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见】西蒙-凯勒：自欺的爱国主义（下篇）Simon Keller

原文载于：Ethics, vol. 115, no. 3, 2005, pp. 563–592. 

注：本文为作者试译稿，未取得Keller教授授权，上传仅供交流。如有错漏，敬请指正。囿于篇幅，本文分上下两篇发布，此为下篇。

（续上文）

II. 反对爱国主义

A.    反思

当我在看吉隆队踢球时，当裁判做出一个争议判罚时，我很快就会对这个决定是对是错形成判断。如果裁判的判罚有利于对方，那么即使裁判就在球场而我在很远的看台，我也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判罚。只有当结论是绝对无法避免的时候，我才会相信对方是错误判罚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还是会指出，我们是时候弥补一个了。当发生斗殴或是比赛变得丑陋时，我不太可能认为吉隆队的球员会是罪魁祸首。当我和我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谈论足球时，我会捍卫你能期待吉隆队支持者会捍卫的所有观点。如果讨论的是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我会提名吉隆队的一名伟大球员。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搜集有利于我的主张的事实，有时我会把事实弄错；我可能会说我最喜欢的球员比同位置的所有球员都进过更多球，而我的对手可能会拿出证据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这不会让我放弃关于哪家俱乐部是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的主队的主张。也许我会说，相关数据毕竟不是那么重要，也许我会对证据提出异议，也许我会很快就决定，配得上史上最伟大足球运动员称号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一些吉隆的足球运动员。无论怎样，我都会尽力坚持与球队支持者相称的一些信念。

即使我对裁判的判罚表示厌恶，即使我为主队球员的伟大辩护，我的同伴和我都知道，我所表达的意见实际上并不像他们自己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我为支持我的观点而诉诸的所谓事实并不是导致我持有这些观点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我持有这些观点只是因为我是吉朗队的支持者。如果我或其他任何人指出这一点就会破坏乐趣，但我们仍然知道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足球相关观点如此容易预测。

我不知道这种行为方式是否对所有或大多数球队支持者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但对我来说事情确实如此。33而我作为一个球队支持者的信念形成习惯（belief-forming habit），使我犯了一种轻微的自欺。萨特说："践行自欺的人是在隐瞒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或者把一个令人高兴的谎言说成是真理。”"我必须以欺骗者的身份知道以被欺骗者的身份对我隐瞒的真相。如果要更好，我就必须非常确切地知道真相，以便更仔细地隐瞒它--这不是在两个不同的时刻，这在紧要关头会让我们重建二元论的外壳--而是在一个计划中的单一结构。"34我的计划是形成和捍卫以吉隆为中心的关于足球世界的信念；为了使这些信念成为我在谈话中可以捍卫的那种信念，我必须认为它们由对证据的解释所支持，它们不受要得出某种结论而不是其它结论这种欲求的影响，但为了使它们成为我想要的信念，我必须以一种偏颇的方式积极地解释证据。我想拥有某些信念，但为了确保我拥有这些信念，我必须在动机上自欺，但却不承认这种欺骗。

用萨特的机制来评价我对吉朗足球俱乐部的态度多少有些夸张，这是因为我对吉朗的支持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是吉朗而非其他球队的支持者并不会影响我的任何真正重要的决定，也不会导致我的世界观发生任何重要的变化。如果事情真的变得有些严肃--比如说，如果我提名的球场上最伟大的球员会得到一辆全新的汽车奖励--那么我就会知道，我应该努力超越我的偏见而采取一种更加反思性的视角。无论如何，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忏悔我自己作为一个足球迷的自欺（虽然我确实感觉好多了），而是要说明，那些使爱国主义成为可能的更严肃的态度群（bundle of attitudes）也显示出了同样的自欺。

B.    自欺与爱国主义

爱国者对国家的忠诚指的是在祖国概念中起作用的相当确定的特征，并且她认为这些特征有助于使一个国家成为好国家。这相当于说与爱国者的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她对她的国家纯粹描述性品质的信念。一些可能的选项是："我的国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的国家有一种特殊而不寻常的美"，"我的国家代表平等"，"我的国家的基本原则是人人平等"，"与其他国家相比，我的国家开放且宽容"，"在我的国家，人们可以通过勤劳致富"，"我的国家是一个拥有连绵的绿地和友善的农民的国家"，"我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捍卫着正义事业"，以及，"我的国家面对冲突勇敢且不屈"。即使是一个爱国者，其对国家的忠诚也是与她的国家具有宝贵品质的信念交织在一起的，而一个国家如果要具有宝贵品质就必须要满足一系列描述，爱国者对此也具有一些独立的概念。

上述所有信念都是爱国者对任何国家都可能有的信念（而不仅仅是对祖国），而且是一个可以设想为错误的信念。我们很有可能遇到这样的证据：一个国家并不是真的那么美，也并不是真的在国际舞台上捍卫正义事业，它事实上包含了大量脾气非常暴躁的农民，或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开放和宽容。对于其他国家，当爱国者遇到这样的证据，她会根据证据的类型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的信念。也许对这个国家是否如她想象的那样她会转变想法，也许她会在出现进一步的证据前搁置判断——诸如此类的。但我想说的是，她本质上不太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回应祖国缺乏她认为的宝贵品质的证据，而正是在这里，她的自欺被发现了。

