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艺术应该是辛辣的｜接力访问019 张涵露
文｜楊櫻
2015 年初那阵子，张涵露和很多从纽约回到上海的人一样，把工作的未知都看成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可能性。身边年轻的艺术家做的事情让她觉得有趣，整个行业也没有什么既定之规，一切都才刚刚开始。这一切把铁板一块的纽约甩在了身后，她还记得自己硕士毕业之后去求职，身边人都要做三份实习才能获得正式工作机会，要成为一名正式的策展人，得先从助理策展人开始，再到副策展，一步一步，“还要一直 social，才能做到想做的事情”。
只要是想做事，这种向往就很容易理解，在这一点上，政治改革和职业发展都没什么区别。当时的上海也是雄心勃勃。当代艺术的话语高地从来都在北京，但上海希望从上至下调动资源，基础设施先行，以优惠条件让美术馆和艺术空间填满新开发的黄浦江西岸等区域，就此提升整个西岸的地块价值。不过这种房地产开发思路速度过快，张涵露说她没发现太多真正有吸引力的展览，空降的知名展览门票高昂，水平却一般，和本地也缺乏联系。“内容就这么多，突然这么多空间、这么多展览要填，东西就会变得很虚无、很空。”
此时大约已经到了 2020 年前夕，作为独立策展人的张涵露已经具备相当的行业经验，也透过行业经验看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和不想做的事情。
她固然不想做空虚的展览，但是也拒绝跟随一种潮流。“当代艺术的问题可能是会脱离现实，就是变得越来越玄究——其实（要不要这样）完全是看（策展人）个人意愿——变得自说自话，普通大众完全不感兴趣。”
张涵露想要做的不是吸引大众注意力，而是以艺术作为方法，回应当代社会问题。切中社会议题必然会引发公众的思考和关注，但关注本身有不同类型。张涵露并不是喜欢制造噱头的人，她只不过是想用策展人快速学习并掌握某种知识框架的能力，让大家看到一些她认为应该看到的问题。
她曾经把黔桂交界的侗家音乐带到美术馆，作品是一部叫做《甫求工》的侗戏。这不是什么少数民族文化表演，戏班的成员都是在珠三角打工的侗族人，来自肇庆市金利市，在打工之余自组戏班，大家聚在一起唱歌唱戏。有些乡人开了厂，也会把场地让出给大家唱戏。这就好像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里的镶嵌方式，遗忘在祭祀庆典、迎宾宴席和恋爱交友时的对歌，渗透到了工厂劳作的闲余，甚至是彼此的微信群和 QQ 群里。就好像《甫求工》的内容，传统的侗族歌词变成了打工者都会经历的欲望、承诺和别离，这也是 19 世纪至今这种传统歌唱的现代演变。
张涵露在这个活动背后的工作方式，就是拜访这些侗族工人，观察他们在生活中的创作状态，大概用半年的时间拍摄了一部纪录短片。这场在广州时代美术馆进行的表演是长时间调研和相处的成果，到了现场，还需要辅助布置更多物料说明他们的工作场景，安排翻译，并邀请媒体报道。
“虽然他们这么有文化特点，但是在工业区，他们是一个完全不可见的状态，而且剧他们说，侗族人口在镇上已经过半。很多人可能 1990 年代、2000 年代就过去，老乡带老乡。产业工人里特别常见的现象，好多代工人已经形成了文化积淀。”张涵露说，“我希望通过这个事件把城乡流动的过程中人们自己的表达呈现出来。围绕乡村的讨论里面，无论是关切还是消费，都容易进入观看他者的角度，他们自己的声音经常被抹去。”
在侗族工人戏班这样的活动里，张涵露放大的不是所谓的传统，而是时间。“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固定词组已经耳熟能详，但其中的社会变革，尤其是文化层面的影响，探讨得却远远不够。这些山地出来到沿海地区工作的人的生命历程，可以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提供多元的叙事。这某种程度上也是祛魅，因为这样的侗族戏班在日常里是辛苦的打工人，可能也是官方旅游节目里穿着五彩民族服装的表演者，他们有不同的身份面向，是复杂的人。
“我觉得中国其实是一个艺术创作热土，这里问题太多太直接了，艺术可以对此作很多灵活的表达；但就像很多事情一样，我们对艺术的理解非常单一。那种很“高大上”、脱离现实的展览，大家理解这才叫艺术。市场又是一个那么大的力量， 这么大的诱惑，很多东西容易变成形式高大上的无聊表达，普通人对艺术的这种理解力很容易被这种主流形式引导，因而对真正回应现实的艺术产生兴趣的机缘就少了很多。”
她对艺术应当做什么有辛辣的立场。“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类似叫‘吃你的饭、砸你的锅。’我挺认同的。”
“当代艺术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本身保持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体系的审视和批判，它是‘另类’的，但它又无法脱离主流社会运作。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在其内部形成一种逻辑自洽，我们称之为艺术的自主性，它不符合其他大部分领域的逻辑，比如经济发展、商业价值最大化等，它天然就是例外。艺术就应该获得公共层面的资源，生产有批判性的内容，这一点都不矛盾，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嘛。只不过这一点我们这似乎还难以接受。”
介入社会现实的兴趣，把张涵露带到了广州。她也第一次短暂（其实也有两年）告别了独立策展人的身份，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主持一个叫“社区实验室”的部门。这份工作从 2020 年开始，到 2022 年结束。这段在广州生活的经历，也让张涵露意识到了上海和广州对艺术家而言最大的差别：生活成本。
“对年轻艺术家来说，上海那么贵，要租个房子维持自己的创作，就得找个工作，但你找了工作以后，你可能又搞不了创作了。要用艺术来生活下来的话可能他们就不得进入艺术市场，开始适应市场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用某些妥协和适应去置换生存的条件。
