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历史逻辑
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1]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学说，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文化、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文化是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存在方式的描述。功能主义学派认为，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不论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还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社会制度等，都具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这些理论都是从文化本身来研究文化，从一些细枝末节的方面来探索文化，并没有深入到文化的本质，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它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文化是社会意识的一个分支，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既然是社会意识，那必然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也就是说，任何文化都必然诞生于一种社会形态与社会环境之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谬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2]
按照唯物史观，由于每个人的意识都不是完全自发的，都要受到周围环境和学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因此文化是个很复杂的现象，在此讨论的文化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文化。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文化是割裂开来的，精致的上层文化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希腊哲学是希腊奴隶主的专利，武士道是日本武士们的准则，编钟的余音也只是贵族们祭祀聚会的礼器，这时就算是有为下层人民说话的哲学与宗教，在当时也被统治阶级所百般打压，敌视与置之不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马克思学说，在今日的遭遇，正和历史上数见不鲜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领袖们和革命思想家们的学说所遭遇的一样。在伟大革命家活着的时候，压迫阶级经常的缉捕他们，对他们的学说极端的憎恶，极端的仇视，和疯狂似的造谣与中伤。在他们死了之后，便企图把他们作为无害的神像，所谓把他们加入圣人之列，略略表彰他们的名字以‘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这个革命学说的锋锐，使它庸俗化。”[3]在耶稣活着的时候，基督教备受打击，他被罗马帝国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而在他死后，基督教却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同时，基督教中为下层人民说话的部分却被选择性地阉割掉了，成为了统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被统治阶级的精神文化从来都是另一番景象，它们粗糙落后，甚至充满着愚昧的气息，但却是劳动者生活的最真实写照，就算是信仰同一种宗教，劳动者的宗教也远远不如统治者的宗教那么精致完善与繁琐，阿里乌斯教[4]与罗马官方基督教相比大为不同。这也从社会意识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貌似强大的帝国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从来都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两种不同的文明。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飞速提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既然有了如此发达的生产力，那么必然也将诞生出与这个新时代相适应的文化，海涅[6]、陀思妥耶夫斯基[7]、芥川龙之介[8]等这些文化巨人应运而出，他们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时代成就了巨人，同时他们也反映着、批判改造着这个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的时代，他们的地位与荷马是一样的。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资产阶级当然是百般笼络与讨好，如哈耶克[9]，而一旦他们的思想具有反叛资本主义的性质，那就像前文所说的一样，生前备受打压，死后列为圣人并将其学说庸俗化，但资本主义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本质特点是，一切都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0]对于文化也是一样，传统上属于人的“潜能科学”的学业，如诗歌、宗教和哲学，这本来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是要帮我们清醒自己的历史和政治使命的，如今都已堕落为文化景观和私人禁脔，被当作了文化产业。资产阶级搞各种文化产业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他们来说，将自己的文化推广给下层，推广到被统治阶级中去，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这些都是有利可图的生意，文化是一种商品，通过向下层群众推销这种商品来实现利润。这样，当我们谈论艺术和文化时，我们是在谈论金钱、交换、市场和权力，讨论美时我们指的是大品牌，我们讨论交往时指的其实是孤单。资产阶级创造了种种谋利的文化，在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中，一切环节都是资本的殖民地。爱情、性、婚姻与家庭等一切现存事物都以文化的名义解释，归根到底都是商业文化，都是资本循环与周转的环节。德波[11]在《景观社会》中指出，当今的世界，已经从商品的堆积变成了景观的堆积，在他看来，景观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社会，在其中，一切阶级都丧失了其阶级特征。于是，大家都在报纸生活副刊和时尚杂志的领导下，扮演起全球统一格调的小资产阶级来。他们的抑郁、痛苦、快感和抒情，都由艺术家昆斯[12]同志来统一表达或料理。但他只说对了一半，景观本身也是商品，景观的堆积同时也是商品的堆积。我们在观看各种电影、模特和艺术展的时候，同时也是在消费。大资、小资、工人和农民，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景观社会里，但景观的生产和经营却是由一部分人所控制，并凭借景观的生产权和控制权来谋取利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表面上的相同绝不会掩盖本质上的不同，更何况这个结论本身也有问题，人与人的生活水平差距仍然相当大。