如果爱国者犯了我作为一个足球迷所表现出来的自欺，那么这是因为她是出于维持她的国家具有某些特定的宝贵性质这一目的来解释证据的。出于爱国主义的忠诚，她被激励着相信她的国家具有某些特征，并且以支持这种信念的方式来编排证据；但如果她本身承认这种信念并未建立在对证据的公正评估的基础上，她就无法维持这种信念的完整形式（full-blooded form）；因此她无法做出这种承诺。一个爱国者可能会发现自己面对的证据表明，她的国家在战争时期犯下了系统性的暴行，或者国家的创始人受到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并且如果这些证据指向其它国家，那么她就能得出这个国家并不像她所想的那样值得爱戴的结论。如果她试图以某种避免对祖国得出同样结论的方式来回应这些证据----如果她否认证据，或开始相信战争时期的暴行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毕竟不是那么糟糕，或立即把注意力转向相信她的国家有一些其它的她确信有价值的品质----那么我们就拥有了自欺的案例。

所有这一切的前提不只是爱国者要具有某类信念，而且是她要有动机即使在面对反面的证据时也要维持这些信念。但是爱国者一定要有这样的动机吗？

如果她把自己的爱国主义视作一种美德，那么她就需要这样。把一种性格特征看作是一种美德，就是把它看作是理想的人应当具备的东西，因此在标准情况下，我们会希望在自身中培养它。一个将爱国主义视为美德的社会，将是一个特别鼓励人们（尤其是儿童）以自豪和崇敬的态度来看待祖国，并拥有相关的描述性信念的社会，而无论它是否有相关证据的支持。这种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欺的烙印在当今重视爱国主义的社会中极有可能存在。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大意是说老师和领导应该从正面介绍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政治制度，否则人们就不会以应有的方式爱国。

然而，爱国主义自欺的深层根源在于爱国主义对某种信念的要求与爱国主义未能立足于或依附于这些信念之间的紧张关系。35仅仅出于判断她的国家具有某种有价值的特质，爱国者无法直接将爱国之情指向她的国家，但她对国家的那种忠诚以及她展示出的那种忠贞包含对这种判断的接受。爱国者之所以有动机维持她的国家具有某种有价值的特征这种信念，是因为她基于这个国家是她的祖国而做出了承诺。承认任何这样的动机，就等于承认这种信念不是仅仅出于证据而形成的，因此就会破坏这种信念的可信度和依赖于这种信念的忠诚的完整性，所以我们不能承认这种动机。

爱国者认为她的国家具有某些吸引人的特点这种信念看上去是这样形成的：通过一套关于她自己国家的性质的无偏私的意见加上一些受到中立地认可的关于哪些国家属性应该被看作有价值的标准，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在对国家忠诚的驱使下，爱国者会向自己隐瞒下述程序的真实性质，即她如何对那些针对她的国家的真实样貌这一问题的证据作出反应的程序。

这就是我关于爱国主义与自欺有所关联这个主张的基本情况。关于这一说法的具体内容和地位和我们为什么有理由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恶，以及与其他一些忠诚相比爱国主义在哪里脱离了正轨，我还需要进一步阐明。

C.    阐明论题

我对爱国主义自欺的描绘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即爱国者遇到的证据挑战了她的爱国信念或她对其国家具有特定宝贵品质的描述。(我集中讨论了国家根本不具备这些品质的证据，但这也可以通过说明这些品质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确实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或是只起了次要作用来解释这一点。)36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爱国者的祖国概念是完全准确的，在那里她没有任何理由去思考其他问题。爱国者可能相信，她的国家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之上的，而且它可能确实建立在这些价值之上；如果是这样，那么她可能永远不需要创造性地解释任何指向反面的证据。

这样一个幸运的爱国者可能永远不会陷入自欺的境地，因为她可能永远不需要向自己隐瞒关于她如何应对她实际面对的关于她的国家的证据的真相--但她仍然会倾向于陷入自欺的境地，只不过这种情况（正如它所发生的那样）从未实际出现。她可能永远不需要向自己隐瞒关于她如何应对某些类型的证据的真相，但如果遇到这种证据，她仍然需要隐瞒这一点。因此，虽说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自欺是言过其实的，但爱国主义包含一种在一些极易想象的情形下陷入自欺的倾向似乎仍然是真的--这也是我的正式主张。

D.    强化论题

我的主张产生了一些在我看来经验性的预测，像是预测爱国者会特别抵制那些使他们的祖国处于不利地位的证据。但我不是在假设一种在爱国主义和自欺间的偶然关联，它会像是我说爱国者倾向于选择乡村音乐而不是民谣那样。我是在假设一种在自欺的倾向和爱国主义态度本身的结构间的内在联系。话虽如此，我并不想过于草率地说这种联系是一种概念上的绝对必然性。我并不认为要想成为一个不倾向于陷入自欺的爱国者是完全不可能的。请让我解释一下这一点。