我们聊到上海对当代艺术的消费——上海是个热衷谈论艺术的城市，只不过它更希望艺术帮助提携消费市场。即便做了这么多年策展人，张涵露还是为街道这样的组织成为艺术驱动者感到惊讶。被认为成果斐然的长宁区愚园路街道，把愚园路上几个巷子口、差不多是两三个保安休息室大小的空间布置成了名为“故事商店”的艺术陈列室，里面放置了照片、手工玩偶和绘画之类的作品，作为城市风貌、历史文化等等元素的宣传。
这或许是街道组织者对艺术的理解。但是在张涵露看来，公共资金支持艺术固然不错，但是它并不展示真正有公共性的艺术，而往往只是利用当代艺术推动街区士绅化和“精神文明”治理。此时的当代艺术变成了宣传或者是消费的媒介，它的最终目的，是吸引人流打卡，提升地块的知名度。相对社会议题的探讨，这是一种顺从和宣传——同样是艺术最常见的应用之一。
时代美术馆给了张涵露足够的空间，她发起的项目甚至不必然发生在美术馆里，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不过这种理想状态在 2022 年走到尾声。由民营地产全资运营的时代美术馆因为财务紧张，暂停了展厅项目。张涵露回到了独立策展人的身份，但依然沿用了“社区实验室”这个名称，自己和一个策展助理开始独立做项目。
她的效率够高。到我们见面的时候，也就是 2022 年底，第一个项目已经顺利完成并在媒体上露出。这个艺术项目相当有趣，叫做《澳大利亚：陪审团》。
这是“社区实验室”和艺术家刘伟伟的一次合作，形式是在上海召集 12 个普通市民，模拟陪审团制度进行一次公众评议。议题脱胎于真实事件：一个普通的山东工人想移民。他的生活中有种种负担和障碍，但他就是觉得“国外更自由”。裁决的核心，是此人是应当移民澳大利亚，还是留在中国生活。
项目分为陪审员面试、庭审和陪审员会议三个阶段，陪审员的招募、筛选到组建及最后讨论裁决，都参照了普通法系下陪审团制度的部分方式与程序。12 位陪审员是从二十多位公开报名的志愿者里筛选出来的，他们身份各异，从行业到年龄，唯一共同点是对公共讨论的热情。这 12 人“争论跌宕起伏，话题不断流转，讨论的焦点从司法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延伸到关涉个体的家庭、性别和亲密关系；继而涵盖到更为宏大的社会家国关系，又转向对知识权力的讨论……”
上面这段话来自“社区实验室”的整理，发表在《澎湃新闻》的“市政厅”栏目。《澳大利亚：陪审团》的初衷之一，“是想看看现在还有没有理性地、公正地进行一次公共讨论的可能性”。而面试的筛选机制，除了平衡职业、年龄、性别以外，则是看志愿者“能不能主动并相对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否能做到中立。”
最后陪审团没有达成一致结论——这也是一种结果。于当事人没有实质结论，但作为艺术项目，“或许已经充分证明了社会公民进行公众议事和平等对话的能力”。
要进行类似的项目，张涵露当然面临资金压力，不过她不是特别紧张。“你只能本着信念和盲目的信心。”她也会准备做一些筹款，其实相比形式高级的展览，这种基于在地调研和创作者实地生活观察的策展准备花费并不多，而且张涵露也并没有抱有功利性的预期。
“我最终想要推动某种改变，但是我同意，艺术它如果有什么效用的话，肯定不是一个马上见效的东西。”
她兴奋地谈起现在运作的迷你机构，“它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实践，就是没有一个固定场所，你不必绑定在某一个可见的东西上面。”更具挑战性，当然也更灵活自由。
Q：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稍微展开讲讲？
A：最近“社区实验室”和艺术机构“黄边站”一起，举办了乌克兰小组 Open Group 的展览“我们在你之中”，在广州。
Q：你觉得它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或者是你之前没体验过的？
A：有一天我收到了认为这个展览“先锋”和“保守”两个彻底相反的评论，我觉得很有趣，这也是我做策展人以及做“社区实验室”面对的充满矛盾的现实。觉得“先锋”的是来自深圳的两位朋友，ta 们觉得这样坐落在社区里面、独立和小成本、议题性的展览很酷，是 ta 们之前不太见到的形式。而说展览“保守”的是一位艺术家朋友，ta 认为这种小空间的展览“适合展示一些能改造空间实用价值的作品，而不是作品陈列展示”，因为 Open Group 的创作大多为在地的和无形的，所以展览的确很大程度上是文献性和陈列性，我能理解 ta 为什么这样说。Ta 还想了一个方案：在中国找一帮俄罗斯人来提他们小组布展，布展过程就是你们的展览。布展完成展览结束——我们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Q：做这个展览的困难在哪里？
A：Open Group 的作品不仅有议题性，我们这次还特地选择了几件与战争有关的作品。但同时，他们是对于艺术史和当代艺术语言都有很多深刻思考的艺术家。我想展他们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能够同时与时事/社会议题对话，且与艺术史对话，这种“二者兼备”在国内似乎相对来说还讨论不够。
所以目前展览困难可能在于如何吸引同时关注这两个领域的观众。在以往的项目中我也会感到类似的困难。对社会议题感兴趣的观众可能对艺术不太感兴趣，而对艺术界的观众则可能根本不会看打上议题标签的展览。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来做接力？
A：要不要采访一下侗戏班的灵魂人物？一个被大家叫作“老板娘”的姐姐。她特别厉害，到金利快二十年了，自己开了厂，也组织大家一起唱戏，他们表演的剧本也是她写的，关于这群在广东工业区生活的侗族人。她写的戏结构复杂，情节跌宕起伏，有点莎翁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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