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暴雨面面观

河南暴雨面面观

本文在第一部分将会向读者展示，在暴雨灾害发生的48小时内我国各大媒体的反应和报道，并加以评论。注：本部分所展示图片均为官方发布。

第二部分将会提到在灾情中相关机构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

第三部分将会分析“热干面”、“胡辣汤”这一在灾难面前越发娴熟的话语背后的逻辑。

最后一部分将会谈一谈个人的感受。

在发布四个小时之后，删去了「城市会更安全，草木会更加翠绿旺盛」等字样。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去年安徽洪水的时候，某地政务微博发布的类似“洪水也并不一定都是坏的”这样的话。

这说明我们的宣传素来就有丧事喜办的传统。

为什么都是洪灾，胡锡进主编对于灾难的描述却是如此不同。

如果我们确认二图说的是真话，那么德国的洪灾是否也是必然的呢（我必须强调，德国的洪灾规模虽然没有郑州大，但是同样不小）？

如果我们认为一图说的是真话，那么到底胡锡进为什么不追问我国对于洪水的治理水平呢？

将灾难政治化，是一个媒体无德的表现。

对事实视而不见，是一个媒体无能的表现。

这条报道在专业性上看非常的强。

第一段导语部分简明扼要的阐述了最重要的伤亡人数，同时指出这是由于德国的预警系统不完善以及预警信息的不及时不明确导致的悲剧。

第二段阐述事实。

后面两段引用其他报纸的话对导语进行进一步解释。

最后两段补充写道：这是一场“民防灾难”，以“这都2021年了，不该有这么多人遇难”结尾，进一步引发读者思考。

单纯的说，这条报道写的很好，也体现了媒体对于大众的警示作用，那就是在洪灾到来的时候ZF应该如何处理。

而这本应该是对我政府的一个警示。

这两张图片的共同点都是没有出现“郑州/河南暴雨的相关新闻”。

环球时报注重国际新闻，人民日报注重国内的“大事”，很好地展现了两份大报的“格局”。

只是我想问：报纸的群众性在哪里？

其中，环球时报用硕大的黑白字符来表述主标题：欧洲洪灾肆虐引发深度反思。

副标题：预警机制暴露缺陷，秩序神话不堪考验。

正文的倒数第二段引用德国报纸的评论：ZF，政客和媒体只会强调洪灾的原因是气候变化，因为这有助于政客们为失职找借口。

不知道环球时报对于本次郑州的灾害怎么看？

我想我们应该期待环球时报这几天的头版头条。

这组图片分别来自于环球时报、郑州发布、澎湃新闻以及新京报，内容是关于常庄水库泄洪的具体时间。

第一张环球日报在20号晚上的10：50发布消息称：常庄水库将于7月20日晚泄洪。

第二张环球日报在21号凌晨01:14发布消息称：常庄水库于（注：前一日，即20日）上午10:30开始泄洪。

第四张澎湃20号晚上9:17引自官方通告：7月20日晚泄洪（注意：该通知的落款是20号，也就是泄洪的当天官方的通知）。

第五张新京报在21号凌晨00:57引自央视军事，第二段分明写道：（注：7月20日）16时许，郑州市中原区常庄水库开闸泄洪...18时50分，应郑州市政府请求，武警河南总队郑州支队出动...

我私下认为最后一张是真相。但是为什么一条新闻还需要读者来反复猜测、辨认，交叉信源理应是媒体该做的，提供事实是媒体的职责。

而且，水库的作用也是让我迷惑的。

水利部副部长指出：水库的主要作用是在汛期防洪，旱季供水。

当然，这也符合我们的常识和对于水库的基本认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洪水时期泄洪呢？

于是我在网上查询，为读者找到了一些思路：

弗雷德.皮尔斯在《水问:全球水资源危机9》中提出了“大坝引发洪水”的洞见:“在降雨非常集中的时候，大坝的蓄水能力成为一种威胁。随着水位上涨至大坝顶端，管理者面临着选择，要么一旦漫溢出现灾难性垮坝的风险，要么利用泄洪道进行紧急泄洪。通常他们做出重大决策时已经为时过晚，后果就是下泄的洪水比河流自然泛滥 时来得更大、更突然。”建国初期农业建设的基本抓手之一，便是举国之力开展的大规模群众性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从水库到灌渠，将农业产区武装到牙齿。地处版图中央的的夏粮主产区河南,年景丰歉则关乎国本，牵系民生。今天分布豫东，豫南大地上诸多的平原水库，正是这一国家工程的历史遗产。而其中的大多数位于淮河上游向豫东平原过渡的浅山地带。在此后淮河流域更大尺度的生态变迁和河流治理中，拦坝蓄水，喝涸淀干，盈亏溢满的自然节律遭遇巨大的干扰,“根治”治死了河流的生命。河流冬春季节基本无水，河床萎缩，排洪能力逐年递减，形成了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当“千年不遇”的特大灾难猝然降临，多米诺骨牌倒下。浊浪滔天，席卷平原。望不到边的水，成了望不尽的愁。