我已经描述了一个爱国者，当她的祖国概念受到挑战时，她会忽略或创造性地重新解释证据，或是改变她对一个国家应具备哪些特征的看法，从而使她能够维持一个与爱国主义忠诚相符的国家形象。我们能否想象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会有不同的反应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爱国者如果不陷入自欺，又会倾向于做什么呢？

有几个案例需要在一开始就予以否定。第一种情况是，所谓的爱国者在看到有证据表明她的国家不具备她认为有价值的特征时，欣然放弃了这些信念并且不再爱她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因为我把它看作代表自由和平等，"她可能会说，"但现在我认识到并非如此，也就没有理由再爱它了。"这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她对国家的忠诚已经显露为是一种派生性忠诚，它依赖于她对自由和平等的重视加上现在已经被修正的判断，即这些是祖国恰好代表的东西。

第二种情况是，一个人根据证据改变了自己的信念----她不再认为祖国具有相关的有价值的特征，但她发现这对她对自己国家的感情没有任何影响。"我以为对我来说我的国家代表自由和平等是十分重要的。"她说，"但现在我认识到并非如此，我意识到我的这种想法从来都不是我忠诚的条件。这个国家是我的祖国这就足够了。" 这里揭示的是这样一种忠诚，它从来没有真正建立在一个国家在某种核心意义上是一个良善国家的概念上。所以再一次地，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爱国主义的例子。

更为相关和有趣的情况是，一个爱国者严肃并坦诚地面对他的国家并非如他所想的那样的证据，并将这些证据作为考察和反思他的爱国主义的理由。与其说他在回避对他的国家缺乏他的爱国主义所提到的特征的可能性的考察，倒不如说这个爱国者在思考他是否真的应该具有他已有的对国家的一阶忠诚。

这类反应要求爱国者审视自己，而不仅仅是审视祖国。最有可能的是，它将通过一个我认为许多读者可能熟悉的过程，进而让所有独特的爱国主义观点消失。这是一个从对自己国家的"这是我伟大/美丽/自由/......的国家"的本能态度中走出来的过程，并认识到你的国家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都需要进行批判性的评估，你和其他人所持有的爱国图景很可能是虚幻的。在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采取一种与你的国家相疏离的视角从而无法与真正的爱国主义共存。作为一个爱国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就是要质疑和修正在你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中可能存在着的一个深刻的因素。这很可能涉及到或多或少地改变你的自我概念；你很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把你对国家的归属作为你自我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困难的、幻灭的、痛苦的。因此，这并不是大多数爱国者可能会从事的过程，而且这是一个把爱国主义忠诚重估为不可取的过程。但这是爱国者在应对其爱国信念受到挑战的一种可能方式，而且它无需包含自欺。

这就是我关于在自欺与爱国主义间的关联本质的主张。爱国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那里如果她的爱国主义不会受到威胁，她就会修正她的某些信念，但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她就觉得自己对国家的忠诚要求她维持这些信念。通常情况下，这种忠诚会给她提供一个抛开证据想方设法地维持这些信念的动机，这种动机会导致自欺。然而，爱国者的心理或环境中的其他因素有可能压倒或阻止这种动机的出现——我认为最可能的就是通过在上一段所描述的那一类视角上的转变观点来促成。37爱国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使爱国者可能具有一种陷入自欺中的倾向，但也有例外。

让我从另一个方面对我主张的强度发表一些评论。无论你是否相信我在第一节中所论证的对爱国主义的某种限制性解释，我想要澄清的是，我的论证实际上意在揭示一类非常广泛的对国家的忠诚，而不仅仅是那些很容易被轻视的不加思考的、金戈铁马式的爱国主义。这种说法也适用于爱国的异见者，以及那些爱国主义中并不真正具有政治性的人。在我看来可能犯有自欺的爱国者，包括那些蔑称国际条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美国的美国异议者，那些对阿拉莫的保卫者没有真正战斗的说法有强烈抵触的美国爱国者，那些告诉他们家乡的人更友善的海外澳大利亚人，那些坚持墨尔本市中心或昆士兰内陆地区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爱国者，等等。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例子中提到的信念都是错误的，只是说相关的爱国者不太可能根据事实的是非曲直来考虑这些证据。

这可能也是一个好时机来提醒大家，在我看来，有一些对国家忠诚的激情形式并不符合爱国主义的条件，因此也不是我论证的目标。最棘手也是最相关的情况是，有人对她的国家有一种道德认同感--她对其中她所赞同的特征感到一种特别的自豪，而对国家的失败感到羞耻和尴尬，她致力于使国家变得更好，她会因为搬离祖国的决定而感到一种特别的痛苦--但她对国家的依恋真的只是基于它是她的国家，而不是基于她认为它有一个具体的评价性轮廓（evaluative profile）。换言之，她的忠诚不是那种本质上包含效忠祖国这种观点的忠诚。

