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25 拒絕馴養

以下是我為香港一所媒體新寫起的稿，此是初稿，甚至還未發給他們，但我寫得蠻有感覺的，放上這裏供大家指正，勿外傳。

//拒絕馴養

我只懂得寫抽象的文字，正在慢慢學習寫描述，寫情節，寫故事。除了我在其他文字裏重覆到自己也不好意思，規條矩陣社會體制對我的成長剝離以外，還有一層才剛發現的意思。原來我非常恐懼別人的目光，那個如掃瞄器穿透的審視眼光。我始終無法放下，自己是個「有點甚麼」的人。被繫在那個歷史事件上，自己彷彿成為歷史一樣，可是人是活的，又何必總被歷史所困，何必總是自以為是。我們不必都總是甚麼，對嗎？

人的成長，總是在背叛馴養。馴養是社會機器對人的馴養，剝奪人們天然的自由與野性，使人們變得順服，為社會，或者在今天就是為那個虛無的數字符號，賣命，共渡困難。我們甚至會一度以為，這就是我們自己想成為的人。有時我回望自己青春時期的文字，真有種慘不忍睹的感覺，不是思想幼嫩或文字功力不足，而是，自己居然一度想成為那個文質斌斌，追求理性拒絕情緒，說話有條理，講邏輯，講推論的人。這些都是甚麼人？都是某種成功專業人士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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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啊，身體扭啊飄啊，然後也就消失沒入人群裏。忽然又冒出一個人頭，身體開始隨著節拍在跳動，快的慢的，手拉到額上，右腳曲起，腳尖懸空，頭一甩，又沒入人群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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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起兒時五、六歲左右吧？那個時候的遊樂場好大好大，好像怎麼走也走不完。那個時候，還有一個攀爬的鋼繩陣，同齡的遊樂園朋友，都不敢爬倒那像巴黎鐵塔的頂尖，那個時候還不知危險，總覺得自己最高了，然後守著那個頂尖，不開放讓別人上來。我還清楚記得，那個繩陣有五六層樓高，只是最近來回到同地，仔細想想，想起那時頂上的風光，對照一下尚存的舊建築物，才知道那絕不可能有五、六層樓高，那可能只是青春的幻覺，不，連青春都說不上。

我曾經聽過一段說話：中產階級的生活，總是面對著一個觀眾群。仔細說下去，人們總是希望在那個觀眾群面前，表現得無可非議，總是小心翼翼在刻畫自己的圖騰，總是希望就算觀眾未必認同，也無法說些甚麼，也得要看到他。只不過，總是在為他人而演出，而自己從來未成為過自己的觀眾，倒有點說不過去。意義不會自己走出來，你得去實踐，才能在過程裏發現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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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才算是教育？我們對教育，無非就是正經八封坐在四面牆壁的課室之內，老師站在講堂上，俯視每個學生，然後頭頭是道的在說書。在我們的教育體制裏，講求的是系統且理論化的學識，世界的資料。對於這些資訊，如何切實改變與影響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其實我們都是沒有感覺的。比如說我自己中學時的歷史教學，隨了記一堆死記硬背的資料外，就是一些應試技巧。例如假若考題出來，你發現自己熟悉程度不足，那麼對於那個題目，你就選你背誦要點較多的立場，正方反方亦可，你的立場可以按著老師派發下來的扼要重點多寡而定。我們對歷史毫無感情，不會為了大屠殺而流淚，不會為文化大革命而感傷，是因為，在教學的過程裏頭，我們沒有故事，沒有親身的感悟。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許多同學都對歷史科很吃不消，因為大家對歷史無感，不感興趣，而且很多很多的筆記派下來，幾天下來就是一個測驗，要背誦大量而且只由扼要重點組成的資料，我們其實對歷史怎樣發生，沒有一個脈絡式的理解。但是，許多同學卻是熱切在這個老師名下修讀歷史，因為這名老師的這種教學方法，在往績來說教出最多考獲最高級別成績的學生。這種教育，算是教育，卻教出了我們甚麼呢？

《遊在於體制內外》這本書由張秋玉及許寶強合編，記錄了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於二零一三年舉行的兩場研討會，兩場研討會的題目分別為「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和「身體、情感與技藝的教育」。

