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书 4 ｜红砖小楼的那一年

前几天晚上，我做了一场奇诡而自由的梦。

在一座二层楼的房子里，客厅里正在上演一场婚礼，艳丽的红与堂皇的金，很多人，却没什么声音。我转头看见外婆抱着手臂坐在后排，一如往常的严肃而不满。我无意识的开始冒冷汗，转开视线去看台上，发现怎么我也在那里。我很确定结婚的人不是我，但我是她视线的终点。

后来我莫名其妙的离开了那个房间，人松了一口气，信步在房子里穿梭。某个房间的窗外能看见外面有一颗大松树，孤独地站在草地上；下一个房间画面轮换，窗外竟然是个海滩，阳光明媚，有好多戏水的路人。

我继续走，这房子里似乎发生了什么混乱，我听见外婆和我小姨的声音，尖利而愤怒。然后我下了楼，打开了房门，走了出来。

房子的外面是一片漫漫的青草地，冬天的太阳洒下浅金的日光，是温暖的。我走了一阵子，转头去看，看见山坡转角处有一栋房子，已经被烧毁了，只剩下黑色的木质轮廓，让我知道那就是我方才走出来的那栋小楼。

我头也不回地继续走，走向漫漫无边的草地远方。

醒过来的时候，我发了很久的呆。

我想起来了，这房子，就是我儿时的家，二层红砖楼房，窗外孤独的松树，还有那种熟悉的恐惧。

我在那一刻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绪涌动。我想，我和我内心的那个小孩儿，终于获得了自由。

我给画家朋友打电话，问她能不能给我画一张画。我告诉她那件房子烧毁的意象，独孤的松树，漫漫青草的山坡和浅金色的太阳。我说这画对我很重要，是内心旅途的一个里程碑。

她画得很快，没几天就给我了，如今挂在书房的墙上。

那栋楼，现在想想，真是一种中共体制下不公平的缩影。

那是一栋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楼，正中间的楼梯把这楼平均分成了四个等分，每个等分是个长长的居住结构：厨房，餐厅，客厅，我住的那个套件，另外两个卧室，长走廊，带着浴缸的浴室，两个独立的厕所，还有个洗拖把的大池子。

这四个等分，分别住了三家“高干”，和几户“工人”。是的，高干家庭，一家住一个等分，工人们住在剩下的那个等分里，一个小家庭分到一个房间。

我家住在二楼，与工人们住在一层楼。

我曾经在那里有过欢乐的时光，跟工人们的孩子玩儿得很好。

再后来，我爸和我妈都离开了，我留下，跟我的外公外婆和小姨住在一起。

我想，我的恐惧，并不源自这房子，而是源自那短短的一年时光。

那段时光，应该也是不少东亚儿童的生活片段吧：总是犯错，总是犯错，总是犯错。

如今我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工作也与发展心理学有关联。回头看去，那时候我犯的错误，不过是一个正常小孩表现罢了。比如作业马虎，比如想要偷懒，比如无法保持书桌的整洁有序。

我现在还记得我外婆发狂的一个瞬间：我在写作业，她像是一头狮子一样冲进来，一把把我推开，然后将我书桌上所有的东西都横扫到地上。接着痛骂了我一顿，我不记得骂了什么，但我记得我很害怕。不过我的反应很快，知道她是生气我的书桌不整洁，于是立刻老老实实蹲在地上，一样样把东西捡起来，准备好好收拾一下我的书桌。我无法控制的哭，但是理性的脑子催促我不要哭，哭了会被骂的更惨，但是我还是无法控制眼泪。

啊，插播一句，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李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外婆身上也有些类似的影子，冷硬，强势，不讲情面，但是非常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

我也曾经在雪夜中去户外找我的作业，因为我写了很晚没完成，小姨失去了耐心，把我的作业撕了扔到窗外去，然后叫我自己去找，找不到不许回家。这是要给我”上一课“。这真的是教育吗？当然不是，这是拿无力抵抗的孩子泄愤罢了。后来是一个我们的工人邻居大妈听见了她的怒吼，到楼下去帮我一起找作业本，并且领我回家。

当时工人阶级应该还是有一定地位的，那个大妈批评了我家的知识分子小姨。后来，我的作业本还是被撕过，但是我再也不用夜里出去了。

总而言之，我在铺天盖地的语言暴力中度过了非常自我厌恶的一年。

那个小孩子，总是忠实的接受来自家人的批评，因为她相信他们是对的，是“为了你好”，而且如果不按他们的意思来，将来会有可怕的后果，比如“扫大家”，“拾垃圾“，还有近似恶毒的诅咒：”去舞厅当小姐“。

我总是很害怕，像是一种活在充满了危机的丛林中的感觉。攻击无迹可寻，我努力地揣测上意以避开危险，但其实危险的几率纯看大人心情如何。

比如家里的阿姨做了中午饭，我回家拿书的时候看见了，说了一句”哇好丰盛“。当天晚上就被严厉批评了半小时。到底这话哪里错了，我真真切切地纠结了三十年，也找不到答案。直到我去问了我的咨询师，她说：“很可能，她只是想骂你而已。” 那天我在咨询室里嚎啕大哭。

三十多年了，原来答案竟然是这个。

如今我也明白了，很多时候，那些理由不过是借口。

背后真正的目的，要不就是操控对方按照自己的意识行事，要不就是向无力反抗的对方发泄恶意以获取力量感。

恐惧，真是操控与压制人心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