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那么你确实配得上"爱国者"这个标签。你对国家有很深的忠诚，你对它的关怀是祖国所独有的，你把你的身份部分地与你是这个国家的人而非其他地方的人联系在一起。但也有一些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理由认为你不能被称作爱国者。你可以与这种忠诚完全一致，但却对祖国感到彻底的厌恶并厌恶所有你认为它所象征的东西。这时称你为爱国者就会听起来非常奇怪，而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我认为所讨论的这类忠诚不足以成为日常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的主要原因。

但实际上，只要理解以下两点，能否将"爱国主义"的标签延伸到这类对国家的忠诚就并不重要。第一，我在本文中的论证并没有触及这种忠诚，我并没有断言它包含那种自欺的倾向。第二，它与人们所熟悉的爱国主义形式完全不同，后者基于把所爱的国家视作具有特殊的价值特征这个概念。如果它是爱国主义的一种形式，那么本文的论证就不适用于所有这类形式的爱国主义----但我仍然可以坚持，这个论证适用于一种核心意义上的、可识别的、有特色的爱国主义。

E.    两种问题情形

我想考虑两种情形，在那里人们可能会认为无法体现我提出的爱国主义与自欺之间的联系。首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爱国者，他对何以构成一个良善国家的信念紧密地关联于祖国的某些特点，以至于他对祖国符合这些标准的信念无法证伪。例如，想象一下爱国的法国农民为拿破仑的战争出征38，他的评价观可能完全以法国的优越性和其民族雄心的正当性为前提。在这种观点中完全没有法国无法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讨论空间，也没有可能出现可以威胁到法国是伟大的这一信念的证据。

根据社群主义的一个版本，一般人都处于或应该处于类似于刚才描述的情况。社群主义者认为，作为一个特定社群的产物，我们的评价观是通过该社群所编织的美好生活的概念而形成的，并与之密不可分。在把爱国者对什么是良善国家的看法与她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分开时，那关于我们评价判断的来源和结构的普遍主义假设已经被偷渡进来了。

这种思路的问题在于，它把爱国者对国家的承诺表现得几乎完全抽离了内容—仿佛这种承诺是对某一特定国家所代表的价值和计划的承诺，而无论它们到底是什么。但是，爱国主义忠诚的特征是用更多的实质性术语来表达。它不仅仅是，"我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自豪"，而是，"我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自豪，至少我知道我很自由。"即使对我们的法国农民来说，爱国主义也是通过对心爱的国家的具体特征的归属来维持的，而事实上这个国家是否具有这些特征，这是一个概念上的开放性问题，来自双方的证据都很容易想象。39

第二，对爱国者和其他所有人来说，这个国家确实具有爱国者所看到的品质这件事可能非常明显。任何真正的反对它有这样的属性的证据几乎完全不可能出现。那么即便我们发现爱国者在一种——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可能存在的情形中拥有做某事的倾向，这真的有意义吗？

我想没有。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爱国者可以确信，永远不会有理由质疑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信念--将非常罕见。一方面，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有助于奠定对国家的严肃性忠诚的品质的归属，这种品质足以保证对国家的真正敬畏和准备好为国家做出重大牺牲。另一方面，我们谈论的是把这种属性作为国家身份的核心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或某些方面。(后种属性将只会为对那些具体属性的忠诚奠基。)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发现爱国者把对国家的忠诚建立在国家具有"至少包含三棵树"或"包含我长大的那个非常漂亮的小镇"这样的属性上。我们更有可能遇到的是把这些属性统括起来并试图确定一些对整个国家而言的深刻的东西：它拥有某种特征的历史，它代表某种价值，它建立在某种原则之上，诸如此类。而关于一个国家具有这类具体属性的说法，经常受到新证据和新观点的质疑。当然，它们可能是真实的，我们有时也可以相当确定它们是真实的，但即便如此，它们仍然是那些寻求真相的人应该保持开放心态去对待的论断。

还需注意的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形成真正的爱国忠诚是不正常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以避免自欺为目的，有意识地选择到底要体现哪种爱国忠诚。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爱国者，但又不想面对陷入自欺的危险，你就不能随便决定把你的爱国主义建立在那些你确信有价值并且在你看来其存在很难受到挑战的国家品质上。这将是一种奇怪的思维过程，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忠诚，而且它本身可能就显示出了一些自欺。

F.     自欺为什么这么糟糕？

假设我的说法是正确的，即爱国主义包含一种陷入自欺的倾向：那我们应该如何评估爱国主义呢？自欺一定是一件坏事吗？

我认为，从爱国主义与自欺之间的联系出发可以推出，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恶。爱国主义态度的结构和作用是这样的：爱国者很可能有偏颇的、几乎难以支持的但在决定其世界观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信念。她对某些信念的抵触很可能把她引向对自己国家的价值和重要性有一种夸大的看法，但对那些提出理由怀疑她的国家是否如她所认为的那样的人却不加充分考虑地予以否定。根据那些基于爱国主义的信念，爱国者很可能会对她的国家的人民和历史、它所代表的原则或它的运作方式产生不切实际的美好印象。当她做出具有道德意义的决定时，所有这些都很可能会产生影响：决定是否支持或参加一场战争，决定谁应该得到她的选票，决定是否做出某些重大牺牲，等等。

