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试图实现权威告知与严打震慑的两大功用来披露医疗系统多种利益输送方式对挽救公信力难有建树

2023年武汉医保改革要求全市544家定点医疗机构开设便民门诊，免收挂号费、诊疗费等个人支付部分，对65周岁以上免收门诊挂号费，这与目前武汉卫健委所熟知以及武汉很多楼层高规模大的三级医院2017年取消方便门诊的现实相冲突，因为早在2017年武汉各大医院方便门诊就已经逐步取消，主要的理由是方便门诊不但医院没了利润，还不利于医院降低“药占比”。这就像中纪委为了实现权威告知公开医疗系统多种利益输送方式是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的一样。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如果调查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药械公司或第三方代理公司的资金转入、存现时间点及金额，倒查梳理利益输送人员关系，判断资金单向转（存）入、高息借贷、项目分红等，并对医院长期供应商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社会关系网调查，与医院工作人员建立相关性分析的话，各方纪委（包括中纪委在内）查不出问题更是说明事实披露与公信力之间缺乏正向联动。

中纪委在披露医疗系统多种利益输送方式时突出什么淡化什么也许早有设计，可若对标公信力问题，这种精心策划其实是露怯了。例如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等级体系”中，如果丁祥武等人腐败和滥权，他只要搞定自己的直接上级，甚至直接上级的上级（可能类似薄周徐郭苏孙等关系网），通常就没事儿（出了事情，上级会罩着）。反之，如果丁祥武等人的上级拉他下水，（为了保住乌纱帽）他也不敢不从。显然，在这样的官僚系统中，一旦出现腐败和滥权，很容易演变为“窝案”。一旦演变为“窝案”，彻查的时候就会牵连很广、阻力会很大。

由此可见，无论是武汉市的医保改革还是中纪委的医疗腐败事实披露，都是值得追问的。表面上看两者都是经济和利润问题，实际上两者都是权力问题。前者是权力如何公平正义对待参保人员，后者则是权力监管和对谁负责的问题。

遗憾的是，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极权管理的滥权方式并没有改变，塌方式腐败的生态环境也没有改变，所以中纪委试图实现权威告知与严打震慑的两大功用来披露医疗系统多种利益输送方式对挽救公信力难有建树。‍‍‍‍‍而且，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王岚等人的滥权和血统观念，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个人的腐败，似乎这也是中纪委刻意隐藏的核心问题。因为将权力兑换为经济利益，通过垄断资源和任人唯亲，以及采用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手段党同伐异，则必然是走到民主转型公平正义的反面。

参见中纪委披露中国医疗系统“定制式”招投标、“规避式”委托采购、“供股式”入股分红、“福利式”研讨培训等隐形利益输送方式。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 院长：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大肆收受药械回扣，数量不菲，由下面医生出面收钱，几个人私分，万元左右不等，吃喝娱乐，我们医药公司不停轮流摊派，苦不堪言。

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陈家辉，李文亮，姜齐宏，胡淑云，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

公共讨论不应该以医疗改革议题为洪水猛兽，而是要承认经济技术发展其实并非真正建立在最广大公民的根本利益之上，讨论如何调整监督制衡关系更能帮我们建成“由享有人权个体所组成的、民主自治的人类共同体”。欢迎通过你的方式在墙内转发这篇文章，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拒绝遗忘，共同探索”的小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