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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探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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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谶语:读齐邦媛《巨流河》

林探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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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自己有限的人生里,迎面遭遇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却是一件不可选择的事。即使荒谬终将被岁月抚平、一切终将重新恢复欣欣向荣,那又如何呢?生活在时代夹缝里的人,已然在这场荒谬中耗尽了一生的青春。

  一、人生的圆周

  在我学习戏剧创作结构的时候,领悟到了一个“起点即终点”的概念。即整个故事始于何处,最终章也将落幕于何处——这便是一个比较完满舒适的戏剧结构。

  许多小说电影里皆有如此设定,我也曾读到一句话,叫做:故地重游,往往意味着诀别。

  齐邦媛老师在她洋洋洒洒的自传《巨流河》里,将自己这一生的时间轴娓娓道来。文学专业出身的她行文克制内敛,功力都蕴藏在不经意处。故事开始于波澜壮阔的东北辽河流域,而最后一个画面,是齐老师时隔数十年回到内地,在大连的海岸边眺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最终汇入台湾岛最南端的哑口海,“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

  令人读罢荡气回肠,怅然若失。

  即便是非虚构作品,齐老师所描述的一生轨迹,也十分符合戏剧结构里的完满圆周。

  这部自传的特别之处在于,齐老师并没有将自己“懂事”前的岁月一笔带过,而是参考了许多访谈资料,结合童年记忆,顺便也还原了她的父母乃至祖父的部分生平。

  泛黄的岁月总是最令人喟叹。

  

  二、她的父亲齐世英

  一九二四年的元宵节,齐邦媛老师出生于天寒地冻的辽宁铁岭。由于先天不足,她从婴儿时期便体弱多病,高烧时曾被亲戚断言“已经没气了”,全靠母亲在炕上抱着不肯松手,才捡回她的一条命。她父亲当时还在德国留学,连她的名字都是由救她一命的医生取的。

  她的祖父齐鹏大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忠诚部下,而她的父亲齐世英却因留学德国,满脑子都是救国救民的民主思想,参与了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兵谏。齐老师在两岁时,便因父亲的革命行为,而被迫随着祖母、母亲和哥哥踏上了逃亡之路。

  在齐世英参与反对张作霖的革命行动时,所有人都以为其父必受株连,但张作霖却顾念齐鹏大多年忠诚,丝毫没有“子债父偿”的意思。用齐老师的话来说:“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

  张作霖是极其典型的中国人,一方面,在国难当头时他仍然穷兵黩武、忙着内斗割据地盘,另一方面他又义薄云天,誓死不与日本人妥协,终至被爆炸暗杀。

  可惜其子张少帅既没有新时代的远见卓识,亦没有乃父的英雄气概,以至于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对于齐世英来说,二十六岁那年参与的郭松龄兵谏,是他一生的心病。齐世英少年时随父母在军队驻防地居住,见识到北方乡村的风土人情,“深深感到一般国民知识的闭塞,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在淳朴的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岁在天津新学书院受英国式教育,被培养成彬彬有礼的绅士。十八岁考取官费去日本,在积雪的冬日里闭户读书,逐渐长成一个“深思耽读的青年”。二十二岁时,他追随堂兄去德国柏林留学,读哲学经济系,观察战后的德国社会,常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

  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教育背景,在上世纪初的中国,自然是高不可攀的“人上人”了。

  在德国度过堪称无忧无虑的两年之后,由于堂兄肺结核逝世、伯祖父去世,齐世英只得捧着堂兄的骨灰回家奔丧,哪知家中便不许他再出去留学了。齐世英办完丧事离开庄院回到沈阳城,想另寻读书途径,便在此时结识了郭松龄。

  郭松龄是其父齐鹏大在奉天武备学堂的同学好友,因见齐世英住在旅馆多有不便,便邀请他住到家里。两人雪夜长谈,聊尽国事天下事,甚为投契。齐世英将自己留学时的所见所思分享给郭松龄的亲友门客,众人很快达成共识:东北沃野千里、农耕缺人,积极建设家园、发展教育才是要紧事,而进关参战、与身为同胞的直系军阀争抢地盘,只是毫无意义的伤亡。

  齐世英是欧洲归国的理想主义青年,而郭松龄、韩淑秀夫妇,一个是果决的新军领袖,一个是毕业于燕京大学、心中有丘壑的高材生。双方一拍即合,共同在东北建立“同泽中学”兴办教育,还计划筹办一所大学,决意“不受当权者支配,不以培养官员为目的”。

  不到一年之后,郭松龄便又接到命令,要入关对抗孙传芳召集的五省联军,巩固奉军的地盘。郭松龄关心民生、不愿继续内战,便发动各方势力联名反战,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主张休养生息、永不参加内战,储备实力以抵御虎视眈眈的日俄,并且振兴教育发展家乡。

  作出这个决定前,郭将军也知道风险重重,做好了“若失败则大家皆须亡命”的准备。

  在草莽英雄张作霖的眼里,郭松龄的主张是什么还是其次,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他反了。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和眼界局限,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张作霖不会认真听取郭松龄的主张。

  郭军一路气势如虹,却遇到百年不遇的大风雪,阻于巨流河西岸。

  在随郭松龄出亡途中,林徽因之父林长民中流弹身亡。郭松龄不忍抛下不会骑马的妻子和幕僚独自突围,便与其一同坐马车,很快就被张作霖的军队快马追上,夫妇二人被当场处决。

  张作霖将郭松龄夫妇的尸身在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并且通缉了“煽动兵变”的齐世英。

  齐邦媛老师总结道:在张氏父子的观念里,东北就是张家的,政府遴选的官费留学生就是张家派的,只能效忠他一家,所以齐世英之“叛”天理不容。

  在新旧观念交替的时代,一方霸主的王权思想深入骨髓,远高于长远的民生大计。

  由是,齐世英只能带着同伴去日本领事馆躲避。因为害怕冷枪暗杀,此六人度过了足足半年“连院子都不敢去”的艰难时日。

  在此期间,齐世英日日夜夜都在想同一件事:“一路上打的都是胜仗,为什么当沈阳灯火可见的夜晚,我们就是渡不过巨流河?”他幻想了种种可能性,关于如何求得使馆庇护,如何帮助郭将军出亡,如何保住实力反败为胜……可是无数的憾恨都融进了那渡不过的巨流河,也成为了齐世英终此一生的梦魇。

  后来齐世英辗转逃到日本、又来到天津,终于在次年年底于上海加入了国民党。

  时年二十七岁的齐世英,经历了天翻地覆的生死之变,因其温文尔雅的气度而被蒋介石评价为“不像东北人”。在将近三十年后的一九五四年底,齐世英在台湾“立法院”公开反对为增加军费而电力加价,触怒了蒋介石,直接被开除党籍,自此过上了十多年受人监视的清朴生活。

  在人品刚直这一项上,齐世英矢志不渝,骨子里终究是个又倔又硬的“东北人”。

  短短两年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三年后便是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中国自此陷入万劫不复。其时齐世英已在南京定居,投入到了积极的抗日地下工作中。“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期,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黄金十年’。”因此,日本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因为如果再不打中国,等中国的国势强盛起来,就不能打了。

  全国的理想主义者拼尽全力建设新天地,却被贪婪的强盗争分夺秒地击垮。

  后来,由于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对东北人有了芥蒂,在抗战胜利后直接委任来自江西的熊式辉接收东北。因为对东北布局缺乏了解,加之多项沉疴,东北很快就呈现颓势,在共军手里一败涂地。到了一九四八年,东北终于全失,由齐世英亲自培养的地下抗日者也困在原地插翅难飞。

  他们原以为苦熬多年可以等来胜利还乡,却没想到培育他们的长官竟弃他们于不顾。

  齐世英对此自责不已,并且深感理想幻灭。

  多年克制内敛的齐世英,到了晚年忽然变得善感,常自泪如雨下,心中最为惦念的仍然是那个渡不过巨流河的夜晚。一九八一年齐世英在荣总住院,张学良突然去病房看他,两位耄耋老人诉说一生坎坷,忍不住幻想时光倒流的另一种可能性。当日,张学良与齐世英唯一共同的心意,便是怀念郭松龄将军。