还有很多方法可以用于补充探讨这种理论观点。这也许是爱国者在欺骗自己的信念形成机制的性质时是把自己的理性机能当作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也许是真信念是对信念者而言有内在价值的信念，因此，一个倾向于形成虚假信仰的人就是倾向于形成一个相比形成其它信念更糟的信念。也许是爱国主义是和像诚实和与良好信念形成相关的认识论美德等基本美德相冲突的，也许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一种性格特征与这些基本美德在深层次上发生冲突，那么它就是一种恶。

关于爱国主义包含一种自欺倾向的主张形成了一种相当强烈的支持下述结论的观点：爱国主义是一种恶。如果要抵制这一结论，那么就必须为爱国主义做一些辩护工作。

G.    自欺与其它忠诚

我说过，我想要论证反对爱国主义并且这种论证不会自动转化为对所有忠诚的攻击，但人们有理由怀疑我还没有真正成功。考虑一下社民党人，他们出于正义和同情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广泛的福利安全网；这些人难道不是倾向于认为他们钟爱的政策对经济增长来说是好事而非坏事吗，尽管他们的承诺并不取决于上述论断？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有所偏爱，难道不是自然且可取的吗？朋友不是倾向于为对方着想吗？简而言之，被我指责为"自欺"的东西，不正是几乎所有形式的忠诚的一项特征吗？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讨论。我将依次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我可以澄清怎么去回应这些以类似方式提出的其他问题。我的基本主张是，爱国主义有别于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熟悉的忠诚，因为自欺的倾向不仅总是伴随着爱国主义忠诚，而且是从其结构中流露出来的。

关于社民党人，我们需要注意他们对某类经验证据的特殊开放性并非来自他们的政治忠诚本身。我们完全可以忠于社民党的正义和同情概念，同时又相信社会民主国家不一定是经济上最繁荣的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社民党人能够对有关证据采取开放态度，而不因此对社会民主原则提出质疑，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取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关于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危险案例：社会主义者坚持他们的政策一定是繁荣和社会正义的关键，自由主义者坚持他们的政策不仅能保护财产权，而且能改善许多社会底层的命运。这些有争议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在那些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而倾向于创造性地解释经验证据的地方，我们很难把它们看作是德性的；任何与爱国主义的类比对爱国主义来说都不是好消息。)

家长们往往特别乐于接受自己的孩子有特长和其他宝贵特征的证据，他们也尤其倾向于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有利推定（benefit of the doubt）。抛开网球父母（tennis parents）之类的案例，这可以是一件好事；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地方。那我们为什么要区别对待爱国者倾向于为祖国着想的倾向呢？

我认为，当问题涉及国家而非儿童时，情况就不同了。认为公民应该倾向于认为祖国是最好的或是要对祖国做有利推定，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而且有些令人不安。不过关键在于：父母对孩子的爱本质上并不与认为孩子具有特定的、客观上有价值的特征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父母转向更客观的观点，他们并不会因此而破坏对孩子的爱。下述说法是有意义的（而且往往在实践上是很好的）："我认为我的孩子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品质，但我承认我很有可能是错的。我毕竟有所偏颇。但我的正确与否在我对孩子的爱和我准备好为他做出重大牺牲这些方面毫无关系。"

比较一下这种说法，例如有人说："作为一个爱国者，我认为我的国家代表自由和平等，但我承认我很有可能是错的。我毕竟有所偏颇。"这句话除了包涵说话者从自己的爱国主义后撤一步之外很难听出其它意思。听起来，他像是在考虑自己的爱国主义是否有错位的可能性，并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应该要对国家有这么严肃的承诺。爱国的忠诚鼓励你不要去怀疑你忠诚的对象是否真的具有你认为的宝贵品质。但父母对孩子的爱却不会这样。

友谊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友谊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有些（当然不是所有）友谊似乎认为，对朋友的忠诚要求你倾向于相信关于她的某些事情——那些基于同样证据，你不会相信一个陌生人的事情。不过通常情况下，仍然存在一种退出条款（opt-out clause）使你不用基于这些信念做出一些太过严肃的事情。你对朋友的忠诚可能要求你倾向于相信她是一个足够体面的诗人，或者相信她在被指控的罪行中是无辜的，而不用因此投资于她的自我出版事业或是充当她的辩护律师（而不先对事情有一个更客观的看法）。40还要记住友谊并不总是好的友谊，也可能是不正常的、破坏性的或令人窒息的友谊。当你为了免于对朋友不忠而被迫要基于偏颇的信念做出严肃的决定或牺牲，你很可能已经让自己陷入了一段不是很好的友谊。如果爱国主义类似于这样的友谊，那么再一次地，这对爱国主义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我的主张并不是说爱国主义由于其在本质上与自欺的倾向相联系就是绝对独特的。我反对爱国主义的理由可以运用于任何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的忠诚：第一，它不以其对象具有某些有价值的特征的中立判断为基础，也不对这种判断负责；第二，它本质上包括一种其对象确实具有某些有价值的特征的信念；第三，它在作出重要的、有道德分量的决定时发挥作用。具备这些特征的另一种情况是对家庭的某种（当然不是唯一一种）忠诚，这种忠诚不仅包含对家庭的特殊感情，而且包含对与家庭相关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认可。我们都能想到，在一些情况下，对家庭的忠诚被认为具有非常严肃的道德维度并且本质上包含把家庭看作是一个好的或优秀的家庭这种态度--这里这些态度的产生仅仅是因为这个家庭是你的家庭。一些宗教忠诚可能也类似。对于这样的忠诚以及其他任何类似的忠诚，我会得出我在爱国主义那里得出的同样结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结论）。当把我反对爱国主义的理由应用于这些类似的爱和忠诚时，我相信也希望我不会被迫说一些不可信的东西。