整本書的主題，圍繞在教育。體制內的教育，可否不如我剛才所說那樣？而體制外的教育，又是甚麼一回事，《遊》一書裏有著各種不同實踐者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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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育在教我們向上流，整個社會都講求流動性，其實說穿了，也是向上的流動。我們的眼睛總是向上望，卻望不到在地生活的人。在這樣的指標下，甚麼叫向上流動？不外乎是白領，管理層，不用親力親為的人們，甚至可以統稱為非體力勞動工作者。正如書裏面的分享者游靜說，這樣的教育過程也教育了我們一種等級制度，一種價值的順序。那些「理性」和「分析」的語言才是頂端至為重要，這些就是白領們日常使用的語言，至於位處底層的，就是那些要用身體勞動的工作，即是說，技藝是不被重視，甚至被賤視的。

為了向上，我們容許了許多的競爭，排斥，甚至是消滅與屠宰。再舉我中學讀歷史科的經驗為例，我們讀的都是甚麼歷史，都是帝皇將相史，宏大的歷史。在大時代裏人們的日常生活故事，不在我們視野裏頭，不在我們學科之內，所以納粹大屠殺只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死亡數字，那些集中營倖存者的事後反思，那些生命的掙扎，比如說，曾經為了存活下去與希望父親快點死去，那就不用再與自己爭奪連每日一餐也不足的糧食，這些掙扎在我讀歷史科的時候，是從來沒有想象過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老師曾經放過一套講及災難的電影，那個時候我和另一位朋友正在討論別的笑話，沒有放過精神到電影裏頭，老師聽到我的竊笑，著我們不要笑，說這是很令人難過的事。那個時候我就很不明所以，直到許多年以後的今天，我才明白我的不明所以在於甚麼。在整個教學過程裏頭，其實本來就沒有感情存在，其實我們對待歷史，也只是像砌積目一樣把已有的資料砌成一篇論文，其實甚麼立場根本不重要。老師只是放個不到十分鐘的電影，然後剎有介事叫我們嚴肅看待歷史的傷痛，難道這不是一道虛偽嗎？明明這位老師在整個歷史的教學裏，沒有對待歷史應有的歷史感，不過是一堆又一堆的資料，與一堆又一堆的學生成績。

如果歷史教育裏，在宏大敍事以外有凡人的生命故事，我們的視野又會不會有點不一樣？台灣作者吳明益有篇名為《我所不能了解的事》，裏頭這樣寫道：

「就像真正的文學既是描寫『崇高』的英雄事蹟，也是屬於平凡人的。我們的教科書明明是以『語文學』為教學基礎，卻要自欺說是『文學教育』。我在多次的演講提到這個看法，光讀教科書裡的文章你將無法知道文學裡犯禁、黑暗得深不見底、對生命挑釁，乃至於人類深層裡動物性的部分。你無法看到自己可能也存在的病態、脆弱、黑暗，以及並不那麼道德乾淨的部分。而只學會回答『正確』答案，或許讓我們都變成一個無法承認有許多事是我們所不解的人。

我們的文學課不容易有材料引導學生去思考對動物友善的希特勒為什麼同時會是一個殺人魔？我們沒有花時間討論人類對自然環境、災難，甚至異種生命入侵的原始恐懼來自何方？當然也拒絕討論深夜裡像魔豆一樣瘋長，自己的理智難以控制的奇怪慾望。」

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為甚麼非得都要看那些「非凡的人物」？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普通人吧？就算考上A中裡的百分之九十九都還是普通人吧？學校為什麼不是教我們怎麼做普通人？為什麼老是教我們要做有用、做大事、厲害、不平凡的人呢？爸媽、老師、還有那些政治人物、偶像歌手，哪一個算得上是『不平凡』的人呢？都是一些連平凡人都做不好的平凡人。他們跟我們說行行出狀元，也許沒什麼大錯，可賣雞排的也不是每一家都好吃，大部分賣雞排的都只是普通的賣雞排的。所謂A段班跟B段班，不過就是上班、當工程師、醫生的平凡人，和當汽車工人、賣雞排、做水泥匠的平凡人的差別而已。一個不曉得自己平凡處的人，只可能成為『好像』不平凡的人，至少我是這樣想的。

為什麼不老老實實跟我們說，這間教室裡的五十個人，以後將會是社會上五十個普通人？而且可能還是一個賣不好吃雞排的老板、專門做逃稅顧問的會計師，或者是每天混日子等退休的老師？為什麼要騙我們『成就不平凡的一生』？一群平凡的人想教我們變成『不平凡』的人，想想就好笑。

