以滿文書寫，但這是否表示滿人有意隔絕漢人參與上述相關事務？不盡然。清廷早年重用旗人，而旗人大多不會漢語，又不必參加科舉，所以一旦外放為官，除非請專人代筆，否則皆只能以滿文撰寫奏摺。然而雍正之後情勢逐漸逆轉，旗人的漢文程度逐漸上升，滿文程度卻急遽下降，而且一去不復返，於是內地議題的奏摺幾乎全成了漢文的天下，邊疆議題雖還是以滿文為主，但也不得不與漢文和平相處。因此滿漢文之分，往往不是為了隔離議題，而是受限於撰寫者的語言能力，但這其實也不妨國家運作，畢竟許多旗人入仕「筆帖式」，滿漢奏章的互譯本就是常態。
新清史的領軍人物歐立德雖然不同意「滿人漢化」的論述，但他自己也認為，漢文化內容豐富、歷史悠久，對滿人有著極大的吸引力，一旦滿人進入漢文化圈，就會想留在裡面，成為漢文化的一部份，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且清朝建國以來便一直如此，但他還是認為使用「涵化」（Acculturation）會恰當一點，因為即便滿人忘了自己的傳統，也不見得會改變自己的認同。然而這正是問題所在，當一群人連母語都忘了，生活習慣也與「異族」無所差別，維繫其認同的機制究竟是什麼？當然肯定還是有相關機制在作用，但企圖利用滿文檔案來佐證這件事，卻往往只能適得其反。例如清朝的正式國號 （Daicing Gurun，源於蒙古語，意指戰士國，漢語譯為大清國），歐立德認為漢人覺得「大清」二字聽來吉祥，但滿人與蒙古人聽了「大清」二字則會熱血沸騰，歐立德進一步說，如果只讀漢文史料就無法看到清朝的這一面。然而歐立德似乎忘了，「大清國」雖是正式國號，但它在滿文檔案中的使用率卻遠低於另一個順治年間就有的詞彙： （Dulimbai Gurun，意為中國），康熙遺詔的滿文原本、尼布楚條約滿文版以及其他諸多文獻中，講到國名用的都是「中國」這個字，而非「大清國」；另外帝王的稱謂也是另一個觀察的重點，康熙遺詔滿文原本中，康熙的稱謂用了 （xôwangdi）這個字，即由滿文音譯漢文「皇帝」而成的新字，而非內亞民族傳統慣用的「汗」（ xan），如果真要字字計較，這豈不成了滿人逐漸流失內亞性的證據？清代的滿人認同當然值得研究，但若只是隨意挑一個滿文字詞來探討，不免捨本逐末，更有先射箭再畫靶之嫌，這大概也解釋了為何新清史學者們在非漢語文獻的引述上，往往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歐立德最後也承認滿文檔案的重要性在於「能把我們帶回當時的語境中」以及「有些檔案尚未譯成漢文時，你可以先睹為快」，而非他們一開始訴諸的「挖出被漢文檔案遮掩的秘密」、「可以更加體現大清帝國的非中國性」。
去中國中心？
其實從宣稱非漢文史料至關重要這點來看，就能發現新清史的不確定性與嘗試性，以致於許多早年的論述到現在都必須轉彎，或因學者看法不同而分崩離析，例如新清史學者們的第二個「新穎」之處：「開展去漢人中心視角的歷史敘述」。
其實早在新清史之前，這就是內亞研究與滿學研究的傳統精神，甚至研究隋唐的陳寅恪先生也早就在相關著作中強調過「關隴集團」與「涼州文化」在唐朝的主導地位。但新清史的學者們之所以覺得自己「新」，正是因為他們不從內亞、清史或滿學研究的角度來論述自己，而是從中國研究這個角度，這就是為何他們看似研究內亞，卻幾乎不與內亞學界對話；也是為何新清史的文章幾乎不曾上過任何一個內亞研究的主流刊物，卻偶爾會成為其批評的對象。
