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铁流的咖啡馆

黄泽荣正在自我流放，他住在山里，开着一家小旅馆。这听起来像一幅梦幻中的中国山水画，有几个人物在攀登陡峭的山路，山上松柏葱茏，云雾缭绕，还有溪流瀑布。

黄泽荣的现实略有不同。他住在游客不绝的街子古镇，在成都以西五十公里。北面就是中国神山之一的青城山，被称为中国唯一本土宗教道教的起源地。这里的山丘被松林覆盖，小庙宇点缀其间。不管街子古镇之前是什么形态，现在完全被千篇一律的旅游元素填满了：新铺的步行街，用塑料和钢架搭建的中式灯笼，一个破庙门口坐着衣衫破旧的和尚在卖门票和线香，一条街的商户都是小吃店、酒吧和旅馆。

黄泽荣的旅店也在其中。买下这家旅店是2015年，他刚从监狱出来，已经八十二岁，罪名是非法经营。这罪名是因为他创办了中国最著名的地下历史杂志之一《往事微痕》。在十年间他每个月都和一群志愿者出版一期毛时代的回忆录。《往事微痕》杂志用快递的方式免费寄给订阅者，因为邮局不能负责发行。他估计这本杂志共花费了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在快递上，都是他自己的钱。最后被查封的理由就是没有正规的刊号和批文，这是政府批准的文号，没有刊号就是非法出版。

黄泽荣被查禁是注定的。它没有《记忆》杂志的学术装饰，也不像艾晓明的影片那样有数字包装，甚至还不如江雪的记者报道那样可以玩猫鼠游戏。它和年轻人的作品一样直接了当，没有保护也不用数字发行的低调潜行。就用A4纸打印然后装订成册，用快递送往全国各地，每一期都是对人民共和国国父毛泽东的起诉书。它就和黄泽荣的笔名一样妙：铁流。杂志的格言刻在每一期：“拒绝遗忘、支持改革、促进民主。”

黄泽荣基本聚焦在反右运动和之后接连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但他也讲述改开直到习近平时代的故事。黄泽荣曾是《四川日报》记者，和所有报纸一样，它是政府开办的。1957年他因为一个无关痛痒话题的发言被打成右派送往劳改营。和其他右派一样，1980年得到平反，那时候改革派的总书记胡耀邦试图纠正毛时代的一部分错误。

黄泽荣 1985年从报社辞职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时年五十二。他投资了几家公司，还创办杂志报道私人企业家，剖析最早致富的群体。和老虎庙一样，他搬到北京，成为那个富有活力群体的一份子，里面有抱着怀疑论的思想家，艺术家，作家，记者和学者。那是八九之前，许多体制内的群体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念，因此他的选择显得很不寻常----何况他差不多也快到退休年龄了。但这个举动是明智的。他创办的《商业周刊》风格的杂志卖的很好，他也发财了。他本人被誉为下海经商的私人企业家。

但他从未遗忘失去的青春，始终关注政治。1987年，著名记者刘宾雁呼吁要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黄泽荣积极响应，但邓小平是当时的掌门人，也正是他当年负责具体实施毛泽东的反右运动，打击了知识分子。1997年，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得以进行，但规模不大。

2007年，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被打压。黄泽荣觉得自己等了太久，他找到好友谢涛，他也曾是右派和大学讲师。用黄泽荣的话说，谢涛告诉他一些规则，让杂志在政治打压下生存。

“他建议杂志不能否定党的领导，不要提军队，不要涉及国防和外交，也别碰敏感话题。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只谈历史，这样杂志的确活了很久。警察们读这本杂志， 它一点不反动。我们也不售卖（所以不需要执照），税务局也不会来找我们。就这样我们坚持了七年之久。

这并不是说当局没有试图查封这个出版物。黄泽荣说，中宣部两次发了正式文件宣布这是非法出版物，但并没有采取行动。所以黄泽荣继续发行。每一期都像一个文章万花筒：关于文革的详细分析，过去的回忆录，某个人物或某处的照片，黄泽荣在那个时代的私人藏品。

2012年，黄泽荣警惕性下降了。在年底习近平掌权的前夕，黄泽荣发表文章控诉毛泽东，还呼吁拆除位于北京核心地带的纪念堂。他还发动了一次请愿活动，要求审判毛泽东反人类的罪行。