到頭來，唸了十幾年的書，我好像連怎樣應付煩躁、疲倦、無聊以及好好睡個覺都沒學到。」

也許三十年來，歷經各式各樣的教改，這個國家的教育本質仍然沒有變過。那就是不懂得教育既是為了教出專業人才，也是在為平凡人生活做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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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育不重技藝，還會帶來另外的問題。技藝是只能透過體驗與感知的工藝，不是能夠在幾句幾堂之內習得。如果我們教育的偏見長久下去，教出來的就只會是隨便很容易就能夠評論的人，而無法教出帶有好奇心，好學的人們。一如書中分享者陳惠芳所說，工藝沒有理論，一切要通過身體去領會，再去生產，比如說，農夫說「鋤吧，舉起鋤頭往地鋤就行！」就算農夫示範一次，我們也許要鋤過好幾個年頭，才懂得就樣發力，怎樣鋤得好。正如造鞋師博在工作室示範過各種步驟：量度、畫紙樣、花紋……然後說「就這樣跟著做吧」，我們也會發現所為工多藝熟的分別。透過身體不斷去重複相關動作，通過時間累積和創造而成的知識，存在於身體本身，融入到身體裏。

我讀過一本小川紳介的書，他是個日本拍紀錄片的導演，他覺得拍紀錄片如果不跟那些受訪者一同生活，有些細微但重要的事就永遠不會明白，拍出來的片就不會好。於是他和整個攝製隊去到受訪社群的地方一同生活。他們隨他們生活，務農，反抗成田機場的建造。小川務農的時候，發現蜻蜓永遠都無法像他之前拍到那些農夫的影像一樣，落在自己插秧時曲起的背上。直到與農夫生活了許多年以後，他才明白，原來那是因為老農的功架好，腳步穩，蜻蜓才會以為那個背部是自然之物，可以安心停留。

這樣的技藝，讓我們成為不一樣的人，亦容許了反抗的可能。許寶強在《遊》一書裏說到，我們這個社會許多的不滿，苦悶、抑鬱與犬儒，興許都是因為我們教育不著重技藝而至。人本來有各種潛能，但在教育體制裏我們都被去勢，讓我們成為沒有技能的人，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掌握」不是一種「我懂得」的狀態，而是一種透過實踐，去感悟到那件事本身的一種「感覺」。比如說，當我們想調節自己的生活居所，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的，只能透過「消費」去「購買」別人的服務，但你如果認識上一輩的老人們，他們或多或少都懂得一點五金、木工的事，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在學校以外有另類的教育／學習場所，比如說有農地，有土地，於是他們可以嘗試，可以向長輩學習搭一家木屋，去建一個農場的基本棚架。比如他們多少都會認識耕作的投術，因為那個時候還有田，他們可以在大食品供應商以外，找到自己的生產與生活節奏。在這個年代，我們成為沒有技藝的人們，成長即是剝離自己各異的才華與潛能創意。當我們走到社會，發現社會不像學校許諾我們那樣美好的時候，已經恨錯難返了，我們沒有條件過另外一種的生活，我們的生活已經深深的嵌入到社會這個機器裏頭了。所以說，在學校教育裏排拒工藝，除了是知識偏見，更是種政治陰謀，讓我們失去了反抗，失去了過別的生活的可能，只能夠依賴那個由大財團壟斷了的世界，我們不斷去「外判」自己的生活，去「購買」由他們提供的服務，然後世界就變得愈來愈一樣，也愈來愈好操控了。

這種情況，加上宏大敍事的教育，就讓事情變得更糟。宏大敍事的教育讓我們只認到那些在國家掌權者的故事，而其實我們絕大部份人都不是國家權力者，於是我們就以為，非得像國家權力者一樣行事，那些事才能算有意義。結果就是，所有事就變得沒意義，至少是我們以為如此。而既然許多事都沒意義，那我們乾脆不做好了。

這樣的教育，實際上讓我們失去「看見」的可能，斷絕了「行動」的熱情，斬去了反抗的「技藝基礎」。

工藝本身就有種多元的價值。比如陳惠芳所說，她有個學生學懂了造鞋後，就造了一雙鞋給母親，一隻是35號，一隻是38號鞋。因為那個學生的母親雙腳大小不一，在這個工廠式社會裏就被視為不正常，市面上就不會提供像這種「不正常人」的鞋，但因為工藝本身其實就是度身訂造，於是這裏就為另類，為多元，為一個包容差異的社會提供了基礎。