如果以美國學界的中國研究這個角度來看，新清史確實有些新處，也就是其企圖從清朝這個朝代提取中國的「帝國」、「內亞」、「族群」元素，來解釋明清以降的中國史，並分析、預測中國今後的發展，這或許可視為美國中國研究的一支內亞族群轉向，只是如此一來會引發什麼爭議，也就可想而知了。首先是用族群理論來分析中國史並擴並政治現勢，當然引發兩岸學者的滔天批評，也讓自己同室操戈，例如濮德培就曾表示「中國的合法領土其實只有漢地18省（China Proper）」、米華健也說「清代之前中國根本管不到新疆，新疆怎麼會是中國的合法領土」，這些論述當然不犯法，但依照這種邏輯與標準，新墨西哥州、夏威夷跟阿拉斯加也不該是美國的合法領土；另外為了讓自己的論點站得住腳，不免有讓民族主義列車超趕歷史進程之嫌，例如雖被歸為新清史陣營一員、卻始終不願承認的柯嬌燕就批評歐立德創造了一種「滿族民族主義」，柯嬌燕認為清朝建立時，「滿族」意識根本還沒誕生，旗民之分大過滿漢之別，並認為「滿人中心論」在天下秩序中其實不扮演任何角色；另外歐立德也被濮德培批評過於放大滿人的角色，從而忽略了蒙古人在清史中的重要性。
另一個較大的爭議，則是新清史學者在訴諸清朝內亞性的同時，逐漸政治化內亞，最後就成了用大內亞主義來取代大中國主義，失去了原先去中心的反霸初衷。內亞本來只是地理概念，卻在他們的論述中逐漸上升為文化概念、政治概念，最後儼然成了國家概念，故新清史認為清朝是中國史的重要斷點、突變點，因為他們視角內的「傳統中國」只有宋明兩朝，其他全為內亞中心的延伸，這自然也引來中外學者批其「矯枉過正」。但這也是過去的事了，歐立德近來提出，「清朝並非中國史的特例，融合－衝突本就是中國歷史上常見的現象，元、遼、金、明皆為如此」的論述，這其實已與中國主流歷史敘事相去不遠。歐立德的轉向其實也體現在其新書《皇帝亦凡人》中，除去滿漢有別、強調乾隆滿州認同的部分，整本書論述下的中國史，其實跟傳統的描述相去不大。
由上述的辯論與發展可看出，新清史其實是個剛剛起步、正不斷調整論述與研究方向的「學友群」，但認同自己是其中一員的學者其實少於外界歸納的數量。另外它雖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分支，但其實並未獲得西方主流內亞、滿學、清史研究界的重視，最大的聽眾群，還是在兩岸。
台灣的新清史熱
新清史能開始在台灣的非學術界流傳，主要原因還是出版界的推行、公知的宣傳與反中情緒的發酵。放眼台灣社會，反中不僅是種政治正確，也隱然成了國策。為了證成中共對台灣不具統治正當性，知識界開始了一波解構中國的熱潮，早年最常用的就是新疆與西藏議題，人人一提到這兩個地方，說的都是「中共殖民地」、「中國非法侵略而來」的論述，然而因為新疆研究與西藏研究的門檻都很高，許多人的資訊來源不是西方記者寫的騙錢書，就是網路上諸多無法查證的報導，因此出現了許多相當反智的論述，連盛世才、蘇聯歸化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關鍵字都不知道，就能自稱新疆專家。這些人並非真正關心新疆與西藏，而是因「成為中國人」、「被中共統治」的焦慮在心中竄動，只好移情到一個他們認為可以同病相憐的對象上，其實說穿了不過是消費他人的苦難，好遂行自己的道德表態罷了，當然如果能趁機業配一些文化商品，還能累積點虛名及資本。