无论是政策制定，政策研究、学术讨论还是公众认知，我们所有人都应当从史书中补上“发展学”这一课。                              ——豆瓣网友“宁静的地平线”

确实，我想我们是时候关注水库对地球的影响以及对人类的影响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命题，也会全世界都要面对的问题。

这当然是天灾，而且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但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就毫无作为？

并不是的。

天灾不是一次两次，它是经常出现的，前不久的北京暴雨、去年的安徽洪涝，再往前推，我们已经遇到国很多次了。我们悲痛于它造成的悲剧，但是我们也要从中汲取教训。

客观来说，每个城市的政府的执政能力都不同。但正是因为有北京打样，郑州乃至河南当地政府才更应该吸取教训，全国的其他城市也是如此。

我们更多的要考虑人的因素，首先就是当地政府的相关预警机制和应对机制。我会质疑：为什么明明有气象部门的预警，还是会有人被困在地铁里，还是会有人被困在铁路上？

据我了解，当地的气象局对于暴雨的预警已经做到了通知。

但是仅仅做到程序上的通知是不够的，气象局的职工在网站上发完通知就下班回家或者是通知了上级领导就高高挂起，这件事情，恰恰体现出的是胡锡进所说的「预警系统的缺陷」，更进一步我可以说，是体制的僵化。

我们不禁要追问是什么导致了公务员只愿意程序性的完成任务？

这个时候我们总是会怀念疫情中的那位医生，如果有人可以提前预警，强调灾难的重要性，或许就不会产生更多的悲剧。

其次，就是当地的各种设施是否做到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比如说大坝的泄洪、物资的运输以及居民的健康、各地区的企业是否可以做到停工停产等等。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行政等级的大小去划分地区调度的力量，不仅是郑州，河南的其他城市是否得到了同样的关注？

第三，在灾难的救援和灾后的重建中，我们是否做到了消毒与卫生、医疗资源是是否准备妥当？同时希望政府可以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健康。

对于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我们也要提供同等的帮助。

第四，媒体对于灾情的关注。

大众传媒对于灾难的报道是对于新闻的报道。报道最新的灾情动态，是个体向社会寻求帮助的一个渠道，更是给受灾的居民的一份社会支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会希望在受灾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新闻媒体对他们缺少关注，尤其是在经过了多年的举国体制的宣传之下，这样的报道对他们而言更是一种凝聚民族精神的表现。

但是媒体仍然要注意灾难报道的伦理问题：

国际知名媒介伦理学学者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认为：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是全球媒介伦理的核心理念。他将这三个核心理念统称为“原生规范”，这三个核心理念也可以用来回答如何在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中扮演好“社会角色”这个问题。

一、在新媒体环境下，专业媒体报道灾难性事件可能遇到的新闻伦理问题包括：

1、真实性问题：如为抢时间而采用社交媒体上未经核实的灾难性信息。

2、尊重的问题：如援引当事人（遇难者或家属）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而暴露其个人隐私或对其人格造成伤害。

3、置身两难境地该如何选择的问题：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拍摄了那幅著名的照片《饥饿的苏丹》，由此他遭受了无休止的谴责，直到他以自杀终结生命。类似的场景可能不会重演，但类似的境遇，记者可能会遇到，该何去何从呢？

二、那么媒体应该如何做：

1、把握人本原则：即以人为本，既要考虑到灾难性事件中当事人或相关人的信息、境遇、感受，也要顾及受众接收信息的心理体验、理解与接纳程度。

2、在操作层面，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①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关系。

灾难性事件初始阶段，信息多以碎片化形式出现，新闻媒体一定要谨慎。

首先，选择可信的信源；其次，将从不同渠道获取的信息进行整合并研判；再次，注明信息出处和信息发出时间，以备后续跟进。切不可断章取义。

②当事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关系。

一是要充分考虑当事人或相关人的感受，换位思考，尊重其隐私、情感、人格尊严，凡不尊重隐私和人格的新闻传播，不仅损害当事人的权益，更有损媒体公信力；二是论证灾难信息对于受众乃至社会的影响，符合公众利益，如对公众有警示作用，是一个标准，但要选择性发布，切忌过度渲染、消费受众情感；三是采用编者按的方式，说明发布意图，引导舆论，避免被误读。