H.    无知的美德？

有些美德被认为在本质上包含了一种错信（false belief）的倾向，人们可能会争论说——在不反对我所说的大部分内容的情况下——爱国主义是否是其中之一。德赖弗(Julia Driver)举了谦虚的例子，她说成为一个谦虚的人部分原因在于低估自己和自己的成就，因而对此缺乏了解。41她接着说，盲目慈善和拒绝记恨的美德也涉及到无知。爱国主义不能是像这样的美德吗？

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认为，德赖弗对这样解释的谦虚以及她提到的其它美德的辩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的印象：有关的虚假信念是良性的、无足轻重的。我们不能想象德赖弗认为的谦虚的人对世界持有一种统括的观点，或是如果她正确持有关于她自己及其成就的信念的话，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会做出一些完全不同的决定。如果我们能证明谦虚（或其他什么）涉及到一种系统性的倾向，即倾向于把错误的信念看作形成具有道德意义的信念和做出严肃决定这个过程的出发点——拥有相关信念很可能在道德上是危险的——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谦虚是否真的是一种美德。

I.      必要的恶？

一种与我所说的完全相容的对爱国主义的辩护是，它是一种具有工具价值的或是性格特征，它会偶发地做出像是推进基础美德的存在这样的事情。有人会争辩说，爱国者更有可能对周围的东西产生认同感和团结感，因此更有可能做到慈善、慷慨和无私。爱国者可能更容易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使他们成为更幸福、更易适应的个体。或许这样的考虑会强烈到让我们得出结论：爱国主义是一种必要的恶或是它的负面特征可以被抵消。我不想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想指出，我们也有理由怀疑爱国主义会导致战争、偏狭、偏执和愚蠢——因而它具有工具性的负面价值。

J.      结论

我已经论证了有理由认为爱国主义出于其本质是不可取的。爱国主义忠诚是一种需要对其对象有一定信念的忠诚，而这些信念不以与其真实性相关的独立判断为前提。因此，爱国者倾向于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对自己国家的品质作出判断，并且她在爱国主义范围内无法承认这种倾向。这就是爱国主义的自欺。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心爱国自欺的倾向。在某些情况下，它永远不会显露出来。在另一些情况下，其背后的动机非常薄弱。然而，鉴于爱国主义在道德上的严肃性，以及爱国主义对拥有它的人的重要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爱国自欺的倾向通常不只是一种有趣的心理怪癖或无害的放纵。爱国主义的自欺很可能在爱国者对世界和她自己的道德义务的理解中发挥核心作用，它很可能导致爱国者做出真正后果的错误决定。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爱国主义与其他美德之间的偶然联系，这些问题在这里没有得到充分探讨，但与我们是否应该总体上把爱国主义看作是一种值得鼓励的东西这一问题有关。但是，如果我的论证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出下述结论：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美德，而有可能是一种恶。

更一般地说，我试图表明，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忠诚，而且事实上，人们所熟悉的忠诚在许多可以带来伦理重要性的方面是不同的。不管我对爱国主义的批评正确与否，普遍主义者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避免无法认同任何忠诚的指责而被迫支持某些具体的忠诚。忠诚与爱的层次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样统一。

（全文完）

注：

1.    我在美国写作，思考的是我熟悉的其他英语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有人告诉我，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爱国"这一称呼不太可能被视为一种赞美。

2.    200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美国爱国者法案。虽然"美国爱国者"是一个缩写（意为"团结和加强美国，提供拦截和阻挠恐怖主义所需的适当工具"），但据说一些国会议员是因为害怕显得不爱国而不愿意反对该法案。

3.    关于自由普遍主义的经典论述，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的第一部分。世界主义认为，人类最突出的道德特征是那些与他们共同的人性有关的特征；在世界主义的伦理观中，不以国籍或出生地为基础进行区分。见A. John Simmons, “Human Rights and World Citizenship: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in Kant and Locke,” in Justification and Legitimacy: Essays o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9–96; Martha C. Nussbaum, “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 published along with numerous replies in For Love of Country? (Boston: Beacon, 2002); and Catherine Lu, “The One and Many Faces of Cosmopolitan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8 (2000): 244–67.