  然而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早已流散,故人化为尘土,一切不可重来。

  

  三、她的母亲裴毓贞

  当父亲齐世英在外为国家、为时代而出生入死时,体弱多病的小女孩齐邦媛,在东北乡下和她孱弱的母亲裴毓贞相依为命。

  裴毓贞只在十四岁那年见过齐世英一面,便对这位“父母之命”的未婚夫印象不错,觉得比嫁个乡下丈夫好太多了。裴毓贞十九岁出嫁,之后整整十年“没有离开过那座庄院有形和无形的门”,做尽了一切传统媳妇“该做的事”,忙碌于各种各样的针线活和家务,没有任何社交和朋友。

  十年间,齐世英只在暑假回去过四五次。有一年裴毓贞怀孕想吃樱桃,二十一岁的齐世英便跑到村口去找兜售的小贩,由于没有袋子装,就用长袍的大襟兜着樱桃回来。“那一兜樱桃,从村口走到庄院,九年中支撑着她许多孤寂的岁月。

  裴毓贞先是诞下了健康的儿子齐振一,两年后生了先天不足的齐邦媛,再三年后又生了小儿子齐振道。那时医疗落后、幼儿死亡率很高,齐振道三岁那年被传染上了脑膜炎,十四天后就不治身亡了。

  幼子的忽然死亡给了裴毓贞沉重的打击,使她常常哭泣自责、精神恍惚。

  “在传统社会,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在夕阳余光中躲在牧草丛中哭泣。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雪融之后,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坟,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祖母说那是芍药花。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种高贵的娇美,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它在我日后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永不凋谢的美与悲伤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裴毓贞的父亲裴信丞得知了女儿精神恍惚的症状,还听说女婿齐世英此时在南京与一群时髦的留学生住在一起,深感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他求得了亲家准允,护送裴毓贞、齐振一、齐邦媛母子三人去南京与齐世英团聚,甚至想好了,如果齐世英不收留,便带他们回娘家。

  听多了旧时代惨无人道的父权故事,当看到这种父母护雏的温馨细节,我忍不住动容。

  哪怕是在闭塞的时代和地区,一个父亲为他脆弱的女儿殚精竭虑准备好的一条条退路,便是发乎于本心的拳拳之爱。

  为了去南京,年幼的齐邦媛专程在沈阳做了一套红底闪蓝花棉袍。

  一路上,兴奋的孩童嘁嘁喳喳。齐邦媛在乱石嶙峋的秃山好奇地问母亲:“妈,这叫什么山?”裴毓贞回答道:“这叫‘鬼哭狼嚎山’。”

  齐邦媛一直牢牢记得母亲当时的神情:“如今,她去投奔一个已离家多年的丈夫,牵着两个稚龄儿女,走向数千里外一个全然无法想象的大城;在那里没有家人,连亲戚都没有,心中的惶惑、畏惧,岂不正如进入鬼哭狼嚎的世界?她知道前途未卜,但也绝不愿再回到那已度过十年隔绝孤寂的塞外小村里,过活寡似的生活。我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观念,其实是得自我那没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她把那苍莽大地的自然现象、虎狼豺豹的威胁,和那无法言说的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我童年至终生的启发。她的乡野故事有些是温柔的盼望和悲伤,有些充满了人心的悸动,如同鬼哭狼嚎山,毫无修饰,强烈地象征着她那时对南方大城的畏惧,和对自己命运的忧虑。

  外祖父带着他们三人一路南下,“火车没日没夜地开,车窗外是无止境的庄稼地……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风林,看到天边,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

  出了山海关到北平,走了三天两夜之后,在火车进站浓郁的白色蒸汽里,父亲齐世英挺拔地站在月台上等待着。裴毓贞脚步迟疑,“……手像榆树落叶那么颤抖,娟秀的脸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悦”。

  外祖父在南京住了十多天之后回了关外老家,将“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小女儿留在了“南方这举目无亲的人海里”。

  之后,齐世英投入了抗日地下工作,齐邦媛也随着母亲由南京搬到北平,又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再回到南京。为了隐藏身份,他们一家时常改名换姓,她也不得不时常更换学校,以至于她上学前总会问母亲:“妈,我今天姓什么?”

  在这样朝不虑夕的危险日子里,裴毓贞反倒不再哭泣,与齐世英的感情也渐渐稳固起来,她觉得与丈夫共患难是很幸福的。由于东北沦陷,齐世英主张黄埔军校多招收东北青年,以至于东北学生占了军校生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南京的岁月里,裴毓贞便尽心竭力地替丈夫款待着那些离乡背井的东北孩子,每周日为黄埔军校和政校的学生们做北方面食,和他们一起聊故土人情。

  许多黄埔的学生一生都忘不了那段在异乡寻得家庭温暖的岁月。

  那一年,齐邦媛的外祖父又来南京看望了一趟,见到女儿兴高采烈地忙碌着,他终于放了心,于两年后平静地去世。

  虽然有了持家的幸福,但裴毓贞却时常在忙碌时轻声哼唱,齐邦媛清楚地听到,母亲唱的是《苏武牧羊》:“兀坐绝寒,时听胡笳,入耳心痛酸。”数年后,直到齐邦媛有了孩子,她母亲仍然在外孙的摇篮旁唱着这首《苏武牧羊》。

  齐邦媛说,从前母亲“守着幼小儿女,和苏武当年盼望小羊长大再生小羊一样,支撑着几乎无望的等待”。

  裴毓贞在南京期间又陆续诞下三个女儿,生下小女儿后没多久,便因抗战范围扩大而被迫迁移,在船行辗转中大出血,医生都已经下了通知让家人准备棺材寿衣,硬是靠齐邦媛的三舅裴毓庆在床边不断呼喊,才唤回了裴毓贞的性命。然而齐邦媛的二妹静媛,在几乎同一时间,因船上感染的急性肠炎而去世。

  九死一生的裴毓贞带着儿女,跟着大队伍一起逃离战火,后来在重庆定居下来便继续操持家务。再之后到了台湾,她还屡屡对忙碌的齐邦媛伸出援手,帮助照看三个外孙。及至一九八三年,裴毓贞在台北内湖的家中安详离世,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齐世英才意识到,妻子这一生是何等辛苦操劳。

  两年后,齐邦媛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在外科病房里走过“死亡的幽谷”。当时她心中盘旋着一个念头:“感谢天主,妈妈已经安详逝世,她不必再为我流这一场眼泪。”

  为人妻、为人母,羸弱的肩膀背负着不为人知的重量,似乎注定了一生有数不尽的眼泪。

  

  四、疾病与玛丽苏

  齐邦媛自己的故事,从开端就很有几分少女言情的味道。

  一九三四年,年方十岁的齐邦媛得了肺炎,被医生建议去干燥的北方养病。于是父亲齐世英动用关系,将齐邦媛送到北平的德国医院看病,而后又花费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将她送到了离城二十里的西山疗养院,在单人间住了足足一年的时间。

  每个礼拜六,六十多岁的祖母会坐二十里路轿子去疗养院看望她,每次祖母要走了,她便坐在床上哭喊着:“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祖母的泪水便也在皱纹里横着流淌,使她忽然明白了古人文章里所说的“涕泪横流”是什么样的光景。

  那时肺病是重症,疗养院里经常有人死去,院方便在死者住过的屋子里撒石灰。齐邦媛因为爱读书,和一位有着诸多藏书的张姐姐关系很好,在对方那里读到了不少新文学的书,包括林纾的《茶花女》。

  直到有一天下午,她看到有人在张姐姐房间里撒石灰。

  年幼的齐邦媛对死亡概念模糊,隐约懂得一些,心中只觉得孤寂恐惧。那段时间她常常哭哭啼啼,给前来探望的祖母造成不少负担。几年后在颠沛流亡之际,齐邦媛辗转听到祖母去世的消息,却“始终很难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温暖身体会变冷”。

