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的海外武汉人：在歧视中抗疫，在异乡里焦虑

我们是身在海外的武汉孩子

从十二月末纷飞的网络“谣言”，到三月的此刻。这场人祸天灾猝不及防，让我们饱受煎熬。夺走了几千人的生命，也侵入每个人的安宁生活。

一些在海外的湖北人，眼睁睁看着家乡成为疫情爆发的中心：亲友们或被隔离足不出户，或为物资紧缺恐慌；或战斗在一线，日夜不得眠；或复工遥遥无期，无奈继续这漫长的等待；更多人接受了疫情下的生活常态，甚至学会了沉默，接受了我们在死亡面前的渺小和无处可逃。

与家乡相隔万里，他们不是什么幸存者。

焦虑，担心，无力，悲愤，行动，怀念… 

下面，是一些记录。

撰文/ 罗克兰

编辑/ 豌豆、冰菓

本文于3月11日首发于公众号【冰豆呐喊】ID:icepeascream

【壹】旁观家乡风暴 无人能置身事外

“当时是他们的半夜，我的下午。”

陶冶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研究生毕业后在亚特兰大工作，十二月初的时候刚回家过了一个感恩节假期。当看到武汉即将被封城的消息那一刻，她猛然意识到事情已经那么严重，真实感、无力感、带着乡土情怀的难受一下涌来。她没有觉得封城这个举措有多不应该，如果封锁了武汉能阻止病毒在其他城市蔓延，可能反倒是一种安慰。

十二月末，新型冠状病毒消息开始冒头的时候，距离加重了陶冶的不安和焦虑感，她提醒家里人做好防范措施，找一些可以买到口罩和消毒湿巾的渠道。但其实谁都不知道真实情况，家里人听着劝说抢起了口罩、一边策划着年夜饭，时不时还会转发一些段子，挺乐观的。

封城之后，一切都不是很明朗，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不了解什么样的防护措施才最安全，每天与家里人的对话就是叮嘱他们不要出门不要拜年。陶冶的家里人有的要去公司值班、去医院待命，两边都开始报喜不报忧，不安却是与日俱增。

听到新闻视频里的武汉话，熟悉的地名和乡音，陶冶的心就一阵阵发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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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最后一天，林聆还在武汉。她家住在金银潭。那天她坐上地铁，去跟朋友聚餐跨年，途径华南海鲜市场。路上刷着手机上的新闻，看到武汉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让她想起一些民间之前的传闻。她出站后给自己买了口罩，发现街上有挺多人都戴着口罩，商场人依旧很多，跨年的氛围似乎丝毫没有被影响。

跨到了2020，新的十年的开头，人们总期盼着有好的开始。当整座城市还浸淫在充满希望的烟火气中，疫情的迹象如叶片落下，掷地无声，然后迎来了一场没有终点的寒冬。

一月初飞往法国的时候，关于“不明肺炎”的报道一度销声匿迹，市民们都开始放松警惕。林聆直至上飞机都戴着口罩，也不免怀疑是自己过度恐慌。

岂料离开武汉没多久，铺天盖地的消息就来了。她的生活轨迹变成了，每天睁眼就查看更新的数据，确认家里人的安全，一整天都在密切关注新闻报道和各种微信群里的消息，完全不能专注在工作上。

武汉被封锁了，不仅外部，内部也是。政策不停在变。公共交通甚至是私家车也被禁止通行了一段时间。

林聆的父亲有尿毒症，每周都要去协和做透析，而这条禁令直接阻断了通向医院的路。家人找居委会反映，社区里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们需要定期去医院拿药。看到有老人因此跳楼自杀的新闻，她非常害怕。后来有些一刀切、完全不合理的条例取消了，父亲虽然能照旧到医院看诊，却也担心去医院会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她每天跟家里人通电话，反而是父亲在安慰她，说，不要紧的，别担心，发热门诊在另一栋大楼。