4.    这里勾勒的社群主义版本详见：Alasdair MacIntyre in “Is Patriotism a Virtue?” the E. H. Lindley Lectur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84, reprinted in Patriotism, ed. Igor Primoratz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43–58 (future page references are to the Primoratz edition)。另见Michael J.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我应该指出，"社群主义"这个标签可能有点问题。一方面，它似乎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在关于爱国主义的争论中，人们感兴趣的相关观点可能与其他语境中被视为 "社群主义"的观点有些不同。我使用这个词主要是为了辩证的目的。就爱国主义的争论而言，可以认为社群主义阵营不仅包括那些明确从事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人，而且还包括许多其他认为地方同一性及特殊性在良好的伦理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例如：Nussbaum, For Love of Country? see Robert Pinsky, “Eros against Esperanto” (85–90); and Hilary Putnam, “Must We Choose between Patriotism and Universal Reason?” (91–97).

5.    Paul Gomberg, “Patriotism Is Like Racism,” Ethics 101 (1990): 144–50.

6.    正如努斯鲍姆所言："是什么让国界神奇地把我们不关心的人转化为我们有相互尊重义务的人？" (“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 14).

7.    我对社群主义爱国者和弱普遍主义者的区分，类似于David McCabe对 "强爱国者 "和 "弱爱国者 "的区分。见McCabe, “Patriotic Gore, Again,”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5 (1997): 203–23.

8.    Marcia Baron, “Patriotism and ‘Liberal’ Morality,” in Mind, Value and Culture: Essays in Honor of E. M. Adams, ed. David Weissbord (Atascadero, CA: Ridgeview, 1989), 269–300. Reprinted with modifications in Primoratz, Patriotism, 59–86 (future page references are to the Primoratz edition). See also Stephen Nathanson, Patriotism, Morality and Peace (Lan- 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3).

9.    关于最后一点的一个很好的说法，见Igor Primoratz, “Patriotism: Morally Allowed, Required, or Valuable?” i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ed. Nenad Miscevic (Chicago: Open Court, 2000), 101–13, reprinted in Primoratz, Patriotism, 187–99. See also Igor Primoratz, “Patriotism: Mundane and Ethical,” Croat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4 (2004): 83–100; and the postscript to Baron’s “Patriotism and ‘Liberal’ Morality.”

10.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44, italics MacIntyre’s.

11. Andrew Oldenquist, “Loyalties,” Journal of Philosophy 79 (1982): 173–93 (see 179–80).

12. Baron, “Patriotism and ‘Liberal’ Morality,” 70.

13. See also Sissela Bok, “From Part to Whole” (38–44), and Michael C. McConnell, “Don’t Neglect the Little Platoons” (78–84), both in Nussbaum, For Love of Country?

14. 在没有真正意义的情况下，我将互换使用"爱"和"忠诚"这两个词。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忠诚；我不打算谈论你可以无需表示忠诚地爱某样东西（如一位明星或一位老师或一件艺术品）。

15. 见Mary G. Dietz, “Patriotism: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erm,” in Primoratz, Patriotism, 201–15; and sec. 1 of Pauline Kleingeld, “Kantian Patriotism,”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9 (2000): 313–41.

16. 所以我不反对哲学家出于伦理的或政治的或分析的目的，主张用各种方法来完善或澄清我们的日常概念。（如Kleingeld在"康德式爱国主义"中或Oldenquist在"忠诚"的第4节）

17. Kleingeld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爱国主义。她最想捍卫的是 "公民爱国主义"--一个国家的公民 "对他们共同的政治自由和维持政治自由的机构的爱"--她说，一个人原则上可以把他的公民爱国主义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康德式爱国主义"，317）。我认为这种爱没有达到我们通常认为的爱国之爱的程度，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容易转移。

18. 见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44; and Igor Primoratz’s “Introduction” to Patriotism, 10–12。Kleingeld可能会有相反的观点。她所讨论的爱国主义类型之一——即 "基于特质的爱国主义"——从相关意义上看的确是派生性的（"康德式爱国主义"，320-22）。

19. 请注意，这里的重点不是说瑞士是否是唯一有好奶酪的国家。即使是这样，由对奶酪的热爱而派生出来的对瑞士的热爱也不是爱国之爱。

20. 从相关意义上讲，有些人对球队的忠诚是严肃的。有的人确实坚持向自己主队的队旗敬礼，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足球俱乐部而不顾生死。我自己的看法是，这些人显然——相当郁闷地——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

21. 正如Nathanson所言，爱国的忠诚会产生 "一种愿意代表国家行动的意愿，即使这需要一些牺牲。. . . .一个人如果只是宣称这些态度，却不愿意采取行动，那他就是一个伪君子，而不是一个爱国者"。(Patriotism, Morality and Peace, 35).