  这段疗养院的经历,愈发让她敏感细腻、终身胆小怕黑,对人世悲欢亦有一套自己的体悟。多年后她与父亲谈及那段经历,说:“你们好残忍,把我一个人送到那荒山上的医院去。”

  父亲也只是叹气,说在那个时代并不懂得儿童心理学,以为自己所做的已是最好。而多年后的齐邦媛也已懂得自己是幸运的:“父母生我、养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自来文学研究者都热衷于探讨疾病与角色性格之间的关系,若是哪个角色被设定为肺病,那便会被公认为是作者偏爱的角色。因为肺病的症状苍白优雅,是诸多疾病中最体面的一种。这个病不像面色蜡黄的肝病,不像姿态狼狈的肠胃疾病,对于性格的塑造也具有诗化的成分。

  由是,在阅读过程中,我并不是单纯借着齐老师的眼光审视她走过的岁月。她在我眼里,本身也是一位诗化的主人公。当看到她儿时因虚弱迟缓而被哥哥嫌弃;当看到她在逃亡过程中执意不肯坐车、要跟着男生们一起走路,结果不到一天就发高烧病倒;当看到她一年级读长沙周南女中时常常晕倒送医,被校方视作麻烦;当看到她大三那年和暧昧期的男生相约爬山,忽然间因心口疼而走不动路……诸此种种,都会让我想到自己塑造过的体弱多病的主人公,不由得对她心生怜惜。

  后文中还有一段,说齐邦媛大三那年,暂住在上海的男朋友俞同学家里,后来父亲让她坐运输物资的军机去北平和母亲、妹妹团聚。男友俞同学便送她上飞机,看她跟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停机坪,在半人高的芦苇丛中奔跑着向她挥手。

  飞行一段时间后,齐邦媛恍神想着芦苇丛中的人,却也知道邻座的人一直在看她。

  终于,邻座那人说话了:“小姐,你的安全带没有拴紧。”

  齐邦媛的体重才四十多公斤,安全带扣到最后一格仍有松动,只好自嘲说自己“不合军机座位标准”。那人居然大笑起来,引起了整个机舱的注意。随后那人向她道歉安慰,问了她的姓氏和学历,便猜到她是齐世英的女儿。

  此人是广东人,名片上写着“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

  飞机在北平机场降落后,那人坚持用吉普车送齐邦媛到东城大羊宜宾胡同。母亲裴毓贞“看我从天而降似地突然回家,身旁站了一位全副戎装的漂亮军官对她立正敬礼,大概差点昏倒”。

  这是一个典型的言情小说场景,若放在虚构作品中,齐邦媛一定会和这位漂亮的军官发生点什么。然而在嘈杂纷乱的现实中,罗曼蒂克就此戛然而止,这位军官在后文中再未出现过。

  虽说是非虚构作品,但是当她将自己的一生浓缩呈现,她所经历的某些瞬间,便也无可避免地成了读者眼中的景观。或许也是因为有了疾病和灾祸的笼罩,夹杂着各种死里逃生的奇遇,齐老师在书中对于少女时代的回忆和讲述,也细腻浪漫得像是一部精致的年代小说。

  王德威老师在后记中评价道:《巨流河》不仅是一本自传,也是一本文学作品。

  在那个“欢乐苦短,忧愁实多”的时代,齐老师这克制内敛的笔触,已经是一种极致浪漫主义的描摹。

  

  五、她的爱情

  全书最浓墨重彩的一段,莫过于齐邦媛与张大飞的缘分。

  最初那个男生有个吉祥的大名,叫做张乃昌。他父亲曾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接济并放走地下抗日者,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张乃昌丧父后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杀,带着弟妹逃亡到营口投奔姑姑。此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张大非”。

  在此期间他入读了一所教会中学,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他信奉了基督教,得以“尽情求告一个父亲的保护和爱”。

  翌年“满洲国”成立,十五岁的张大非独自逃到北平投奔叔叔,在极端困顿时,他看到了齐世英创办的“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食宿皆有公费,终于安定下来。

  几年后的除夕,齐邦媛的哥哥齐振一奉父亲的命令,在学校里找到了大自己三岁的张大非,并带他回家吃饭。在那个寒夜里,十八岁的张大非忍住号啕,说出了自己家破人亡的故事。年少的齐邦媛一面听着,一面看到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窗外的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

  自此,每个星期六午后,年少的齐邦媛都会“在哥哥那群喧闹的同学中,期待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

  那年初春,齐邦媛兄妹随着母亲住在板桥的小平房,她常随着哥哥漫山遍野地跑。有天午后,齐邦媛跟着哥哥一行人去爬不远处的牛首山,下山时因走得慢而落在后面,在半山处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听着尖锐的山风呼啸,她不由得在恐惧中哭泣。

  这时,她发现张大非在回头看她。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到了初夏,他们便搬回到了南京城里。

  再后来,战争局势地动山摇,齐邦媛再也没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缘分。

  但在往后数十年间,齐邦媛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倘若这一切真的发生在一部言情小说里,再往后便是青梅竹马携手相伴的故事了。

  然而这不仅不是小说世界,甚至不是个正常的世界。

  随着七七事变爆发,众人被迫西逃。中山中学高中部的男生接受了军事训练,背着军队的步枪,承担起了护送撤退的职责。哥哥齐振一、表哥裴连举还有十九岁的张大非,用棉被裹着产后虚弱的裴毓贞抬上火车,然后把齐邦媛和三个妹妹一个个由车窗递进去。

  逃亡的火车上,连车顶都攀满了难民,过隧道时总有人掉下去,引发旁边人的哭喊。到芜湖换船时,在混乱拥挤下,有更多人落水呼救,还有人就这样沉了下去。“在那个惊险、恐惧的夜晚,混杂着白天火车顶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长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头。那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成为我对国家民族,渐渐由文学的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

  好不容易行船到汉口,齐邦媛又经历了妹妹病逝、母亲死里逃生的接连冲击。当她独自站在病房门口,听着舅舅呼唤母亲的名字,张大非忽然从大门处跑着过来了。

  他跪在病床前俯首祈祷,然后走出来告诉齐邦媛:他已报名军校,从此改名为“张大飞”。

  随后他疾步离开医院,去军队报到。临行前,他交给齐邦媛一本全新的《圣经》——他平时总是随身带着一本镶金边的《圣经》,年少的齐邦媛常常好奇打量。此刻临别之际,他送了一本全新的《圣经》给齐邦媛,并且附言道:“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

  齐邦媛从前只觉得自己的生命病弱磨难,从未听任何人说过“可爱的前途”这样的话。

  逃亡路上,齐邦媛的哥哥收到张大飞来信,说他已经考进了空军官校。随着战火蔓延,他们经过了湖南、广西,齐邦媛不断转学、不断躲避空袭,终于来到战时首都重庆。父亲齐世英忙着接送一车车的学生,路途上一次次与家人擦身而过。

  在重庆沙坪坝定居下来之后,齐邦媛总算开启了较为安稳的几年青春。

  初中时的齐邦媛骨瘦如柴,留着男生的短发,从不照镜子,日常和同学一起接受童子军训练。此时的张大飞已经开始驾驶驱逐机与日军作战,有一回他经由重庆去拜访齐家,对齐邦媛的母亲说:“我刚才看到邦媛在校门口站岗,她的胳膊和童子军棍一样粗。”

  在齐邦媛中学那几年,在空军部队作战的张大飞一直联络不上自己的家人,便时常给齐家寄来家书,俨然将齐家当成了自己的家。而爱写信的齐邦媛就成了他最稳定的笔友。他们的生活宛如两条平行线:少女齐邦媛热络地分享自己在南开中学孟志荪老师课上学到的诗词,张大飞就陪她一起讨论,他赞同秦少游的气魄,却不理解少女齐邦媛为何会喜欢皇甫松的苍凉。