我聽一個朋友說，以前其實沒有所謂設計師這樣的職業，因為以前的設計師，其實就是工匠、手工藝師。每個做工藝的人，同時都是自己作品的設計師，從概念到動手，都是同一個人。一個人懂得工藝，又怎會不懂得設計。設計師只是在今天工廠生產消費社會裏頭，一群脫離了實際生產的人。

工藝教育本身，也就讓人透過長時間的感受，體悟，去達到一種「有feel」（《遊》一書分享者楊秀卓語）的狀態。「有feel」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有feel，我們才對事物有感覺，有情感，有感覺才會想了解更多，才會想創造，才會有行動的熱情與關懷。我們不是行走的軀殼，對任何事物都沒感覺，然後在教室裏頭坐個三十到四十五分鐘、或者在社會裏頭行走個三十到四十年，然後默默無聲的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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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其中一個深刻的印象，是當泥水工人的父親，在我青春時期努力打機不眠不休時，語重心長地跟我說要讀書，千萬不要成為像他這樣的工人，太辛苦了。我之後當然沒有理會他，當然是繼續不眠不休地打機，但是他那種對自己工作的拒絕，希望自己兒子遠離這種勞動的神態，深深烙在我腦海裏。直到許多年後的今天，我也遇上過許多作為三行工人的父親，不論是帶著憤怒，還是帶著無奈，依然是喋喋不休，叫我們不要自己動手做，但是，教育不應該讓人遠離人，看不起人的。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手藝，也有自己的邏輯，世界本來就有各異的邏輯，也因此有各種不同的人們。如果我們的世界教育我們斬斷了對人的關懷與好奇，讓我們都變成只崇拜某一種成功人士的人，那豈不怪哉？

我們常提的「社會流動性」，能否也包括「向下流動」？如果向下並不意味著敗壞，只不過是另一種觀看的視野？向下流動其實意味著一種反抗的視界，一種對等級序別的社會的挑戰，一種身至而實踐的生命嘗試，去感受與創造另類的世界，去明白我們其實有許多事，不親至親嘗其實無法明白，也無法輕易談說其成敗得失？正如吳明益在《我》一文結尾所說：

「也許不是什麼適當的比喻，但我和學文學的學生們，正在親身體驗一些關於命運、不義、傷痛、不能痊癒或不願讓它痊癒的事。那些此刻『不能了解的事』，是他人以生命為代價，展示的世間實相的一部分。下周我得提醒學生們（以及自己），我們不輕易評斷他人的人生，也許沒有參透其中奧義的一天，但不妨帶著那些『我所不能了解的事』走下去。感知自身的成長，無形中的變化，並且尋找機會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反對那些筆直的道路、那些富麗的城堡、那些只希望我們一生待在荒島的腳鐐手銬。」

在所謂無力的年代，在所謂甚麼都無效的年代，我們能夠做的也許如是。可能有些事，我們真的無法侃侃而談，那些東西並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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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也許是我不願意再當記者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採訪許多的人，其實我們自己都不明所以，許多在實踐的關鍵細節上，我們其實永遠不會明白，然後卻要像讀明白了一樣，把事情又再表現一次給讀者。經過這樣幾重閱讀後，我們還能夠說自己在報導事實嗎？事實上，在媒體工業裏頭，流水作業居多，生產一篇文章可能只有幾天到一個星期（已經算長了），但這點時間，自己又怎會明白一個自己不認識的領域？又怎能透過聊聊幾千字（在一個一千字已被說是長文的年代裏），去總結人的生命？我們又憑甚麼這樣做呢？

教育的重點，是要讓我們明白，許多事不做下去，我們自己是不會明白。我們其實要找一些面向，一些東西，自己投注心神下去，才可以說出甚麼好壞。我自己寫文章談書，其實不能叫書評，因為我們又如何能夠去評一本書寫得好或壞呢，我們可以去說自己的意見不一樣，但要說評一本書，自己也許得要像作者一樣，對那個議題有過認識（可能其實許多作者也不認識自己所書寫的議題），嘗試過去採訪去理解去研究，才能說怎樣寫這個議題才好。我寫的許多文章，都是寫這本書讓我，聯想到甚麼別的事情，甚至可以叫借題發揮。

但我閱讀他人對事物的閱讀（即書本），這樣難道又沒有資訊的流失？難道又不是一種輕易的評論或書寫？那麼，其實書寫的本質與文字的意義又在於甚麼？其實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只懂這些，那就唯有透過漫長的嘗試與實踐，去找出意義來。我也不知道。可能許多人其實都在不知道的過程裏一樣默默的做。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