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民族主义（Nationalism）通常是指认同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旨在追求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兴盛。1983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作者，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即不是民族产生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首先，民族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即使是最小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只是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其次，民族必然是有限的，因为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也不可能囊括所有人类，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却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

      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国家和家园的依恋感，是一种基于自主价值判断的个人美德，而民族主义的情感表述是：“即便我的国家会犯错，但在情感上，不论国家对错，她依旧是我的国家”，虽然爱国主义在本质上脱胎于民族主义，但是两者却存在本质差别，民族主义往往比爱国主义更加盲目、非理性，因此民族主义在实践中往往会表现出反应过度、矫枉过正、立场大于事实的现象，比如这样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言论：“在国家和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有什么资格谈科学和事实。”

     这种观点可以解释近年来在国内出现的各种奇葩新闻，比如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和服事件：2010年10月，一位成都女孩穿着一套汉服在春熙路附近的餐馆就餐时，突然遭遇一群大学生围攻，要求她脱下她穿的“和服”并当场烧掉，威逼下她不得不在公共场所脱下汉服，最后靠朋友借来的衣服才得以离开现场；2019年3月，两名游客因为被认为穿着和服和木屐进入武汉大学赏樱，而与拒绝他们进入校园的保安产生肢体冲突；2020年10月，一对情侣穿着和服在西湖旁边就着美丽的风景拍照，结果遭遇到一位大妈的“教育”：现在的年轻人不该穿日本的衣服走在街上；2021年12月，浙江嘉兴一位茶艺馆店长由于兼职做网店模特的需要，穿和服前往相关店铺拍摄，却被网友举报称其在国家公祭日穿和服上街，最后被警方进行批评教育，虽然她并不知道这一天是国家公祭日，但还是被迫表态自己认识到了“错误”，表示非常抱歉。

     民族是我们想象力想象出来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回过头来又限制住了我们的想象力。对国人穿和服如此义愤填膺的这部分人，首先恐怕并不知道自己生活中使用的各种电子设备、汽车部件、生活用品很多产自日本，或者他们即使明知自己所使用的东西很多来自日本，自己爱看日本的动漫、综艺、影片、剧集，却依然心安理得地参与到对穿和服人士的霸凌狂欢之中；其次，无知到分不清汉服与和服差别的他们也并不知道，和服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吴服改造而来的，而木屐则是由中国古人自己发明的，中国古人穿木屐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非要认为和服与木屐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是外来事物，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无知，也是对中华文化的背叛。最后，这些人思想观念的边界被自己所属民族的身份所严重限制，他们不仅无法形成思想上的国际视野和文化上的包容心态，甚至还要主动把自己锁进一个民族主义织就的信息茧房，拒绝自己民族之外的优秀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与发展成果，成为一群极端排外、目空一切、不思进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宗教共同体（Religious Community）靠信仰维系，王朝（Dynastic Realm）共同体靠血缘维系，民族（Nation）共同体则是靠语言维系，事实上民族这个概念直到18世纪才逐渐成型，且直到1789年《人权宣言》颁布后，Nation一词才第一次具备了今天其所代表所有的政治性意味。 自此以后，在反侵略战争、反殖民主义等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民族主义确实能够将特定的人群团结起来渡过危机，但民族主义也往往同时是培养战争贩子的温床，并培养了如希特勒这样利用民族主义发动战争的战争狂魔。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逆全球化、对抗普世价值的，更进一步来说，极端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是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在实践上则是极端排外、目空一切的，它将本民族的文化、政治地位凌驾于其他任何民族之上，认为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政治体制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为了维护这个民族，极端民族主义者可以牺牲一切，也正因此，他们会把国家和民族置于道德、科学与事实之上，以服务国家利益为至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讲任何道德底线，任意屠戮其他民族，尽管这些极端行为最终都会得到科学与事实的反杀和教育，但这种反杀和教育是以绑架整个国家的人民做出痛苦牺牲的方式来实现的，在纳粹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狂热毁灭自己的帝国以前，极端民族主义者们绝对不会停下为了想象中的民族牺牲一切的脚步。

     极端民族主义者也往往会将对本国政府的批评意见解释为境外敌对势力对本民族或国家的抹黑，他们总是能将这个社会的任何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中外矛盾，把所有对这个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人称为公知，并进行污名化，污蔑他们是境外势力赞助的敌对分子、恨国党、汉奸。

     不可否认，公知中的确有一些对外国缺乏了解的人，他们缺乏对事实的考证能力，一味夸大外国的优点，放大中国的缺点，其中有些还会造谣传谣，对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揭露和打击，其中有不少其实早已倒掉。但这是一个人群中不可避免会存在的人，正如粉红群体中也同样存在一些对外国缺乏了解的人，他们同样缺乏对事实的考证能力，一味夸大中国的优点，放大外国的缺点，其中有些也会造谣传谣，对这样的人我们也必须揭露和打击，对公知群体和粉红群体任何一方的双标处理都是不可接受的。

      当然，民众最关心的其实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比如社保福利、8小时工作制、劳动者权益、生育自由、购置房产、教育公平、医疗保障、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嫖宿幼女罪等等，这些才是普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事实上过去也有相当多的学者、作家、律师是在为民众发声、提供法律援助、为民众争取这些民生权益的，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是希望中国变得更好、社会制度变得更合理的，他们是可以成为这个社会进步、改良的推力的，我们要做的是利用好他们，而不是本能地反对他们、封杀他们，说他们是境外势力资助的恨国党与汉奸，简单地把这个群体污名化和全盘否定，不区分其中的善与恶、对与错、好与坏，是极端和一刀切的，将他们彻底封杀的结果就是让原本就羸弱的公民力量更加虚弱，没有人再敢发出一点与官方不一样的声音，这些相应的民生权益也就不会再有人去为广大的民众奔走呼号。如果我们不专注于解决问题，而只专注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个社会就会逐渐失去进步与改良的能力。特别是到了今天，连一向善于叼盘的胡锡进都要被打成公知了，这对一个需要多元声音的社会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来定义我们的存在，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地丰富与扩展这个民族的内涵与边界，中华民族的文化，一直是一种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包容其他民族文化存在的文化，从开辟丝绸之路与西方进行商品交流、文化传播开始，到玄奘历尽艰辛西行求法普度众生，到历代不断融合少数民族扩大中华民族的边界，到近代以来大量引入欧美的现代生活方式，以至于后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所谓的传统文化早已不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内涵，所谓的传统文化也早已不再纯粹单一，而是一个融合了大量外来文化的文化集合体，这也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气磅礴、丰富多彩、海纳百川、多元包容，我们应该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养料，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文化选择，不再囿于门户之见、华夷之辨，融合自己民族之外的优秀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与发展成果为本民族所用，这样我们才能建成一个真正强大、充满自信的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