  张大飞常常寄来照片,从棉军服到飞行装,每一步都是他的成长。后来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的飞虎队赴美受训,一九四二年由科罗拉多州回国,还专程去沙坪坝拜访了齐家。此时他已是中尉,生得壮硕精神,常常在云南各地开飞机作战。

  飞行员休假时常常去喝酒,而张大飞执意不肯去及时行乐,只是在家中读《圣经》,或是给齐邦媛写家书,以求得内心安宁。

  他在一封信中提及,自己与敌机正面遭遇,清清楚楚看到了对方驾驶舱里那张惊恐的脸。他只知道自己若不先开枪就必死无疑,但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坠机火焰里的那张脸。

  

  对于齐邦媛来说,张大飞是符合一切少女憧憬的盖世英雄。

  在齐邦媛高中的假期,张大飞来找她吃饭散步,“太阳耀眼,江水清澄”,她聊着自己读的课外书,他聊着自己的飞行所见,两人在江岸边偷得片刻宁静,却并未一语触及情爱。

  一九四三年四月,齐邦媛高中毕业前,忽然有个初中女生跑来告知,有人在操场上等她。

  她出去后,只见张大飞由梅林走过来,走到一半忽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读到这一段,我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那句歌词:“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咫尺依偎的温暖转瞬即逝,身在其中的主人公却不知道那已是诀别。

  

  诀别不是一下子到来的。

  齐邦媛联考时填了三个志愿:第一志愿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

  她选择哲学系,是想向曾经远赴德国读哲学的父亲挑战。为了远行独立,她刻意没有填家门口的中央大学。她的第一和第三志愿都在离张大飞很近的云南,偏偏因为数学分数低,而去了第二志愿的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外文系来信鼓励她就读,她却更钟意哲学专业,没有接受这根橄榄枝——哪知一年后,在朱光潜老师的劝告下,她仍旧转入了武汉大学外文系,并且后来以英语教育和多语言文化交流为终身事业。许多事情都像是注定,连偏差也像是注定好了的。

  齐邦媛还未入住大学宿舍,浅蓝色的航空信就已经寄到了宿舍。二十五岁的张大飞在云南边陲溽热潮湿的备战室里,对着抢工修复的飞虎队跑道,给齐邦媛写下一封封的家书,叮嘱十九岁的她不要因为想家而哭泣,要相信光明的前途。

  情难自已时,他也曾在信中写下:“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在这之后,张大飞在一场战争中受了伤,对死亡有了更近的认识。此后他不再轻言感情,只是常摆出兄长的成熟态度。而浑浑噩噩读完大一的齐邦媛,却起了念头,想申请转学到西南联大外文系去,也可以借此离张大飞近一点。

  张大飞赶忙来信,坚决不赞成齐邦媛转学去昆明,说自己实在没能力照顾:“你对我的实际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对我‘光荣’的实质情况愈模糊愈好。”

  齐邦媛初读并不懂得,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张大飞便是在此时下定决心,要彻底退回到保护者和兄长的位置。加上导师朱光潜和父母的劝说,“感情大于理性”、不太适合读哲学的齐邦媛在大二那年转到了外文系,不过仍旧留在了武汉大学。

  在大二的暑假前,她收到了张大飞殉国的消息。

  二十六岁的张大飞,在预感自己就快牺牲时,给齐邦媛的哥哥齐振一寄了最后一封信:“……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信的最后一句这样说道:“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齐邦媛收到一整包张大飞退回来的、她曾经寄过去的信,当中有一封汗渍斑斑已经褪色的信,一看即知是张大飞常常随身携带——那是齐邦媛在高三时写的,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说着李白和天上的月亮,说着学几何多么难,抱怨说自己现在都不敢看课外书了。

  齐邦媛猜想,这封信对于张大飞来说,或许就像他的队友们去喝酒跳舞一样,也有帮助忘却狰狞现实的用处。

  在战争即将胜利的短短四个月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

  当日本终于投降、盼望已久的胜利终于到来时,满大街都是狂欢的声音,齐邦媛却跑回家,昏天黑地恸哭了一场。她不敢再提张大飞的名字,也不敢再看两人来往的那些信件。

  后来经历迁移辗转,那些信件全都丢失湮没,她再也没有机会“坚强起来好好看看”。

  她只是在这一年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用另一种方式纪念心里的他。

  

  大三那年,齐邦媛开始与一位来自上海的姓俞的男同学约会,却在假期短暂回南京期间,不经意走近了“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的礼拜堂,顿时犹如刀剑刺入心中。她入场时没敢签自己的名字,签下的是哥哥齐振一的名字。冥冥中,她只觉得这种相遇是注定。

  有了这一场冲击,加上俞同学此后在上海工作生活、思维渐行渐远,齐邦媛进大四后不久,便退还了俞同学所有的信件,决定和他就此别过。

  多年后的一九九九年,齐邦媛伫立在南京紫金山航空烈士纪念碑前,在编号M的碑上找到了寥寥几行字:“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齐邦媛,她心中恍恍惚惚有个声音在说:那么,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了。

  那被她哭得泪痕斑斑的枕被,那散失在混乱中的来往信件,十八岁那年雨衣里的心跳声,十二岁那年山风里的回眸,这凄美浪漫得如同幻觉一般的缘分,直到白发老妪伫立在冰冷的墓碑前,一切回忆才再度有了实感。

  人生中有很多瞬间,凝住眼泪才敢细看。

  

  六、真相与同理心

  虽然张大飞的故事缠绵悱恻,但是有个细节及时止住了我的感动。

  张大飞的遗书里夹杂着这样一段,说当他意识到自己“朝不保夕、移防不定”,不愿拖累齐邦媛,决心退回到兄长的位置之后:“……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以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

  我酝酿着的泪水当场干涸。

  在张大飞的这封信里——起码在齐邦媛转述的张大飞这封信里,这个“圣诞节在驻地结婚”的中学老师就只出现了短短一瞬。听上去,这场婚姻甚至像“喝酒跳舞”一样,只是一个打卡体验项目,另一位当事人的感受完全就不重要。

  我原以为,张大飞是因为意识到自己之后生死未卜,才不愿谈情说爱拖累别人。难道,恩人家的掌上明珠不能拖累,偶然认识的中学女老师就可以随意拖累了?

  他的抚恤金分一半给弟弟,另一半应该是给太太了吧?

  齐邦媛在全书中再未置一词,关于那个女教师后来过得怎么样?沉浸在悲恸中的齐邦媛有关心过她的命运么?她对那个女教师有过嫉妒么?有过同情么?有过爱屋及乌的悲悯么?

  难道说,所有人都默认了这出戏有且只有一个女主角?于是其他出场角色都可以寥寥几笔带过。任凭他们承受失去至亲的悲痛,任凭他们独自承担世间孤苦,都并不值得牵动主人公的喜怒哀乐?