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传媒技术的发展，使得对无产阶级的精神统治成为可能，文化看似多元，其实只有一元，那就是无孔不入的消费文化。通过高速运转的文化快餐生产机器，无产阶级被淹没在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海洋里。他们没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头脑里满是被灌输的个人发财梦，却从来不会对整个世界产生独立的思考。用赫胥黎[13]的说法，他们生活在乌托邦的福利专制里，是幸福的高级奴隶，对体制有着发自内心的认同。他们是资本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奴隶。这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在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双重奴役比极权主义大屠杀更为可怕，因为这是人类异化的最终形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都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产生着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文化，不过这只是一种边缘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成为主流。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些左翼人士认为，当前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向打破人们头脑里的枷锁，进行一场文艺理论的革命，以革命的文艺来替代主流文艺，比如德波就在1958年提出“文化大革命”概念，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延展休闲时间和克服劳动分工。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整合功能异常强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由于受被统治地位束缚无法创造出成熟的阶级文化，资本的统治一日不除，普罗大众就要一日接受有产文人生产出的文化快餐，所有革命文艺除了在革命高潮时期能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外都要受制于市场与国家的双重铁钳，在主流的偏见下离无产者越来越远。任何想对抗主流文化的尝试虽然有可能能在文化史上留下精彩的一页，但却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悲剧。归根到底，革命文化要从属于无产者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创造革命文化，而不是相反。
那么，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过渡时期，是否也需要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打破资产阶级的旧文化，建设无产阶级的左翼新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中提到：“无论我们的文化建设多么重要和迫切需要，它却完全处在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标志之下。我们依然是行军中的士兵。现在我们正在休息。应当把衬衣洗洗干净，理理发，梳梳头，而且首先应当把枪擦干净和涂上油。我们现在的一切经济文化工作不外是两次战斗和两次行军之间的某种休整。主要的战斗就在前面——可能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了。我们的时代还不是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走向新文化时代的初阶。对于我们来说，即使只是为了给新文化开辟道路，也必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掌握旧文化的最重要的要素。”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包括文化领域的革命。不错，无产阶级饱尝有产文人生产出的文化快餐，他们在精神上是被人统治的，充满各种偏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愚昧的，但他们在文化上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阶级，对于旧社会里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仍然没有掌握。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做的是打破吸收旧文化的束缚，创造创造新文化的前提，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开辟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道路，永远地结束阶级文化的压迫，而不是要创造出一种专门的无产阶级文化。我们要做的，是对资本主义文化快餐生产机器的破坏，对消费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的改造，而不只是去批判这种文化本身。对于旧文化的具体政策，托洛茨基在《党的艺术政策》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来估价新艺术的发展条件，注视它的一切源泉，用评述创作道路的办法来促进其中最进步的东西——如此而已。艺术应当靠自己的双脚走出路子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是领导历史的过程。有些领域，党可以直接地、绝对地进行领导；有些领域，党可以进行监督和协助；有些领域，党只能进行协助；最后，有些领域，党只能给予指导。艺术领域并不是党发号施令的场所。党可以并且应当进行限制、协助和仅仅是间接的领导。党对各种艺术团体可以并且应该给予有条件的信任，只要它们真诚地努力靠近革命并用艺术的形式来描绘革命。”奥威尔[14]在《作家与利维坦》里指出，一旦作家屈从于所谓的正统和“党的路线”，那么都会导致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造假和创造力的枯竭。这不是说作家必须远离政治，而是作品应该诚实地记录发生过的事情，与政治信仰无关。当然，在工人国家里，并不是对一切文化领域的斗争都置之不理。托洛茨基在《党的艺术政策》中还写道：“不论现在或将来，党对明显有毒的、有腐蚀作用的艺术倾向都要根据政治标准给予打击。不过，艺术侧翼的防卫比政治阵线的防卫要松一些，这是对的……政治同文化标准只是在广义上即革命为新文化准备条件这个意义上说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一致性在每一个场合都能得到保证。如果革命一旦需要去破坏桥梁和艺术珍品，那么对任何一个艺术派别，尽管它有一切明显的成绩，只要它可能有分化革命队伍的危险，或可能有使革命内部力量（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相互敌对的危险，革命就不能对它袖手旁观了。我们的标准很清楚是政治的、带命令性的和毫不含糊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应当明确规定自己的作用范围。”所谓的“政治标准”，在以往所有的苏中官僚社会主义国家里都被扩大化为所有的反对意见。但实际的情况是，反对意见并不一定是反对革命的，即使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也不代表会对政权建设有实质性伤害。在未来的工人国家里，一方面要保障所有人都自由吸收一切旧文化的条件，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旧的文化进行清理和打扫，但是这种清理和打扫，必须明确标准和范围，更应该是一次新文化运动式的方式而不是文化大革命式的方式。这个过程，也只能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而不能单独进行，对于旧文化的评价也只能站在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角度去反对和支持，而不能是用纯文化标准。