前几天跟父亲通话的时候，他正好在病房。他几句话告诉林聆说病房里有一例疑似感染，其他病人也都去做了CT和核酸检测，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父亲的心态听上去还不错，又像是那种坦然接受一切可能性的态度。后来，她登上家里共用的淘宝账号，发现父母用了线上问诊，给义诊的医生发了CT片子。好在父亲身体虽然虚弱，但没有感染。

她远在巴黎，身边的中国人圈子里出现了恐慌情绪，大家开始未雨绸缪。她完全顾不上自己，家人正在直接受到这场疫情的冲击。

病毒的阴影一点点侵蚀着她的生活，一开始是新闻，然后是朋友告诉她说邻居家三口都感染死亡，再后来是从前的同学和同事发消息过来说“我们家需要帮助”。林聆对新闻上的数字逐渐麻木了，曾经在自己身边鲜活的一条条生命，都变成“疑似感染”、“新增病例”、“累计死亡”的数字。

【贰】无力中持续努力 异乡里守护家乡

“无力感，是这次灾难降临在家乡后横亘胸间的唯一知觉。” 雨舟在日志里这样写。

他在一月中旬被单位临时通知外派到了伦敦，没能按计划回武汉过春节。

老家朋友的微信群慢慢地就变成了一个沟通各种信息的渠道。源源不断的信息涌来，各方观点杂乱分陈，愈加分裂。希望与信任都有，愤怒和失望都有。

现在，他不用再跟朋友多介绍武汉了，“Wuhan”这个城市众人皆知，后面总是挂着一个“Coronavirus”。 

危机来临的时候，最深刻地意识到个人力量的微薄。雨舟在英国买了口罩想寄给在武汉隔离的家人，而实际上包裹过了海关后，因为城市的封锁，很难完成最后一段的配送。和很多身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他想为家乡做点什么，而最大的问题是，“我能做点什么呢？”

”官方的消息就一定比民间的更可信吗？为什么民间的消息就是未证实的谣言，官方放出来的消息就是辟谣？”林聆质疑这个逻辑。

疫情初期的救治不及时、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令陶冶很痛心，这跟平日里官方的“丰功伟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就好像拥有十八般武艺，在战场上却只使出了两成功力。” 

在募捐上，比起官方的捐赠渠道，他们更相信校友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雨舟最后选择通过韩红慈善基金会进行捐赠，林聆参加了武大校友会和其他校友网络发起的募捐活动，陶冶成为了 NGO Medshare 的志愿者，帮助做了清点物资的工作。

在意大利米兰的唐行发起了留学生募捐活动，联系了国内的 “燃灯计划” 实现物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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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行来自十堰，一个被称作东方底特律的湖北城市。他在意大利读书，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初见疫情消息时候，意大利还没有出现任何危急情况，几个朋友提前取消了年夜饭计划。这种接收到的信息和身边实际环境的差异使很多地方的华人群体中很早就出现了恐慌。

除夕过后，国内的情况直转急下。一线的医务人员公开向社会寻求捐赠。意大利的华商和华人留学生自发开始了采购物资和募集资金的活动。

半个月的时间，唐行的工作组筹集到的所有币种合计近 7 万人民币。由于境外物资的采购和运输耗时较久，唐行的组织选择了国内的“燃灯计划”，一个公益的慈善信息匹配平台，合作进行认捐。把两批物资送到了湖北省除武汉外的城市乡镇的医疗机构，并及时公示了捐赠物品的数额。比起省会城市，这些地方受到的关注比较少，在医疗资源上得不到倾斜调配，处在紧缺境地。

昨日，意大利当地的疫情出现了大规模爆发，宣布封国。截至目前，已公告10149例确诊，631例死亡。当地出现了抢购潮，包括口罩在内的各种医疗物资出现短缺。唐行的工作组在意大利采购、计划运回武汉的第三批1500枚医用口罩，他们最后选择免费向米兰地区发放。