  在《巨流河》出版后,众人对齐邦媛与张大飞的这段情有诸多讨论,更有恶意读者大骂齐邦媛“玛丽苏恋爱脑”。但其实,张大飞妻子的经历也传奇得宛如一部言情小说。

  根据资料,张大飞的妻子名叫朱鸿影,他们两人竟然还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做张川生——大约意为“在四川出生”。在张大飞殉国后的第二年,他的弟弟张大翔找到了嫂子朱鸿影,并且娶她为妻。

  按时间推算,张大飞和朱鸿影的感情发展,应该在他尚与齐邦媛通信时。

  由于当时空军很受欢迎,一见钟情就闪婚的大有人在。有读者查阅资料后推断,朱鸿影应该是一直对张大飞有情:那次张大飞在战争中受伤,痊愈后便不再对齐邦媛谈及情爱,逐渐退回到兄长位置,应该是因为在他受伤期间,朱鸿影女士曾亲自跑去看望照顾。

  对于身心脆弱的战士来说,这种朝夕相处的细致关怀是极有征服力的,比起纯粹的心动和向往,另有一番滋味。

  一边是勇赴战场大胆示爱的女教师,一边是事事都需要请求父母准允、向往着盖世英雄照顾保护的、柔弱的文艺女青年……张大飞最终做出的婚恋选择,不全是因为爱情,却也绝不是自暴自弃的“打卡体验”,而是出于综合考虑后的一种更厚重的感情。

  张大飞与朱鸿影实际结婚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即齐邦媛还在读大一时,也就是他情不自禁地将高三的齐邦媛抱进雨衣里聆听心跳的同一年。在此期间他一直隐瞒婚讯、保持与齐邦媛通信,所以翌年夏天,当齐邦媛想要转校去昆明离他近一点,他才会来信极力劝阻。

  直到婚后九个月,他才停止与齐邦媛通信。

  少女齐邦媛同时受到张大飞的婚讯和死讯的冲击,无法处理这种复杂的心情,于是只将自己对张大飞之死的悲恸展开来讲,却将自己对他这场婚姻的态度略过不提。

  根据张大飞的遗物和遗书,齐邦媛分明知道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在张大飞的潜意识里无疑有一种“放手成全,希望你过得更好”的意味。他选择和别人结婚,并非因为心里没有齐邦媛,而恰恰是因为感情太重不敢拿起——这一点他自己在遗书里也坦然承认了。

  这般深刻隐忍的、带着仰望和呵护的“爱”,这般带着一点点不道德的“被爱”,让齐邦媛心情复杂,但做惯千金小姐的她也坦然接受了。由是,她才敢于放任自己汹涌的思念,甚至会向自己日后的追求者屡屡提起张大飞的名字。

  齐邦媛在后文中提到,她之所以知道张大飞的纪念碑所在,是因为张大飞的弟弟曾经寄给她一本纪念碑的册子。这样说来,她是知道朱鸿影的后续下落的。在回忆录里避而不谈,是因为自己无处安放的姿态,也是一种努力维持的体面。

  书中也提到,在齐邦媛大学时,学生里的“读书会”办得如火如荼,左右派思想割裂日益严重。一些去过左倾读书会的同学,开始有了莫名其妙针对她的恶意,指责她是“权贵余孽”,并且当面大声骂她。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政治会给人带来如此大的改变,为什么可以煽动起这样无端的仇恨,愈发决定终身远离政治。

  政治口号对人的思想改变固然可怕,但我也在想,或许身份优渥的齐邦媛自己也未曾意识到,她有时一些理所当然的无心举动,可能真的曾经刺伤过某些和她身份背景大不相同的人。

  她自然对人没有恶意,但很多她习以为常的概念,一些她感受不到的生活芒刺,一些被她下意识忽略掉的、遥远他方的眼泪与真实,或许也是造成她忽然间遭受攻讦的原因。

  她确实是个细腻敏感聪慧的文艺青年,但她的同理心也就到自己的舒适区为止了。

  

  七、她的房间

  齐邦媛一生住了将近十年的女生宿舍。

  她从小就生活在多人聚居的大宅院,最长时间的独自居住,大约还是十岁那年在黑暗寒冷的西山疗养院。

  此后她辗转读书,便一直和一大群女生们住在一起。刚搬进大学宿舍时,她发现自己的床靠近屋里唯一的窗子,原本还有些庆幸,但很快就发现,为了安全,窗户是用木条封住的,连外间天亮都看不到。

  当时由于战时条件简陋、学校仓促迁到乐山,单薄的木板床总是颤动着,旁边还没有栏杆。即便瘦弱如齐邦媛,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半夜从上铺摔下去。

  大一暑假结束时,齐邦媛提早一周回到乐山办理转系手续,只想早些去登记宿舍房间,希望能得到一个靠窗的书桌。

  搬到新宿舍不久后,有些室友受到读书会左倾思想影响,开始对齐邦媛阴阳怪气,就连她曾经形影不离的下铺女生赵晓兰也渐渐不理她了。便在此时,历史系的李秀英告诉齐邦媛,自己的室友被未婚夫接回去结婚了。李秀英知道齐邦媛一直羡慕人少的屋子,便邀请她去同室。

  齐邦媛连忙办理了申请手续:“……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头顶上一尺半见方的天窗,对我简直是华美的宫殿!

  由于李秀英有固定男友、常常出去约会,所以齐邦媛每晚都能有三个小时独处,用来清理满腹的心事。夜深人静时,透过小小天窗听着河水汹涌奔流的声音和对岸的鸟鸣,她只觉得这是一种奢侈的幸福。再后来,她在老水夫的指引下,找到了河岸边一个幽静的角落,得以躲在那里独自读书,简直如获至宝。

  

  大学毕业前,齐邦媛想继续读书进修,还申请到了美国霍利约克学院的入学资格。然而父亲齐世英不同意她出国,认为她应该先考虑婚姻,否则以当下的局势,她一生与家庭隔绝,会成为孤僻的“老姑娘”。

  一九四七年,大学毕业后的齐邦媛在北平和上海都未求职成功,辗转来到台湾大学担任助教,借住在父母的好友马廷英叔叔家中。当时的台湾深受日据时期影响,马家所在的青田街是一条条窄巷,都是可以直接推开的低矮日式房子,入室时要换上草拖鞋,踩上榻榻米,好似走在别人的床铺上。

  刚到台北的那几个月,齐邦媛只觉得孤独陌生,心中一直盘旋着“回到爸妈身边”的念头。

  新年后的某一天,她在车站躲雨时偶遇了武大的校友杨俊贤,很快就被带去参加了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终于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

  校友会上有一位电机系的学长罗裕昌,说是那天见到她,便下决心要娶她回家。

  在长辈们的关照下,齐邦媛申请到了一间本该分给台大教授的单身宿舍。她的行李不多,除了一个小皮箱和简单的枕被,便只有刚来时在骑楼下购入的小梳妆箱——那时常有待遣送的日本人,瑟缩地跪在台北街头摆地摊,卖着自己带不走的家当。

  齐邦媛对这样的景观感情复杂,心中并不同情他们,却也知道他们不该是仇恨的对象。

  搬家之际,罗裕昌殷勤地为齐邦媛送来了被褥和必要的日用品,还在公用厨房为她烧了第一壶开水,灌在暖瓶里。

  时年二十八岁的罗裕昌家境清寒、理工科出身,并不符合齐邦媛从前的爱情幻想。他既不是张大飞那样令女孩子憧憬的盖世英雄,也不是上海俞同学那样时髦俊俏的佳公子。罗裕昌在给她的告白信中郑重写道:人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现理想,先决定生活的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减少……

  齐邦媛做惯了敏感好奇的文艺青年,对这种极度理性、井井有条的人生态度感到新奇,甚至是佩服这种理智和坚强。身边的友人都觉得罗裕昌稳妥可靠,劝她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来。于是齐邦媛写信给父亲齐世英,希望他来台湾帮忙看看罗裕昌这个人如何。

  给父亲的信中,齐邦媛详细列出了罗裕昌的年龄、学历、工作、家庭条件……看得我无奈扶额。

  前文里那个看着月亮读着诗、满脑子浪漫幻想的文艺少女,终于还是被岁月迅速吞噬了。

  于是,在相识不到一年之后,齐邦媛便和罗裕昌回上海举行了婚礼,此后便决定在台北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齐邦媛和罗裕昌在朋友家借住一个月后,搬入了两人的第一个家——邻居家有六个小孩,两家用一块甘蔗板隔开。台湾糖业公司出产蔗糖,赚来的外汇也是台湾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榨糖的副产品便会被制成甘蔗板,解决了无数新来人口的住房隔断问题。

  新婚后的罗裕昌常在晚饭后替人修理收音机,而齐邦媛就读书写日记。不久后,由于大陆局势恶化,齐邦媛的母亲和妹妹迁来台湾。再之后的一九四八年,这对新婚夫妇便进入了接连不断的“接船生涯”,常常一起去码头等待太平轮靠岸。

  他们家离台北火车站只有三百米,便成了一个联络站,狭窄的家中总是坐满等待的客人。这一年,父亲齐世英也来到台湾,在她的陋室里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和哥哥齐振一共同定下了一所日式房子,搬去两代同住。

