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不是恶棍——三书并读有感

科学时代以前，人们频繁遭遇自然之力的打击，有关“邪恶”的意象充满了对自然之力的魔化。现代人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驯服或回避自然的伤害，却要时不时面对人性中表现出的邪恶，对此，从古至今人们都习惯于把原因归咎于外部，从古代到近代早期，魔鬼都是当仁不让的背锅者，现代社会则有多种心理学归因，但也都受外因诱导，总之人自身的责任一向可以被降低到“软弱”。不过，最近试读的两本书不约而同地为早期文献中“魔鬼”或“撒旦”的形象正名，证明这个角色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最初露面时并不扮演邪恶之源的角色，也谈不上是恶行的教唆者或诱惑者。

Andrei A. Orlov, Demons of Change: Antagonism and Apotheosis in Jewish and Christian Apocalyptic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20。这书基本上是具有启示论性质的早期犹太文本和基督教文本的文本比较与文本批评，兼有相关内容的神话社会学分析，学究气浓厚，不适合一般读者。本书宣称的目标是，揭示早期启示论性质的犹太叙述和基督教叙述中敌对式互动对于主人公与主人公反对者之转变的意义（很拗口）。直白一点就是，分析圣徒录文本中能干之人的上升与转化，以及敌意和成神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形式价值。作者的考察展示出，敌人——由堕落天使、撒旦或古蛇代表——的关键角色是衬托主人公，他们的特殊作用就是考验能干之人的忠诚和信仰耐力，结果他们自己因为充满敌意的谋划失败而发生下行的变形且最终会遭到惩罚，这样的结局也是对主人公进行反面肯定。由此可见，他们并非主动作恶之徒。比如，第一章 “Between God and Satan: Inauguration in to the Divine Image in Early Jewish and Christian Accounts”，集中考察了引荐礼仪场景（亚当/以诺/雅各/摩西被引荐进入神的行列）中遭遇的反对，我们从中发现，包括撒旦在内的一些天使拒绝对新来的、由人提拔成的神表示敬意，而这就是撒旦的惟一可见恶行。

Eric Butler, The Devil and His Advocates, Reaksion Books, 2021。这是一部论述方式和语言都较通俗的作品。全书八章分别刻画了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古代、中世纪、近代早期和现代——的典型作品中对“魔鬼”的刻画，让我们纵览“魔鬼”在各个时代的流行形象和典型意象，算是关于人类一种特定观念史的准学术著作。这里只介绍第一章的内容，亦即“魔鬼”最初的面目。

第一章 “The Case for the Prosecution”分别呈现了旧约时代《约伯记》、两约之间的时代（从约公元前420年到公元纪年前夕）一些未入圣典的犹太人作品和新约时代福音书中的撒旦形象。总结而言，接近耶稣降临之时，关于敌对者存在两个概念。第一个是《约伯记》中呈现的the satan，他是上帝的官员，提控潜在的做错事的人。第二个是两约间期的犹太文献中的Satan，代表一套不算复杂的思想，是邪恶与破坏之力的化身。小写的satan像天庭的其他公务员，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但就算他表现得过度热心，也遵从权威。大写的Satan有许多名字，也有许多施展力量的方式。他挑起民事纷争也挑战权威，他也是后世非犹太人传统下所称的“魔鬼”（Devil），是永远的不满者，反复谋划罪行。

《约伯记》是希伯来圣经中惟一给撒旦确立真实身份的篇章，他是“上帝之子”（天使）中的一员，当他对约伯的品格质疑时，得上帝许可去确定，这位义人在面临可怕条件时是否依然能保持忠心。约伯遭遇之事——部族斗殴、失火、盗匪、大风吹倒房屋压死儿女——都来自物理世界。人类可能制造了这些困苦，可能令它们变复杂。但不能把这些事件仅仅看作Satan残酷的象征和/或上帝暂时置之不理的象征，satan可能只是在神圣指导的界限之内让事情走上“正轨”，因为他收到的指示是不可直接染手。

《新约》中的Sadan出场较多，似乎得到充实，并具有属于他自己的意愿，但他其实延续了《约伯记》中the sadan的特征，依然是考验一位非凡个体、结果是肯定了被控告者的正直和尊贵的一位上帝的下级官员，依然履行他担任已久的检察官职责。《新约》对Satan/satan并无形体描述，他没有展露翅膀、犄角、尾巴或其他能证明他是谁和是什么的外在标志。他只通过语言出现，意图用话语让耶稣迷惑和犯错（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福音书中耶稣受考验的场景，四福音书的描述很一致）。

