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危机继续迫近”？拉倒吧，这些年中国一直深陷人口危机中！

是时候来回应《纽约时报》记者黄瑞黎和STEVEN LEE MYERS的文章《中国出生率创历史新低，人口危机继续迫近》以及专栏作者 ROSS DOUTHAT那篇《中国的人口危机告诉了我们什么？》了。

单以标题而论，说第一篇文章是“假新闻”也不为过。因为，纵观中国近几百年来的历史，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从明清两代以来，中国就一直深陷人口危机之中，从未真正摆脱人口危机。这个困扰中国数百年的、最大的人口危机不是别的，正是人口膨胀。《纽约时报》的作者们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却拿暂时性的出生率降低说事，鼓噪什么“人口危机继续迫近”，完全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要证明这个明明白白、显而易见却被反节育派自始至终选择性失明选择性遗忘的事实，我甚至都无需到处收集资料。

最近在读吴思和秦晖的书，随手一翻就能找到大量这方面的证据。

例如，在说到绍兴人用金钱购买衙官资格、再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时，吴思提到：

“绍兴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总要谋一条出 路。（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山阴、会稽、余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连一半的人口也供养不起，于是聪明敏捷的人，就进京当了都办，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到处都是这一带的人……民间的生存压力，就是这样转化为官场内部的"请托制"的运行动力。 ”（见《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在提到明朝县令薪俸太低、不得不接受“灰色收入”时，吴思又指出：

“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县太爷每个月1130块钱的工资，人均170 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引文出处同前）

吴思的这些论述都说明，早在明清两代，这个国家就已经出现严重的人口膨胀，由此造成的资源紧张是导致明清两朝官场腐化、卖官鬻爵的部分原因。

而且人口膨胀也是导致明清两代封建帝国走向覆灭的主要原因，正如吴思所言：

“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业问题。人多地少，人口过剩，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失败的人们，后便沦为流民。追究起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见《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实际上，不仅明清两代，几千年来中国走不出帝国兴衰轮回的恶性循环，就跟人口过剩、人多地少的矛盾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便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在竞争中失败的大量人口沦为佃户、雇农、奴仆、流民、乞丐、蛋民、土匪或盗贼，他们造反的机会成本很低，帝国崩溃的风险也因此加大了。”（引文出处同前）

在这段文字下面，吴思还用更多篇幅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剖析，我在这里就不再逐一引述了，要不然人家会说我抄袭、洗稿的。

其实前两年我在Twitter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那会儿我还没读吴思的书呢。只不过我仅仅是根据自己读书获得的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吴思的结论是建立在严谨的考证之上，他的论述更加翔实可信。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帝国覆亡，受到最大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普通民众。在《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中，秦晖就引用了葛剑雄等人所著的《中国人口史》，揭示了王朝末年大量人口死于战乱的恐怖景象：元代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 甚至60%以上”；而从元代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民国时代，却出现了反常，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乱世增长”。

《中国人口史》作者之一侯杨方经过梳理后发现，导致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从传统时代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变成现代发展中国家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引自《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

由此带来的后果，已经不能用“人口膨胀”来形容，而必须用“人口爆炸”来描述。

从民国以来，中国人口的恶性膨胀已经刹不住车，虽然在这一百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处于社会动荡之中，但战争、改朝换代、饥荒、瘟疫之类“传统”的马尔萨斯灾难，已经无法遏制这样的“人口爆炸”。

为了满足这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的生存所需，中国的自然环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华南虎、白鱀豚、江豚、大熊猫、朱鹮、麋鹿等众多野生动物都被迫走向灭绝或濒临灭绝。

我们人类自己也不得不品尝自己无度繁殖造成的恶果，海陆空全方位的污染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其中，单是空气污染，就导致“北京人均折寿6.4年”（见德国之声《空气污染：北京人均折寿6.4年 南方人多活3.1年》），并且导致全球人均寿命“缩减20个月”（见财新网《报告：全球人均寿命因空气污染缩减20个月》）。

如果说，以前承受中国“人口爆炸”恶果的是本国的国民，那么，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随着中国通过进口食品和其他资源来输出人口压力，整个地球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了。

为了种植大豆出口到中国，南美洲的雨林遭到大肆砍伐（见NYT《中国能为亚马孙的生态悲剧做些什么？》）。

为了从俄罗斯进口“巨量”木材，一些中国公司到该国肆无忌惮地盗伐森林，而且“中國的需求還在剝光其他地方的森林——從秘魯到巴布亞紐幾內亞，到從莫桑比克再到緬甸”。（见NYT《中國在俄羅斯等國破壞性伐木引發憤怒和批評》）

中国庞大人口对海产品的强大需求已经差不多耗尽自己领海内的渔业资源，于是中国渔船到邻国海域非法捕捞也就成了常态，有些中国船队甚至把非法捕捞的魔爪伸向遥远的南美洲。

可笑的是，作为反节育派大本营的NYT和RFA，虽然在报道中国到全世界掠夺资源时每一次都那么义愤填膺，但他们那些选择性失明的记者却往往对造成这种乱象的根本原因闭口不谈，拒不承认中国庞大的人口才是中国乃至全球必须面对的最大的“人口危机”。

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大爆发同样跟中国庞大而密集的人口脱不开干系，在分析“为什么中国面临人畜共患感染的特殊风险”时，科学家直言不讳地把原因指向中国的“14亿人口，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来往紧密程度，以及现场宰杀动物的屠宰场和城市市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50个大都市地区中，有14个在中国”。

事实证明，像中国这样部分国民喜欢乱吃东西且人口多、人口密度大的国家，靠不断增加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风险太大。若精英（鸡贼的人精）依然不敢面对中国人口庞大的事实，盲目鼓励生育，就算共匪完蛋，老百姓的苦难也看不到尽头，而且还会连累全世界。

因此，当中国人仍然在真正的人口危机中苦苦挣扎时，《纽约时报》的作者们却轻描淡写地说“人口危机继续迫近”，这就跟武汉肺炎已经造成大量病人死亡，甚至已经感染不少医护人员，而共匪却说疫情“可防可控”的性质差不多。往好里说这是瞒报，其实呢就是撒谎，是赤裸裸的假新闻。

换个角度看，如果这些年中国的生育率真的下降了，那也并不是“人口危机继续迫近”的迹象，恰恰相反，那是中国开始走出人口危机的表现。无论对中国民众还是全球而言，这都是好消息。

而 ROSS DOUTHAT在他那篇文章里批评的节育手段，不仅曾经帮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不断恶化的人口危机，而且还将继续帮助中国一步步摆脱人口危机——如果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够保持起码的直面事实的勇气。

毕竟，所谓的人权，并不是仅仅活着而已，活得好，活得健康，活得有尊严，才是真正的人权。

所以，《纽约时报》的那些作者们，你们连什么是中国真正的人口危机都没有搞清楚，又怎么可能为中国的人口政策提供可信可靠的解决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