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三峽-9】斬斷了黃金水道，還能再挖一條長江嗎？（彭德 同 方向明，李偉中 談）

 76歲的前交通副部長彭德離休後，沒有寄情於盤腿打坐心靜如水以求延年益壽。他找到了一件帶勁的活兒充實自己的生活：反對三峽工程倉促上馬。彭老一度十分引人注目。在1985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他挺身而出，力陳三峽工程倉促上馬的可懮後果。但他沒有成為新聞人物，因為當時輿論界不予報導。最近，彭老看到報紙上披露：三峽工程論證已告一段落，多數人主張盡快上馬。他上火了。

 這位原交通部顧問，全國政協委員。關注三峽工程更側重於對長江航運未來的影響。談起這，他的話，如長江流水，滔滔不絕。

三峽工程會導致泥沙礙航

 中國的長江聯結著華東，華中，西南三大經濟區，是一條運輸大動脈，年貨運量占全國內河水運的76%。被世界譽為“黃金水道”。

 彭老說，據初步估算：長江的運力抵得上14條鐵路。因此，長江的開發和利用應以航運為主，而不是以發電第一。

 周總理生前曾強調，“如果因修大壩影響了長江航運，就要把壩炸掉！”

 目前，三峽工程有兩套設計方案。按照設計方案所說，如果採用蓄水位150米的方案，可以提高從壩址到萬縣的300公里長航道的水位，使航運得以改善；如果採用蓄水位185米的方案，直至重慶的航道都有可能得以改善。

 然而，彭老卻持相反態度。他最擔心的是，三峽工程會導致泥沙礙航。

 長江的長度在世界河流中排行老三，年徑流量也是老三，年輸沙量暫居第四位。可由於沿岸林區濫砍濫伐。森林覆蓋率下降與植被破壞，進6年來輸沙量已達6.8億噸/年。大有躍居世界第三位之勢。

 在一條輸沙量如此大的河流上，攔腰建壩，如何解決泥沙淤積，堪稱世界難題。1980年，美國專家團首席代表漢迪塞德實地考察三峽後，曾提出一串疑問，他認為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建壩後如何排沙。世界銀行三峽工程專家組在1986年6約的報告中指出：泥沙問題是三峽工程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其他國際專家組均持同樣看法。

 中國的部分專家將長江泥沙比作三峽工程的癌症，一旦發現遲了，就難以應付。於是，他們奔走呼籲：不要只看建壩之利，不察淤沙之害。庫中泥沙排不掉，淤塞航道，勢必礙航。

 不少專家認為，如果採用蓄水位150米方案，那麼距壩址300公里以外，有一個回水變動區，這裡是庫區內泥沙最易大量淤積的場所。當庫水位下降時，航運條件只能比現在更糟。如果採用蓄水位185米方案，回水變動區將移到重慶港附近和嘉陵江口，其後果更不堪設想。

 在天然情況下，汛期泥沙淤積航道，汛後江水沖沙大體上可以沖淤平衡。但建庫後，汛期淤積將增大，而汛後要蓄水發電，破壞了“天然走沙水”的條件，沖沙減弱，泥沙會逐年淤高。據估算，水庫建成後50年，就要淤掉庫容100億立方米當庫水位下降時，淺灘處處，船隊要做旱地行。

 世界上，印度河和尼羅河是多沙河，所建大水庫都沒有通航任務。而通航河，如多瑙河與萊茵河，一則泥沙少，二則現在上游建水庫攔沙。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巴西伊泰普水電站所在的巴拉那河年輸沙量僅為0.45億噸，不足長江的1/10。

 國外尚找不到這樣的先例：一座水電站建在一條泥沙既多，又要通航的江河上。在國內倒有不少反面的例子可資借鑒。丹江口，西津，黃龍灘等水庫都發生了泥沙礙航的情況，甚至導致了重大的翻船事故。

 三峽工程上馬後，泥沙淤積將給航運帶來無法預測的後果。人能勝天嗎？

 我們對彭老的採訪必然要涉及這個問題。彭老說，一些專家絞盡腦汁，憋出了幾招，企圖用河道的整治，挖掘和水庫調度等措施解決泥沙礙航的問題。但這不過是人們的一廂情願而已。

 據一些專家測算，要把泥沙挖掉，需花回天之力。而靠水庫調度，蓄清排渾，沖走泥沙更是個未知數。

 有關資料表明：劉家峽水庫庫容57億立方米，運行17年已經淤掉10億立方米。原水電部決定採用蓄清排渾的辦法清沙，但這只能調動壩後兩公里的泥沙，再往遠處就調不動了。而三峽工程的泥沙淤積處按蓄水位150米的方案計算，離壩址也有300公里之遙，要靠水庫調度泥沙，無異於癡人說夢。

 三門峽水庫，蓄水僅僅兩年沙淤已至潼關，雖進行了艱鉅的改建工程，沙患至今未除。而三峽水庫的泥沙處理要比三門峽的難度大的多。三門峽多是細沙，而三峽是細沙，粗沙河卵石膠結在一起，更難沖刷。

 主張三峽工程立即上馬的專家熱衷於模型上的實驗，他們認為這一難題解決有望。反對倉促上馬的專家指出，模型與實際情況誤差甚大，不足為憑。兩派各持己見。但即使主上派的專家也不能不心有餘悸：三峽不會成為三門峽第二嗎？