  在如此忙碌恶劣的生活里,齐邦媛的身体又日渐羸弱,却在不久后怀上了身孕,必须改善居住环境。

  当时,台大给作为“资深助教”的齐邦媛分配了一户小型日式住宅,小小的榻榻米房间,配有全扇窗子,开向种了花木的院子。齐邦媛开心地告诉丈夫,没想到丈夫罗裕昌郑重地说道:他不能刚结婚就做妻子的眷属,而且这还会影响他自己以后申请铁路局的房子。

  对于罗裕昌的态度,父亲齐世英完全同意。

  在齐邦媛新婚时,齐世英便多次郑重赠言:“不能让丈夫耽误公事,也不能伤他尊严。”

  一九五零年,在齐邦媛怀孕六个月时,罗裕昌见铁路局台中电务段段长位置空缺,便申请调到居住环境更宽敞的台中。罗裕昌认为,台湾若能安定下来发展,那么铁路的枢纽将会在中部而不是台北。

  为了随夫迁移,齐邦媛向台大递交了辞呈,令同事讶异不已。

  当年九月,身体羸弱的齐邦媛在台中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分娩挣扎至第二晚已陷入昏迷。她母亲裴毓贞在她的病床前哭泣呼喊,如同当年的她舅舅一般,从死神手中抢回了她的性命。生产之后,她大约二十多天都不能行走。

  在婴儿三个月时,她母亲又不得不匆忙赶回台北,帮忙照料她即将生产的嫂子。

  母亲走后数日,罗裕昌常常下班不按时回家,气血虚弱的齐邦媛便抱着孩子坐在大门口等待,直到罗裕昌的身影出现在黑暗中的第一盏路灯下,她便与孩子一起哭起来。

  饶是如此,齐邦媛竟然在四年内生下了三个儿子,期间一直靠母亲往来奔波、伸出援手。

  ——看得我都要气死了。

  

  一九五三年,齐邦媛在台中重遇了自己从前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沈增文。对方考取了美国国务院的“战后文化人员交换计划”奖学金,需要出国接受半年的英语教学训练,便介绍齐邦媛去台中一中帮她代课,教高中英文。

  去台中一中当老师,用齐邦媛的话来说,“能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这几个小时”,使她感到由衷的幸福。

  暑假后,沈增文回国,齐邦媛代课期满,台中一中的校长诚恳邀请她留下继续任教。

  齐邦媛认真评估了自己的困难:她先需要求得丈夫同意,再是求得父母支援——那些年,全靠她母亲裴毓贞奔波在台北台中两地,支援着她在育儿、疾病和丈夫出差时的困顿。家人都担心她身体羸弱,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但她自恃年轻,终于决定接下这项工作,并且下决心也要申请美国的交换计划。

  在辅导高中生联考的紧张节奏里,齐邦媛结识了大她十岁的女教师徐蕙芳。

  那时信息资源匮乏,为了自编升学辅导的教材,齐邦媛和徐蕙芳都跑去各处收集英文资料,直到晚上孩子睡了,徐蕙芳便由立德街走到齐邦媛家,在齐邦媛书桌上写好,齐邦媛再用钢板刻蜡纸,第二天去教务处印成讲义或测验题。她们的这番合力创作很有效用,后来还被外面的“畅销升学指南”盗印了不少。

  齐邦媛说:在台中居住的十七年,除了家庭生活之外,她记忆最深刻的便是放在走廊尽头的那张小书桌。她们二人在压低灯罩的小台灯旁做题目写钢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

  “多半时间,我们只是两个家庭主妇,在家人入睡后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对心智的挑战。”直到后来的一九七二年,齐邦媛在台北丽水街宿舍,才终于有了一间小小的、真正的书房。而之前这些年,齐邦媛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和教师,并没有自己的工作间。她深夜在小桌边奋战工作,还须求得丈夫谅解。

  她丈夫罗裕昌为铁路事业忙碌不休,一周工作七天,经常出差。甚至又是让齐邦媛帮他联系美国、寻找相关参考书,又是认为齐邦媛必会帮忙,便将许多英文内容扔给她帮忙中译。

  齐邦媛对此全无怨言。

  作为慷慨的回报,罗裕昌也愿意“谅解”齐邦媛,准许她在带好孩子之后的深夜,可以自己在家中角落加班工作。

  是的,男人就是这么理所当然。

  

  一九五六年初夏,齐邦媛考取了美国的交换计划,飞到华盛顿特区,接下来在安娜堡密歇根大学训练了两个半月。到了冬天,她选择了去更寒冷的怀俄明州实习教学,一是为了靠近在相邻的犹他州读书的小妹,二是为了体验下老家东三省的寒冷况味。

  有一天她突发奇想,在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低温里步行感受“冰天雪地之美”,被警车追上押回室内,以“避免愚蠢的死亡”。

  此时的齐邦媛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还是偶尔冒出离奇的浪漫念头,仍依稀可见那个文艺少女的影子。

  其实这一年的她也不过才三十出头而已。

  半年访问结束后,在回台湾的飞机上,齐邦媛与邻座的一位美国老先生相谈甚欢,后来才知那人是华盛顿美国大学的安德森校长。安德森对齐邦媛印象极好,屡屡向台湾教育部称赞,引得教育部主动联系齐邦媛,邀请她去国际文教处工作。

  齐邦媛回去跟父亲和丈夫商量,果然两人都不赞同。

  后来教育部部长再次来信,说只要她愿意入职,可以帮忙将她先生的工作也调回台北。但是罗裕昌“岂是肯受如此安排之人”,于是齐邦媛再次回信谢绝。

  到了一九六七年,罗裕昌突然接到调令,要去总局参加铁路电气化的研究准备工作,于是他们举家搬往台湾。也是在同一时间,美国的基金会寄来信函,提供了台湾人文科进修奖助的名额,其中一项要求是“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时年四十四岁的齐邦媛,十年来困于家庭,错过了许多国际交流学习的机会,此时深感时不我待,于是赶忙申请。

  这年夏天他们搬回了台北,有了母亲的就近照料,齐邦媛终于开始筹备到美国读书的事。在台北那三十多坪、没有冷气、如蒸笼般的公寓里,三个儿子烦躁不宁,不甚谅解她远渡重洋的理想——直到著书的耄耋之年,齐邦媛也觉得三个儿子并没有谅解她当时的决定。

  

  全书屡屡出现这种理所应当的、对女性的压迫,令我很是替她委屈愤懑。

  四十四岁的齐邦媛到了美国,由于基金会的手续问题,访问学校一直未落妥。她凭借自己之前积累的人脉,来到一所美国天主教修会创办的女子文理学院——“树林中的圣玛丽”,受邀教授一门中国文学课。同时,她打算去附近的印第安纳大学读书。

  她教书的“圣玛丽”和打算就读的印第安纳大学之间相距七十迈,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她只能靠平时蹭其他人的车过去,但大家时间配合不易,别人很难做到每周都接送她两次。

  于是她决定先认真教书一学期,然后辞去教学工作,专心住在印第安纳大学里读书。

  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之后,她读书异常拼命,因为:“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从妻职母职中偷身得来!”