即便近年來西方記者也有些新觀察，例如《躁動的新疆》這本書，作者雖然在歷史與語言知識上有些謬誤，但其批判中共治疆失據之餘，也批評了東突厥斯坦獨立組織誇大維吾爾人的苦難、偽造維吾爾人的歷史，最終其實只會傷害維吾爾人，並強調西方媒體將新疆報導為極度動亂的地區是有失偏頗的，更以自己親訪新疆的經歷，提出「新疆是個伊斯蘭氣息濃厚的地方，到處都是清真寺與聖墓，禮拜風氣極盛，與西方媒體所報導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壓制伊斯蘭的論述完全不合，令人驚訝」等心得，都是西方記者中極難能可貴的看法，但出版社依舊以傳統新疆議題的形式來包裝宣傳，在封面與封底的文字中大肆批判中共，忽視作者的新看法，還強調「台灣應該要借鏡」；翻譯方面則找了一位有號稱有1/4維吾爾血統的譯者，但成品卻慘不忍睹，除了文句不通順、帶有英文原文的痕跡外，更將許多約定俗成的專有名詞譯法砍掉重練，例如把「熱比婭」譯成「卡德爾」（熱比婭全名為熱比婭·卡德爾）；另外此書明明處理新疆議題，出版社卻找了一位清代蒙古研究者來寫序，結果可想而知，既無法點出此書的特殊之處，也無法糾正其中的知識謬誤。但這樣的賣書方式卻能引起熱議，進而讓出版社名利雙收。
新清史在台灣就跟《躁動的新疆》一樣，被出版社一廂情願的商業化包裝，即便。台灣的第一本新清史出版品是歐立德的《皇帝亦凡人》，雖非所謂「新清史四書」，卻也是歐立德的最新力作，而且是逐漸向傳統中國史敘事靠攏的新作。然而出版社打書的方式雖比新疆議題優雅，卻還是相當膚淺，以至於寫出這種文宣還能臉不紅氣不喘：
「傳統的清史研究限於漢文文獻，都把滿清化約為一中國王朝。歐立德精通滿文，試圖跳出漢人中心觀，從滿洲人的角度審視這段歷史」
新清史學者書中的滿文史料，全是傳統清史研究者不眠不休考據開發出來的，如今竟能張冠李戴，既罔顧新清史本身的轉向與分歧，更無視前人在清史研究上的貢獻與多元脈絡。
後該出版社又出版了羅友枝的《最後的皇族》，打書方式還是一成不變，只是更加浮誇：
「20世紀漢民族主義者對中國歷史的詮釋」 vs. 來自新清史的反擊
「把大清視為古代中國邁向近代國家的一個階段的觀點，是中華民族主義的奇特思想，不符合大清統治者的真實樣貌。清的統治模式不是民族國家，統治目標也不是建構一個單一民族認同，而是允許多元文化在一個鬆散的帝國之內共存。」
上述的宣傳詞不僅存在知識性謬誤，更反射了出版社對清史研究現況的詭異想像，把新清史自己都修正過的論述再拿出來冷飯重炒。然而優點就是打書戰略十分精準，知道要怎麼寫才不會太露骨，既能服務到反中情緒的市場，也能體現自己的格調。
新清史肇基之初，曾有許多充滿雄心壯志的構想，但隨著研究的推進，曾經激進的口號發生了變化；曾經立場鮮明的學者們逐漸分道揚鑣。歐立德基本上認同並接受了許多傳統中國史的觀點；米華健與濮德培的立場依舊強硬；柯嬌燕則否認自己是新清史的一員（雖然大家都這麼說）。新清史看似想以清朝為方法來解構中國史，但最終彷彿只解構了自己的「學友群」，然而它的反抗精神卻不會因此消亡，並將永遠活在台灣的反中市場裡。即便位處邊緣，只要能為反中情緒服務，你就是主流；就算還在摸索方向，只要能為出版社引來流量，我們就能幫你定位立場；縱使千里孤墳，只要有其價值，也能引人助你借屍還魂。
原文發表於2019年3月3日《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