从语词角度也能看到同样的脉络。Satan在希伯来文圣经中不是人名，而是“反对者/对手”或“原告/控告人”的意思。该词加定冠词the出现的情况只有两次，在《约伯记》和《撒迦利亚书》。在别处，只以小写形式satan出现了10次，意指某个挡了他人道路的人（且不必然带着恶意）。希伯来文原文只具有通指意义的措辞the satan或a satan在翻译时被译成有人格化暗示的Satan。希腊文写的《新约》被翻译成英语或其他现代语言时也有同样的发挥。考验耶稣的场景中，Devil的希腊文原词是Ho diabolos，本意为造谣中伤者。这个场景的表现类似现代心理学中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拷问状态，因此Ho dialobos可能要理解为一个来自内部的嘲讽的声音，没有理由理解成一个具象化的、人格化的力量。从《旧约》和《新约》的原始语言来看，把satan看成一个超级恶棍、一个与上帝在同样超越性层次的大写的Satan，是错的。

所以，这两本书异曲同工地揭示出，号称“魔鬼”的那个家伙，无论后世对之怎样赋能，他的原始出身中规中矩，最多是在他的职责和地位范围之内表示怀疑或异议，跟唆使和迷惑这类罪名相去极远。那么问题来了。人类之中的恶是毋庸置疑的。包括《约伯记》在内的《旧约》各篇都不吝惜展示人类的各种恶意，而《新约》实现《旧约》的方式是肯定性地言说人性最糟的部分，比如为自己的行为找外部理由——犹大的出卖行为被归结为魔鬼的作用，耶稣也不止一次直言谴责人性之恶。但既然撒旦不是人类恶行的外部来源，那么人类的那些恶性与恶行来自何方？这其实是人类的亘古之问。也许正因为如此，两约间期的许多犹太作品（伪经文学）开始将“撒旦”这个不讨喜的人物具象化和实质化，赋予他更宏大的维度和更加邪恶的品质，甚至将之与亚当夏娃故事中的古蛇合二为一。这些伪经中有一些被归为诺斯替性质的作品，而诺斯替教（灵知派）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人类之恶的本质化特征及其由来。The Devil and His Advocates只是提到这时期犹太伪经中有这种特征，甚至都没提及诺斯替教这个名称。Demons of Change的分析对象中也有一批这类文本，且该书第五章和第六章分析的侧重点是，有些启示论性质的文学中，敌对语境不仅是外部敌对力量创造的，也由人类的内在状况（倾向、思想、情绪）具象化，某些早期犹太叙述中出现了外部的邪恶力量同内在力量连接起来的魔鬼学范式。不过此书同样没提那些启示性文学的诺斯替性质，只专注于用文本分析呈现出人类观念的历史轨迹。

本文的第一个目的是，澄清“恶”不能推诿给魔鬼或者“魔鬼”原本不是“恶”的来源与化身，但是暂不讨论恶是否一种“本质”，所以诺斯替的议题按下不表。如果有定义强迫症，那么不妨暂且满足奥古斯丁对“恶”的定义——“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生来就是恶的，所谓‘恶’无非就是善的缺乏”（《上帝之城》11：22，第十一卷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解说）。由此，让我们进入第三本书。

Meditations on the Tarot: A Journey into Christian Hermeticism, translated by Robert Powell。原文法文，1980年首次出版，英译本1985年首次出版。作者执意匿名，我们不知道他的尘世身份，他称呼读者为“亲爱的不知名朋友”，所以他也是我们“亲爱的不知名朋友”。这算不得学术著作，是否通俗则取决于读者与书的共鸣程度。此书是作者四十多年灵性沉思的结晶，用对塔罗牌22张主牌的解析呈现出来，除了勾勒出基督教赫耳墨斯学（Christian Hermeticism）应该思考些什么（继诺斯替之后又出现一个跳脱文意的新概念赫耳墨斯学，同样搁置），也纵横捭阖地评论了教会史和科学史，极富精神启发性，言语中透露出作者心灵的温和与平衡，读之可亲。

塔罗牌第十五张主牌是“魔鬼”，我们可能想当然地以为要在这里讨论何为“恶”，但是很遗憾，作者在这章开宗明义地说，邪恶在本质上不可知，只能保持距离观察其现象。我们也不应当全神贯注于“邪恶”，除非你想冒险让自己的创造活力麻痹或更糟——为邪恶之力助一臂之力。人们在直觉上只能深刻把握自己爱的东西，爱是深刻知识和直觉性知识的活力要素，而一个人不可能热爱邪恶。所以，在历史上能找到对天国等级的许多光辉明亮的描述，却找不到旗鼓相当的对邪恶等级（hierarchies of evil / hierarchies of the left）的描述。邪恶等级的世界看起来就像疯长的丛林，你当然能从中认出几百种或几千种特定植物，但你决不能拥有一幅清晰全景。邪恶的世界是个混沌的世界，至少在观察者眼里如此。与The Devil and His Advocates分析出的相仿，本书作者（根据喀巴拉的学说）提出邪恶等级不是上帝的敌人，而是“严厉法官”的等级，他同样以《约伯记》为例描述此点。这里包含两个结论，首先，外部的“恶灵”是存在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实质），其次，他们不是邪恶的起源，无论具体出场的是撒旦还是靡菲斯特（靡菲斯特也是The Devil and His Advocates的一个分析对象）。