“工人革命胜利后的无阶级社会，人们固然会尽情创造无尽辉煌的新文化，但也会——人类史上第一次——尽情采摘已有的文明果实。摆脱了阶级社会固有仇恨与偏见的自由公社里，汉服、腰鼓、日本刀、阿拉伯舞与苏格兰风笛或《荷马史诗》一样，不再充当资本扩张和精神压迫的文化载体，而化作自由生活方式的单纯元素。正如先贤海明威所说，‘这个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为它去奋斗’。”[15]
注释
[1]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0.02~1917.01.02），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古典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被视为文化进化论的代表人物。
[2]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9页。
[3] 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页。
[4] 阿里乌斯教派（Arianism），是由一位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牧师阿里乌斯（Arius，250～336）提出。其争论的焦点就是三位一体理论。阿里乌斯认为耶稣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神，而是三一中较低的一位。圣父和圣子并不会一直在一起。阿里乌斯教派遭到正统教会敌视，但得到下层群众拥护。4世纪后在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中广泛传播。6～7世纪间逐渐消失。
[5]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1页。
[6]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2.13~1856.02.17），德国著名抒情诗人，被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一个犹太人家庭。学过金融和法律，1821年开始发表诗作。1825年为取得德国公民权而皈依基督教，但因此疏远了自己的犹太民族。1830年革命后自愿流亡巴黎，从诗歌写作转向政治活动，成为国家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同时对法国和德国文化有许多评述。
[7]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1.11~1881.02.09），俄国著名作家，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鲁迅称他是“人类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8] 芥川龙之介（1892.03.01~1927.07.24），日本大正时代作家，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其它更有诗、和歌、俳句、随笔、散文、游记、论文等多种。早期的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借古喻今，针砭时弊。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萌芽，芥川龙之介也开始着重写反映现实的作品。晚期的作品，更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
[9]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05.08~1992.03.23），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把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的出现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哈耶克一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认为社会目标是个人目标的总和，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而社会主义贬低人的个人目标，而遵从于社会的目标，限制了利己的动力。计划经济中的集中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而且社会主义违背人性，计划经济导致政府集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还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社会改良措施。著有《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致命的自负》、《通向奴役之路》、《法律、立法与自由》等。
[10]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8～469页。
[11] 居伊·德波（Guy Debord，1931.12.28~1994.11.30），20世纪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之一。城市批评家与电影导演、冒险家和活动家（尤其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电影界先锋革命运动以及情境主义国际（1957～1972）的领袖，其代表作是控诉了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主义的经典《景观社会》（1967）。
[12] 杰夫·昆斯（Jeff Koons，1955.01.21~），美国当代著名的波普艺术家。他从一开始就将艺术品当成商品去创作,能够收获回报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认为，杰夫·昆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安迪·沃霍尔商业艺术家的身份，将波普艺术推向极致。艺术评论界认为他掌握到了80年代起，富裕社会里人们不可抑制的消费恋物风气。
[13] 奥尔德斯·伦纳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07.26~1963.11.22），英国作家，代表作品《美丽新世界》是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
[14]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06.25~1950.01.21），英国左翼小说家、记者、散文家和评论家。生于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少年时代受教育于伊顿公学，后到缅甸任殖民警察，因反感殖民主义退出并流浪于欧洲各城市，西班牙内战后参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后被共产国际认定为“托派”组织受到清洗。代表作有《动物农场》，《一九八四》。
[15] 《「汉武大帝」：中华资本主义的寻根之旅》，许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