改善長江航運根本不需要上三峽工程

不僅是泥沙問題，隨著研究的深入，許多有關航運的具體難題已紛紛露出端倪。

過船設備的問題，過船設施的設計，製造和施工以及使用，都必須是超世界水平的。

建設工期問題，三峽工程工期預計近20年，大壩施工期間，航運如何保證？碼頭建設要適應初期和後期的運行水位，如何建設，要花多少錢？

葛洲壩問題：三峽與葛洲壩之間，因三峽水電站調峰會產生不穩定流，造成水流紊亂，會對行船構成經常性威脅。另外，由於三峽水庫攔沙，清水下泄，使葛洲壩下游河床刷深，降低水位，導致船閘門檻水深不足。

 壩高問題：如果採用蓄水位150米的方案，重慶附近的80公里仍是天然河道，根本沒有改善。如果採用蓄水位185米的方案，水庫淹沒地區損失過大，勢必增加工程投資和水庫移民。

 三峽工程在數不清的具體細節方面，都隱藏著影響航運的難題，主上派的專家們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解決辦法，既然如此，不上三峽工程，長江航運是否就無法改變現狀呢？

 彭老認為，改善航運根本不需要上三峽工程。解放後30年，經過疏濬治理，已把年運量提高到500萬噸，花了1億投資。如果再炸險灘疏河道，建碼頭，略加整治，運量便可以達到1500萬噸，甚至3000萬噸。而且只需花三峽工程投資的零頭。

 即使出於防洪和發電考慮必須上馬，也應先開發治理上游支流，拒沙於三峽庫門之外，減少泥沙流入三峽水庫。

 遺憾的是，儘管有不少專家與彭老所見略同，但他們的意見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

在三峽工程問題上應多講點民主，少來點“一言堂”

 三峽工程凝聚著幾袋中國領袖的宏願。早在彭老剛學跑時，孫中山先生便提出在三峽上建大壩的偉大設想。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就三峽工程寫下了石破天驚的詩句：“更立西江石璧，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領袖勾勒的藍圖曾使無數剛剛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振奮不已。在“超英趕美”的時代，三峽工程迎合了一種自大心理——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於是，三峽工程的勘察設計在鑼鼓喧天的“大躍進”聲中全面鋪開。

 三十年彈指一揮間，每當中國經濟形勢稍一好轉，主其事者便迫不及待的催促中央批准三峽工程上馬。這個被國際上稱為“萬里長城第二”的工程，攪動了多少顆浮躁的心。與此同時，一種陰鬱的氣氛始終籠罩在三峽工程的論證上。彭老回憶說，一些人未等工程的許多問題研究清楚，就打定主意，千方百計要把工程催上馬，持不同意見者大多被調出三峽工程規劃設計部門，其中有的還被上綱上線，扣上種種嚇人的不實罪名。報刊上出現的也是一邊倒的報道，“一家百鳴”取代了“百家爭鳴”。

 彭老還說，為什麼三峽工程論證了30年，還是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關鍵在於一些人摀著問題，在焦點問題上兩派針鋒相對充分論爭不夠，理不辯自明麼？

 提起1985年全國政協會議上的事，彭老感慨萬千；在1984年國務院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主上派佔了上風，中央領導也表示支持，大有“山雨欲來”之勢。1985年全國政協會議上，交通部的幾位委員不謀而合，都想說說三峽工程，但當時大家心存顧慮，擔心中央已經定了，講了又有什麼用。

 在第一組的會議上，我按捺不住提出，三峽工程尚未論證清楚，急於開工有很大風險，建議暫緩上馬。我的意見獲得了小組72名成員一致擁護，大家推薦我到大會上講。有的同志還鼓勵我說，“你去講，開除黨籍我們護你”。那時我已經沒什麼職務，也沒什麼官可罷了，便在大會上挑明了自己的觀點。後來，楊靜仁通知轉達了國務院的意見，說這個工程還未定，將請全國的專家繼續論證。大家對中央的這個態度頗感滿意。

 這次會議上彭老留下一個深刻印象：“民主是必要的，尤其是在重大問題的決策上，更應該多一點民主，少一點一言堂，拍腦袋。”

 二次大戰中，美國科學家研制出原子彈，寄希望於它能加速世界和平的到來。科學家們太天真了，其後他們在日本看到的是，原子彈給人類帶來的無情毀滅。於是，愛因斯坦與百名科學家聯名上書總統，呼籲停止生產原子彈。但白宮處於維持世界霸主地位的考慮，沒予理睬，原子彈越來越多，後有氫彈，又有中子彈。政治戰勝了科學，人類又添上了一個致命的威脅：核戰爭。

 在新中國水利史上，科學家敗在整治需要和民眾熱情腳下的例子並非寥寥。

 彭老說，今天，人們回過味來，三門峽工程是一大失誤。可在當年，它卻是一條衡量一個人政治立場的標準：雙手贊成者，就是擁護黨的總路線；反對上馬者就是反黨。一些仗義執言的專家蒙受了政治轟炸，被劃為右派。結果，三門峽工程被迫幾次炸毀改建，移民幾遷幾返，國庫裡的銀子嘩嘩的拋進了黃河。

 彭老又說，葛洲壩實際上是三峽工程的演習。70年代初，一些人可由於看到上三峽工程有困難，便違反開發次序，倉促上馬了下游的葛洲壩工程，想以此促進三峽工程上馬。由於未做好規劃設計就貿然開工，投資一再追加，工期延長達18年之久。不僅如此，如今工程還留下了不少令人擔憂的後患。

 彭老最後語氣沈重的說，三峽工程真要上去就下不來了。建成後，真的出了預料不到的大亂子，那時，我們這一代人也許都不在了，用不著負責了，可子孫後代怎麼辦？

 三峽工程一旦斬斷了黃金水道，炸壩也難恢復原航道，中國人還能另挖一條長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