总之，沉思“魔鬼”牌的前提是不要沉迷于“邪恶”这片丛林，只能从外部观察。因此，我们在这张牌的解析中看到的其实是人类造就的魔鬼。没错，邪恶世界至少有一部分正是人类自造，人类确定拥有制造恶灵的力量。第三本书在肯定这一点上毫无迟疑。

“魔鬼”牌的牌面上有一男一女两个角色，被绑在牌面中心人物即魔鬼的支架上，他们既非魔鬼的创造物亦非魔鬼的孩子，尽管由于他们看上去比魔鬼像的尺寸小而致人们容易相信这一点。其实正相反，这两个角色是魔鬼的父母且他们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奴役。他们代表了违背自然的一意孤行的意愿与想象力，此种意愿与想象力造就了一个雌雄同体的魔鬼，亦即一个被赋予了欲望和想象力的存在，且它主宰了造就它的力量。此牌唤起的理念和它的语境是关乎奴役的实际教训——关于存在体怎么会丧失他们的自由并变成一个暴虐实体的奴隶。人类能够及如何创造出奴役人类或个体的创造物，这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能想到很多例子，无需赘言。还要记得这张牌的进一步提醒——被造的暴虐实体会通过让创造者与它相像而令他们退化。

难免有个随之而来的问题：人类为何有作恶的倾向？在这张牌的解析中提出了无心之失和自大之失：倘若太急切地想用强力改变社会面貌，则灵感可以转变为中毒。而第十张牌“命运之轮”关于人类具有天然动物性的教导也提供了一些解释。进化论者会说从动物进化来的人本来就这样，但放在神创论的传统框架下，这张牌具有很启发人的修正和整合意味。“命运之轮”的牌面有一只轮子，轮子上方是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轮子右边是处于上升状态的狗，轮子左边是处于下降状态的猴子。这个牌面刻画的是动物性与人性之关系这个在演化难题中处于中间位置且最具实践意义的面向。斯芬克斯代表动物性和人性的结合体，要么是仍无区分的状态，要么是早已整合的状态。上升态的狗代表动物性渴求同人性结合；下降态的猴子代表人性的动物化进程。 斯芬克斯的谜题正是教化动物性和人性的动物化。在不消灭不驱逐的情况下，如何在人的个性中实现人的因素和动物因素的完整性，不让人的因素动物化（变成“猴子”），也不让动物因素沦入人的因素的暴虐统治下（变成“狗”）？

这张牌的目标是唤醒一种“奥义”，在知晓人性与动物性共存于人的情况下，既要正确处理偏离了中心的、动物化之人的要素，又要正确处理渴求人性的动物性要素，奋力走向一个稳定的中心——斯芬克斯。斯芬克斯处于轮子的上方，意味着它高于人的物理本质中的自动运动。这个语境告诉我们，人身上有“被造的”动物性，也有“演化的”动物性。前者起源于坠落（Fall）之前，后者因着坠落以来的演化才存在。人无法驱逐身上那种“被造的”动物性，只能寻求让其与人性整合，达到“斯芬克斯”代表的目标，在此过程中，防止下降或退化是重要的一环。这只命运之轮同现代科学的进化论的明显区别是，命运之轮刻画出包括上升和下降在内的整个圆圈，进化论只占了上升或演化的那半个圈，有意无意地只着眼物质的演化却忽视思想的转化。

所以，“亲爱的不知名朋友”在建议我们不要究心外在的邪恶世界的同时，肯定了人身上有天然的动物性且会因为退化而加强动物性，这可以理解为在自大造成的不期然恶果之外，他心目中人类会作恶的内在缘由，且人类自造之恶是人类应当首要关注的议题。倘若追根究底，我们还得问，人为何会有“被造的”动物性？显然奥古斯丁的“恶”的定义未触及这一点，而对这个问题的沉思将引出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此刻只能打住。以上一口气介绍了三本不同风格但内容有所重叠的书，欢迎有爱好者各取所需，Meditations on the Tarot有开源电子版本。若问我为何不同时依赖中国传统资源描述关乎人性之恶的问题，原因不外乎无论古典定义还是后来阐释都不足以发人深省，虽然中国社会古往今来大大小小的例子多到让非理性主义者如我难以秉笔。

我们可以不去追问恶的本质，不去追问是否有外在的恶的源泉，甚至也可以不必纠结人性之“本”是善是恶还是混合体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在实际层面面对人类自造之恶，也必须要思考如何让人性避免退化和下降的问题。本来，人性之失并非无药可救之症，可以教化和感召，也可以约束与规训。然而，最让人悲观和痛苦的，是我们名义上生活在公民社会，实际上却常常不被允许使用公民权利或履行公民义务来促进社会向善，而如今的社会又似乎表现出一股逆向淘汰的风潮，让人欲言又止。

2022-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