黄泽荣和许多人一样误判了习近平。他以为习近平的父亲因为被贴上右倾的标签被整，习近平肯定是同情右派的。黄泽荣错的离谱。他支持习近平提倡法治，没想到习近平其实要搞法制。他给习近平反腐的领军人王岐山写信，支持他反贪运动，却没意识到反贪也是打击异己的工具之一。

2011年第六十五期开始，黄泽荣决定削减成本只发行电子版。到2014年中，《往事微痕》出版了一百十三期，黄泽荣以”寻衅滋事罪“被收押，这是一个口袋罪，常用于让党不喜欢的人闭嘴。一个月后，罪名改为”非法经营罪“。2015年2月，他被罚款三万元，判处三十个月徒刑缓刑四年，以阻止他继续发表政治言论。

同年，他在离开四十年后重新回到四川（译者注，应为三十年），他在成都有房子但基本住在街子镇。他还有点钱，所以就买了这个旅店，门前就是一条流经镇子的小河。底层是干干净净的开放空间，为旅客提供茶水和食物。点缀着崇拜者的书法作品和关于他生平的文章。楼上有他自己的卧室，他结发五十年的妻子与他同住。还有书房和一个硕大的阳台，他用来招待客人，从那里可以俯瞰树木和河流。

有一个八人小组负责轮流监视他，他估计这会花费国家一百万一年。

"我比熊猫还要珍贵，”他开玩笑道，“现在我低调了很多，他们也不再一直跟着我。很多时候他们也进来聊天喝茶。”

他的邻居们以为他是习近平反腐运动中落马的高官。“他们不敢问。我很神秘。后来他们才知道我不过是个政治犯。”他笑着说道。

我跟他一起呆了两天，和他一起走过镇子去他最爱的摊位吃面条，也在他的阳台上和他谈论过去。他很生动、很尖锐，充满生机，但也显得劳累，因为他的一生都在用脑袋撞党这堵南墙。

“他们让我失去了二十七年的光阴，超过四分之一的生命，”他说道，“我不觉得他们还能拿我怎么样。”

反右运动和毛时代还在困扰他。我问他这个议题是否有点过时了----毕竟那是七十年前的往事，那还重要么？

他显然想过这个问题，也有自己全面的观点。反右运动意味着在党内党外消灭批判性思考。这让毛泽东得以放手追求那些灾难性的政策，导致几千万人的死亡。他觉得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后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没有反右就不会有大跃进；没有大跃进，人们就不会饿死。如果没有人饿死，就不会有文革。没有文革，就不会有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我正在想这个推理是否合理。他就提醒我正是胡耀邦给像他这样的反右运动受害者平反，才引发了邓小平让他下台。他被撤职让人们愤怒，所以1989年胡耀邦逝世时，他们上街纪念他，导致了示威游行。

除了他失去的时光，他最不舍得的就是自己的书。他2015年出狱后，他发现所有《往事微痕》杂志都被没收，一起消失的还有大量关于历史的作品和书籍。很多书是正规出版物，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更加开放，也有不少书是从香港邮购的。这些书都消失了，他的书房成了积满灰尘的空地。

他只留下一个手机。他用手写功能每天在微信上写五百字的微博。和过去一样，他免不了评论政治，包括在香港的抗议活动（他认为2019年的抗议者们有些过火，让政府更有借口镇压，这是一个有预见性的分析）。

很多时候，他都在呼朋唤友，他们来街子镇透透气。他还写一点短文，关于古镇的花木，河流和友人。但在内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毛泽东创建的政治体系。

“要完全平反反右运动，就必须从根本上谴责毛泽东。我们得把他的画像从天安门拿下来。只要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那里，中国就永远不会有自由和民主。画像摘下的那一天，就是中国向民主自由进发的一天，也是法治开始的时刻。只要毛泽东的画像还挂着，中国就仍旧是一出悲剧。

我问他这个联系在哪里。这是一件遥远和深奥的事情，只有历史学家感兴趣。

”毛泽东的人死了，但他的思想没有。共产党还在捍卫他的思想，把他看作伟大领袖。但毛泽东和这个党犯下的罪行，包括习近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犯下的罪行。还有邓小平。这就是中国灾难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