22. 我并不是说这是那些支持政治人物的人总是被要求的那种辩护。你可以因为是一位候选人最能代表你所在社区的利益或是因为她是你的母亲而很好地为你对她的支持辩护。

23. 这当然是一个艰深而又备受讨论的哲学话题，我在此不想补充什么。但我认为，对友谊性忠诚想法已经清晰到足以用作说明。关于这个话题的更多内容，可以在这里找到：Friendship: A Philosophical Reader, ed. Neera Kapur Badh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 考虑一下通常归功于萧伯纳的对爱国主义的定义（可能相比于分析更像是捣蛋）："爱国主义是，因为你出生在这个国家而认为这个国家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信念。"(这一版本的引文摘自Eugene E. Brussel, ed.,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Quotable Definitions,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8].)

25. Baron, “Patriotism and ‘Liberal’ Morality,” 77.

26. 关于哲学论文中对这一标准的总结和支持，见普Primoratz’s “Introduction” to Patriotism, especially 10–12。虽然我不确定，但Nathanson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的 "适度的爱国主义"被定义为涉及情感、认同感、关怀和愿意做出牺牲；他并没有具体说它必须把任何特定的有价值的品质归于国家（Patriotism，Moral and Peace，第3章）。不过，他认为适度的爱国主义可以是一个国家应得的，也可以是不应得的，这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道德特征，适度的爱国者给予国家它所应得的爱国主义忠诚（第10章）。

27. Rian Malan, My Traitor’s Heart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0).

28. 巴伦认为，拥有这样一种"爱国主义"是可以接受的，这种爱国主义的特点表现为"对自己国家的繁荣比对任何其他国家的繁荣有更高的(和质的不同)关切"(“Patriotism and ‘Liberal’ Morality,” 75)。在描述这种关切时，巴伦对我们许多人--我想包括马兰--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情感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绘，我认为这种情感在许多方面类似于我们对父母的关切。但是，正如巴伦自己在76-77页上所暗示的那样，这不是人们在谈到爱国主义时心中通常拥有的那种情感。See also chap. 15 of Nathanson’s Patriotism, Morality and Peace. 我会在Sec. II.D.的末尾回到这个问题。

29.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bk. 2.

30. Lynne Cheney, America: A Patriotic Prim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31. 如果一个人的忠诚不是对一个国家而是对一个城市或地区，情况也同样如此。你可能觉得伦敦很美好，但英国并不美好，这不是对国家的爱，而是对城市的爱。不过，这种情况需要反过来与通过对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爱来表达的对国家的爱形成对比。一个热爱伦敦的人（因为她认为伦敦在特定方面是美好的），并且进一步认为伦敦（如此定性）概括了英国的所有伟大的东西，或者说代表了真正的英国，因此她可以成为一个爱国者。这时她是把宝贵的品质归于英国，而不仅仅是归于伦敦。

32. See Hans L. Trefousse, Carl Schurz: A Biograph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0.

33. 我并不是想对一般的足球迷说些什么有感而发的话，也不是想说与接下来的论证有关的一切。那样肯定会有更多东西要说；一个相关的观点或许是，很多球迷在情况不妙的时候，特别容易对自己的球队感到绝望或反感。

34. Jean-Paul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trans. Hazel E. Barnes (London: Routledge, 1969), 49.

35. 对这种紧张关系的某种认识，见MacIntyre’s “Is Patriotism a Virtue?”最后一节。对于爱国主义如何将特殊性和普遍判断结合起来的一个更正面的观点，见Benjamin R. Barber, “Constitutional Faith,” in Nussbaum, For Love of Country? 30–37.

36. 例如，我认为我国是国际舞台上的人权捍卫者，但随后遇到了强有力的证据，首先，大多数其他国家在这一事业上投入的精力远远多于我国，其次，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最大国际优先事项是保持进入某些外国市场的机会。这种证据可能不是说我国不在国际舞台上捍卫人权 -- -- 也许它会 -- -- 而是说这个事实没有把握到我国国家本质的任何重要方面。

37. 我并没有去考察一个爱国者的心理或环境中到底有哪些成分可以防止他在爱国信念受到挑战时陷入自欺。也许答案会是他对真理信念的强烈关注，或者他的爱国动机相对较弱。根据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正确的说法可能是，事实上所有的爱国者都必然有陷入自欺的倾向，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倾向在其表现的条件下被掩盖或被超越或消失。对相关倾向的讨论，见Mark Johnston, “How to Speak of the Colors,” Philosophical Studies 68 (1992): 221–63; David Lewis, “Finkish Dispositions,”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47 (1997): 143–58; and Michael Fara, “Dispositions and Habituals,” forthcoming in Nouˆs.

38. 这个例子要感谢Matthew Smith.

39.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限制在目前生活在像这样的国家的人身上，那么，我们所面对的人的评价观就允许他们的祖国并不是真的那么好。如果社群主义者的主张强烈到暗示我们无法理解这样的想法，即我们的祖国不值得我们的评价性认可，或者说我们社群的美好生活观念中有一些方面值得谴责，那么这个主张显然是错误的。我不认为社群主义者有任何义务提出这样的主张，但我确实认为这样的主张对于刚才所刻画的策略来说是必要的。

40.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点。“Friendship and Belief,” Philosophical Papers 33 (2004): 329–51.

41. Julia Driver, “The Virtues of Ignoranc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6 (1989): 37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