  她不顾性命地修了六门主课,在学期结束考完试之后,一觉睡得昏天黑地,午夜醒来时见到皓月当空,顿时感到满腔“离开家庭的罪恶感”,又牵挂起年近七旬的父母,含泪写了一封家书。翌日她把信寄出,随后坐在校园山坡的草地上哭泣许久。

  苦读之下,她拿到了4.0的最高绩点,很快就马不停蹄地继续修读繁重课程,因为一日也舍不得虚度。

  这一年是一九六八年,国内的文革刚开始不久,齐邦媛在海外没有遇到过大陆学生,认识的中国人十分之九都是台湾过去的。她唯一的社交圈子就是几位中国学生及其家庭,大家轮流开车邀请她出去观光玩耍,让她见识到美国中西部的广袤。

  这段充实又幸福的读书生涯,在一九六八年的寒假被迫戛然而止。

  因为交换计划要求她必须保持一份教书的工作,所以她不能一直全职当学生,必须回到“圣玛丽”去教学。签证快到期之时,她只差六个学分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便犹豫要不要申请延长半年——便在此时,她父亲来信,说她丈夫罗裕昌工作辛劳,要求她马上回去照顾家庭。

  于是她离开了印第安纳大学那开花城的春花冬雪,终身也没有拿到那个近在咫尺的学位。

  

  回到台湾之后,齐邦媛兑现“交换计划”的约定,在台中的中兴大学教书三年。

  此时她举家都定居在台北,她须得每周二早上七点搭乘光华号火车去台中,周五晚上再搭乘自强号回台北。她不在家的两天时间,便靠一位女佣协助家务。她的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三个儿子都进入青春期,她每周二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为家人准备早餐,再顶着残月去赶火车。

  齐邦媛一手促成了中兴大学外文系的成立,在家庭和校务之间忙碌不休。三年约定期满后,她终于向中兴大学提出了辞职。对于那几年,她只觉得“身心俱疲而不敢言倦”,觉得拖累了妈妈太多,心中十分煎熬。这几年里,她唯一能静下心来思考读书的时间,反而是台北和台中之间、坐在火车上的那三个小时。

  齐老师这样总结道:“那种全属于自己的独处三小时,我终身感激!”

  弗吉尼亚·伍尔夫有言:“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必须有钱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当然,这种需求不仅限于写小说。伍尔夫认为,获得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是实现女性价值的第一步。只有在自己的独立空间,女性才能有机会深刻思考,不必依附于父亲和丈夫。

  诚哉斯言。

  我从前并不懂得这个观点的分量——直到看了齐邦媛老师这一生的妥协隐忍,才意识到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拥有自己的房间”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社会分工给了她一层又一层的桎梏,即便她出身优越,又在那个时代里如此幸运地受到了高等教育、有着源源不断的拓展视野实现价值的机会,但就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整个社会总是在合谋剪断她的羽翼。

  她的父亲齐世英是个思想先进、关注民生和人权的高级知识分子,但这样一个人也会习惯性地轻视和践踏女性的价值。例如他会因为嫌弃妻子的“毓贞”这个名字不好听,而直接给她改名为“纯一”。例如他在女儿大学毕业时,便以“怕耽误婚姻”为由,不许她赴美进修。例如他一次次劝诫女儿追随丈夫,后来又以“照顾家庭”为由将女儿召回,使女儿被迫终止她的学业。

  齐世英想建立一个人人有尊严和人权的理想社会,但那仍旧是个男人心安理得狠狠踩在女人身上的社会。

  男人果然是天生的利益共同体,对女人敲骨吸髓吃习惯了,丝毫不以为意。

  

  我同时也在想,对于齐邦媛本人而言,这一生的那么多错失和妥协,她自己的性格也是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例如在她初到印第安纳之际,明明教书与读书的地方才相距七十迈,只要有一辆车就可以解决。以她的家庭条件,买车、租车都是不在话下的,但她似乎从来没有把“学开车”当做一个可行方案,竟然就因为合不上蹭车时间,而难以两头兼顾,以至于签证到期还没修完学分。

  我甚至在想:若换了是张大飞的妻子朱鸿影女士,以她的执行力,说不定来美国第一个月就学会了开车,许多困境迎刃而解,也不会有“坐在草坪无助哭泣”这样的画面了。

  整个社会合谋剪断女性的羽翼,不仅是客观上迫使她放弃发展事业的机会,也在主观上引导她们放弃自己成长的可能性。

  必得自身有强悍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

  其实我与齐邦媛老师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一直都说自己是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女性:我从小最擅长的科目就是语文、英语、历史,一直极其讨厌数理化,体育和动手能力都是弱项。即使来美国买了车,也自认为马路杀手,一直不敢开车上路,以至于汽车轮胎的气都漏光了。

  最近我在一点点克服自己的恐惧,每周都开车出门。同时我也在想:这究竟是不同性别的天赋使然,还是整个社会都在潜移默化地给女性洗脑,从儿时就设定了无形的标准?

  齐邦媛老师晚年将自己一生的经历梳理出来,看到自己因为父亲和丈夫的命令而眼睁睁错过了那么多机会,心中恐怕也不是没有憾恨。

  王德威老师在后记中说道:对于齐世英先生而言,当年参与郭松龄兵谏,渡不过巨流河是他一生的遗憾。在他的巨流河里,有着史诗般的波涛汹涌。而对于齐邦媛而言,她渡不过的那条巨流河,却是贤妻良母的守则、日复一日的家庭责任,琐碎而漫长,“艰难处未必亚于一次战役、一场政争”。

  齐邦媛老师如她父亲一样,知道自己有能力渡到河的对岸,但对岸却终究可望而不可即。

  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没有思想上的启蒙引导,一个女性想推翻这种约定俗成的压迫、将命运和生活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是极为艰难的事。

  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思维已经大不相同了。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学会为自己的每个人生决定负责,不依附于他人的保护,也不妥协于他人的施压——这是当代每个女性都需要渡过的巨流河。

  

  八、海外孤臣

  齐邦媛老师无疑是顶尖幸运的人。

  我原本起了一个小标题叫做“孤臣孽子之思”,得自于白先勇。但我想了一下,流亡台湾的那批人皆可称为“孤臣”,却未必个个都是孽子。起码温驯的齐邦媛老师一定不是。

  齐邦媛从来没有真正的反叛意识的觉醒。一直保护她、引导她、同时也顺理成章挤压她成长空间的父亲齐世英,是她一生的精神偶像。

  她中学就读于南开,受教于孟志荪这样的国文名师。进入武汉大学后,有朱光潜亲自指导她转系,并且担任她的导师。她在语言、文学和审美上受到的启蒙,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不仅为她奠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也成为她在无数次挫折和苦难当中的精神力量来源。

  她的恩师朱光潜、吴宓在文革期间受尽凌辱,她的老同学们各自经受了重大考验,而她却安安稳稳成家立室,游历世界各地,还参与编纂教材和文学作品翻译,大大实现了自我价值。

  她这一生与同侪相比,已然获得了足够多的幸运和宠爱,正没有什么可反叛的。

  她因时代而感受到的痛苦,更像是一种迷惘。这是那代人共同承受的一种时代的捐弃。

  初到台湾时,她是个十足的“外省人”,对受日据时代影响的榻榻米感到不习惯,甚至在出国访学还会想要到更寒冷的地方,去感受与家乡东北相似的气息。后来几十年倏忽而过,她帮着丈夫一起使台湾自动化铁路系统从无到有,她参与多项文化教育活动、与各个国家地区的大人物交流会晤,更在素书楼的石阶上与大师钱穆先生建立起十八年的密切友谊。

  几十年下来,她已经彻底成了一个“台湾人”。

  在大陆一片荒漠的时期,她努力推广“台湾文学”走向世界,却每每在自我介绍时难以定位——她是来自中华民国?来自东北?来自台湾?外国人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

  对于所有台湾人来说,谈及identity时都有种“雾中奔跑”的感觉,最初的乡愁和失落慢慢被时间冲淡,便成了一种长久的流亡之感。

  从一九八零年代开始,齐邦媛渐渐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上见到中国大陆的作家,当中也不乏她极为欣赏的创作者。她一开始很热情地向她钦佩的作家张贤亮打招呼,却引来了几位大陆作家的诧异表情。后来才逐渐意识到,两岸作家对许多文革主题的作品态度不尽相同,“凡事稍涉政治观点,人与人之间立刻保持相当距离”。

  渐渐地,也会有大陆的作家去台湾参加活动。“虽然彼此认识一些可以交谈的朋友,但是‘他们’和‘我们’内心都明白,路是不同的了。诚如福斯特《印度之旅》结尾所说:全忘记创伤,‘还不是此时,也不是此地’。