③记者个人身份与职业身份的关系。

现实中，有些新闻从业者在采访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一方面向所供职单位提供稿件，另一方面将所采访到的信息（包括所供职单位没有发布的信息）连同个人的观点发布到个人的微博、微信上。针对这一现象，一些传统新闻机构规定，在网络世界里，记者的工作账号和个人账号不能混淆。

就新闻伦理而言，应该以社会伦理约束新闻伦理，在社会的他律与行业及从业者的自律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新闻工作的始终，以此完成灾难性报道新闻伦理的实践。

最后，我们强调，灾难很可怕，但是人祸更可怕。如果政府从来不吸取教训，我们的问责就不会停止。

今天看到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没有任何一种灾难，可以贬损追问的价值。

在新闻的宣传中，我们是否能够做到多点人性，少一点宏大叙述。我们不要为虚无缥缈的公权力大唱赞歌，而是感谢那些帮助我们度过灾情的人、活生生的人。

我们感谢医生、感谢官兵、感谢警察、感谢为灾民免费提供食宿的企业和其他的人，但是我们拒绝「利维坦」在事后将其占为己有。

这段话并不是否认「利维坦」作出的贡献，况且它本应做得更好，重点在于我们要求它学会反省，而不是只会要求众人鼓掌。

我们身在别处的人永远无法设身处地的考虑到当时人的感受，但是仅仅是从网络上的视频，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绝望和窒息。

我们最多在社交平台上发一句：郑州加油！我们积极转发物资信息和救灾信息，我们捐款捐物，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虽然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还是会尽全力去帮助他们。

但是我恳求，不要做一些自欺欺人的感动了，不要提什么胡辣汤、热干面之类的话语了，将残酷的灾情事实「萌化」成美好的食物，这本身就是对于面对灾难的人的不尊重（或许转发的人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样的话语本身就预设了对于灾难的美化和隐瞒，这是一种官方发起的自我感动。

这种话语遮蔽了残酷的现实，以抽象的城市符号代替了无数真实的、在出力卖命的广大市民，它会让人们铭记的是抽象的城市代表，即政府、公权力之类的这么一种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人。

于是对于广大的网友而言，上述的医生、民间的自助力量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主义的叙事。我们将事物人格化，也就代表着对人的物化。

根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我们是依赖于教育、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的，我们对自身的看法不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而是由文化赋予的。 大众传媒每日每时都在为社会事务赋予这样或那样的“意义”，这种“赋予意义”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个人在这架机器中提供了一个位置，召唤出个体并赋予他一个名称，并提供给个人一个抚慰式的幻景，所有意识形态都对具体个人能否作为具体的个体提出质询。

因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挪用了人们在灾难中表现出的普世的、同胞之间的人道主义情感，让人们误以为是对国家的热爱。这是一种巧妙的移花接木，因为这种偷换概念让人们把自己的利益和国家捆绑起来，进而统治阶级就能让他们的利益借国家的名义上升为普遍利益。

这也就是本文之前所说的「利维坦」对抗险救灾的成果的霸占。

不管说什么 我最感动的事情还是看到市民们的自发帮助。还有网友们的巨大热情，他们并不是在网络上摇旗呐喊，而是真真正正的去做了一些事情，我也想到在疫情的时候，大家孤立无援的时候在一起报团取暖，这才是一个温馨和谐的社会，这是民间自组织的力量。

在疫情期间，以伊朗为例：

在政府不作为或者是尚未作为的情况下，伊朗的民间互助小组会去医院为过度劳累的清洁工代班，为殡仪馆员工代班，给穷人分发食物和普及防疫知识。这些都是政府缺席、没有给那些不能去工作的劳动者任何补贴、没有提供任何真正有意义的救援的时候，民间在做的事情。                                                                     ——摘自“随机波动”

我看到有的朋友编写的暴雨自救手册，尤其是这种手册是大家群策群力的结果的时候，真的很感动。这些人中，有的是普通人、有的是暴雨洪灾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

大家也会奔走呼告，甚至用很多的感叹号来强调，这种守望相助甚至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是一想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平时就是那时随意举报别人文章/言论的人的时候，我又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

最后的最后，还是融为一句：大家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