【叄】外国人歧视中国人 中国人歧视武汉人

雨舟有一天晚上去餐厅，隔壁的小孩一看见他，嘴里嘟囔着脏话就跑了。为什么？是基于对疾病的恐惧吗？是排华情绪吗？他从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近期发生的一些辱华事件，一些中国人在戴上口罩前因为担心别人眼光而犹豫。亲身经历来说，他身边的人大多数还是友善的。

唐行说起他的中国朋友去超市买东西，店里搞活动，满了10块钱就送一个小公仔。收银员看他不喜欢，便多送了几个，并跟他说了声加油。

但是在意大利，的确出现了几例针对华人的恶性事件。甚至威尼托大区主席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表述，中国为病毒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他们"活吃老鼠，而"我们"经常洗手和洗澡，用冰箱保存食物。

在巴黎的林聆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刚入职的公司里，大多是通情达理的年轻人，对于疫情几乎都是向她表示关心。老板看她入职信息上的出生地址，主动问起她家里人的情况。她的感受是，巴黎的亚裔面孔很多，人们把国家和种族分得很清楚，亚裔面孔和中国人并不能画上等号。 也有朋友带着口罩在路上走，路人看到拔腿就跑。

在国内，身份证42开头的湖北户籍却遭遇了歧视。雨舟的父亲在北京工作，春节假期回到武汉不久后，就因封城留在武汉。之后他接到了北京社区的电话，问他在不在北京，在北京的话就不要出门，不在北京的话就不要回来。

“这有什么道理？他们又是怎么知道所有户籍信息的？”雨舟也担心，疫情过去之后，"湖北人"会不会形成一个污蔑性的称呼？

海外的疫情开始蔓延。

而歧视，更如猛兽一般。

【肆】看看外国 想想中国

这些天，身在伦敦的宋佳开始思考，是否该跳出熟知的中国语境，重新审视其他国家对疫情的反应机制和作为？

她看著英国一条"一位议员提议将海德公园作为停尸处"的新闻，硬生生被国内营销号渲染成了英国对疫情的唯一作为。宋佳简单翻阅了英国的主流媒体，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已占据头条近两个月，在2月底英国出现首例不知传染源的病例后，英国政府随即举行了在国家重大或紧急情况下召开的内阁会议，并于3月3号出台了长达28页的"新冠肺炎行动计划" - "Coronavirus (COVID-19) action plan" ，作为抗疫行动指导。

宋佳每天花大量时间关注国内、外的报道，发现英国境内还没有病例时，国家防疫风险已调至中级；境内病例超过50例时，风险调至最高。宋佳不禁回想，国内病例超过50例时，官方做了什么呢？

说到这里，她感到有些愤怒，内心充满质疑：

前阵子英国新闻"卫生部表示80%英国人口可能会被感染"被中国网友大规模吐槽说引发恐慌，然而这样的作法，比起国内的"可防可控"，哪个更利于普通民众的自我防护？

比起英国自曝短处、诚实地说出"某地暂时只有15张病床可供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国内不断强调"为了医治新冠病人而牺牲所有其他病人"，真的就比较优越吗？

影响中国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字，除了防控效力，是不是也还有报道的真实透明程度、检测效率、确诊标准以及为避免造成负面影响的权衡？

和所有身在海外的同胞一样，宋佳忧虑着祖国的现状，也希望自己在外能受到尊重，能被平等对待。但她更希望，国家可以坦率承认问题，用开放的态度、理性地讨论问题，比消灭负面声音和片面强调优势，更能得到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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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身在海外的中国人们，与我们同样心系疫情、同样焦虑与担忧。但也正因他们离暴风圈遥远，也许更能看清疫情背后的本质，是信息的紊乱让人无所适从；是中国人对武汉人的歧视与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无异；是国外的防控机制不该沦为国人的展示“优越”的笑柄；也是自身在国外真切的无力。

陶冶说，她只想等疫情结束，回武汉，和家人在一起。

但这场疫情也许在中国即将结束，却正在世界各地烽火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