  一九八五年,齐邦媛在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台湾文学,白先勇、陈若曦、钟玲、李欧梵和郑树森受邀来柏林参加“地平线世界文学会议”,齐邦媛竭诚招待。但很快他们发现,来参加这场会议的大陆作家,名字都印在了会议大厅的大型看板上,而五位台湾作家却没有姓名。众人都对此感到愤慨,无奈形势比人强,此时整个世界都对这些由“文革”后的中国来的作家充满好奇。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以后,欧洲的台湾文学研究也渐渐热情不再,注意力被中国大陆占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湾和大陆之间开放了探亲,但齐邦媛一直等了六年才回去。当时,“炽热的探亲文学已由重逢相拥的痛哭激情渐渐冷却,甚至开始出现了幻灭的叙述。隔着台湾海峡,漂流者日思夜想的是故国山川和年轻的亲友,即使父母也应尚在中年,隔了四十年,回去时所见多是美梦的骨骸。

  齐邦媛既觉得自己无亲可探,也有“近乡情怯”的感觉。

  直到得知学生时代的挚友鲁巧珍肺癌末期,齐邦媛才匆忙赶往上海,此时才知自己当年的男友俞同学已于一年前因心脏病去世,当年的许多旧友也都已经去世了。

  她到了医院,鲁巧珍被扶着坐起来,说道:“知道你要来,我一直等着。”

  鲁巧珍从枕下拿出一张纸,隆重地念起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这首诗放在这个情境下,实在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鲁巧珍对齐邦媛这些年在台湾的生活表示由衷羡慕,齐邦媛泪落不止,心知此番重逢便是诀别。

  齐邦媛对于上海并无逗留的心情,从医院出来后,她坐车驶过原先最繁华的街道,想起自己半世纪前来到此处的场景,啼笑从无。她很庆幸自己的人生选择:若当年留在上海,她在文革时期早就因出身而被斗死,“即使幸存,也必须耗尽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就像她那几位尊严尽失的恩师一样。

  

  此番返乡,她也回了一趟东北老家,所坐的火车途经巨流河铁桥时,天已经全黑了,她未能看见这条他父亲心中流淌一生的巨流河的全貌。

  在软卧车厢内,她与几个来自俄国的工程师相谈甚欢,对方对她很是友善,还提出要护送保护她。她想到三十多年来“反共抗俄”的口号——脑海中模糊的仇恨概念,与眼前具体的、善良的人相联结,很具有象征意味。

  暮春三月,齐邦媛来北京参加同学聚会,负责联络接待的是当年他们南开中学的校花邢文卫。曾经,冷艳矜持的邢文卫是整个男生宿舍“遥望受彤楼”的焦点,此时已经年迈,却依旧与众不同。聚会前,齐邦媛申明道:“此行专为欢聚,一不谈病痛健身灵药,二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

  明明是分享过最珍贵青春的昔日旧友,打起交道来却有了这么多无法触及的雷区。

  聚会时,众人唱起了当年由十八岁的齐邦媛创作的班歌,一句“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令人唏嘘不已。

  “这些当年精英中的精英,因为政治的对立,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吞没在‘春风远’这么简单直率的叹息之中,无须记忆,也无法遗忘。

  两年后,齐邦媛在台湾收到校友传来的“邢文卫病逝”的消息,才知道在聚会时邢文卫就已经生病。当时她不知情,竟对邢文卫没有一句慰问,而这时邢文卫的死讯是由简体字宣告,齐邦媛甚至不认识这个名字。

  齐邦媛犹记得聚会那天中午,众人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四月柳絮飘飞,齐邦媛忽然想起当年孟志荪老师教过的苏东坡的《水龙吟》。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人与人的每一场分道扬镳,都有可能是一生的诀别。纵使他朝再相逢,彼此间也隔着茫茫岁月,终究再也无法回到青春的彼岸。当年去了台湾的这些人,幸运地避开了许多摧残伤害,却终身都无法摆脱“被抛弃”的流亡之感。

  而这一份流亡与失落,或许还要延续世世代代。

  又或许,下一代早已在无声的岁月里,流亡了“流亡”,失落了“失落”。

  

  九、江河万古流

  这本书读到最后,有一处忽然令我热泪盈眶。

  那是一九九三年齐邦媛回到辽宁铁岭,来到小西山的村庄旧址,询问“鬼哭狼嚎山在哪里”。结果所有人都从未听说过这个山名。直到此时齐邦媛才知道,幼年时听母亲说的“鬼哭狼嚎山”,原来是母亲当时的心情。

  当是时,她的一生已经走到暮年,她父母也都魂归九泉。她漂泊了这么久回到原点,才发现这样一个微末的真相。

  由于她父亲齐世英为国民党政府做事,他们家的祖居庄院已被摧毁,祖坟也被犁平为田。她童年奔跑过的山野、她采过的芍药花,早已没了昔日存在的痕迹。此番万里还乡,唯见沃野良田伸向默默穹苍,她终于确认,父祖的故乡早已没有了她的立足之地。

  她南开中学的好友潘英茂,后来定居在加拿大,在七十岁那年曾经主动寄明信片与她恢复联系。齐邦媛去纽约办公时,曾想过顺便去加拿大看望潘英茂,但当时正逢美国感恩节、公路繁忙,她便想着下一年再去。哪里知道下一年她便得知了潘英茂因病去世的消息。

  最后,她只能给已故的潘英茂写了一封无法寄出的信。

  她在信中回忆起当年高中毕业的夏天,她们一行五人牵着手往车站走,忽然一辆吉普车冲来,将她们冲散。当时的潘英茂用一贯沉静的声音说道:“我们以后恐怕不能再见面了,我母亲的法国迷信说,牵着的手被人从中冲开,就是分散的预兆。”

  那次离别的场景,偶尔还会浮现在齐邦媛脑海中。她未曾想到当年的预兆这样准确,大家竟然分散得如此彻底。

  或许只有快走到尽头时,才能将人生每个细微处的线索完整地衔接起来。

  此之谓人生的谶语。

  

  陪着齐邦媛老师见证了她一生的历程,跳脱出特定的时代回看过去,也可以发现很多相似的事情都是在重复发生。例如当某个国家、某个政党做出不人道的行为,国际社会一定会予以声援谴责:如郭松龄反战兵谏时曾获得各方的赞许;如在南京大屠杀之际,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美国哲学家杜威,联名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这与今年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声援一般无二。

  每个时代都总有一些人在努力做正确的事,这也是让人感到“世界有希望”的地方。

  虽然,每个时代也都有被沙尘蒙了眼的人,他们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残忍,最终那残忍也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巨流河》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书里书外的学者都在感叹文化环境越来越好、两岸的联系日益紧密,大家都勇于直视“昨日之非”,共同祈愿明天会更好。然而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不知所谓的喊打喊杀之声甚嚣尘上,许多的话题又成了讳言——历史就像是一个曲折的轮回。

  倘若乐观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zoom out到足够遥远的距离,将历史的跌宕轮回放进时间的长河里,似乎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糕,再多的荒谬也终究会被岁月抚平。

  倘若悲观地想:每个人在自己有限的人生里,迎面遭遇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却是一件不可选择的事。即使荒谬终将被岁月抚平、一切终将重新恢复欣欣向荣,那又如何呢?生活在时代夹缝里的人,已然在这场荒谬中耗尽了一生的青春。

  那么究竟是该乐观一点还是悲观一点?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看到有那么一些真实存在的人——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仍然保全了肉身和精神世界的完满,使我顿感欣慰。我忽然意识到,无论在多么糟糕的时代,也总有人可以幸免于难,既不必同流合污,还可以独善其身、肉体与尊严都不受摧残。

  在悠悠不断的岁月里,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而在我们自己有限的人生里,惟愿我们都可以独善其身。人生的巨流河,或是寂静无声,或是波涛汹涌,唯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自己总是需要一刻不停地航行、竭力躲开风浪和暗礁,才能有机会抓住人生的果实。

  愿你我都能抵达内心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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