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中的個體自由

在立場新聞讀到Priscilla Sham的《誰才值得我們關心？香港反送中運動中的「創傷等級制」》。我最近，不——是這幾年，一直都有想這個問題。每個人在投向集體時必然會犧牲部份自己。不要說是三個人以上的小社群，幾千幾百萬人的社運，或是更大的「國家」集體了，那怕是在一對一的monogamous的愛情關係裡，個體的自由和完整性總是會被犧牲。我在想，這不止是香港的問題，或是反送中的問題，而是現代性本身：當我們用目的理性追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當我們那麼熱切地渴望某些意識形態（可以是民主自由，可以是種族主義）為我們消除一切痛苦失望，我們就會傾向求同而不是存異，傾向將某些價值放到最高，壓下所有個體差異來成全集體目的。

就像光榮冰室的事情吧。即便我覺得黎明的行動不是well-thought out的，即便我覺得她對自己的階級優勢沒有很大的敏感度，令我更失望的是黎明得到的批評和其他手足做錯事時得到的批評並不同等（就像叔一燒事件吧，當時還有人叫我出來先打三百回合再出聲）。更別說很多事後的評論都錯置了問題，只看見一種權力關係（中國殖民者—香港殖民地），看不到壓迫其實貫穿生活每一個層次，而這樣的類比畢竟是很粗疏的，也無助我們看見真正的問題。光榮冰室事件後面更大的問題就是，價值融合始終是嘴上說說而已吧？我們說，只要認同自由的價值就是香港人，但同時族群語言甚至勇不勇武等身份，決定了我們的「手足」身份有多牢固，可以說甚麼話而不被excommunicated。運動時前線的屠龍小隊其實說過類似說話，但因為他們在運動期間有話語權，似乎沒有甚麼人大力反對。當然，不反對是一回事，有沒有聽進去又是另一回事，這又是權力關係的問題。

當我們老是說毋忘初衷時，我們的初衷會不會也被「求同」的無形壓力掩蓋了？當民主與自由的口號逐漸被「支那狗」這類的辱罵取代，我們要不要靜下來想想下一步要怎樣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