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抄：難道穿越大洋的船舶不是一個「地方」嗎？
之前零零星星讀過段義孚的文章，關於地方和空間，關於寵物和支配，關於恐懼和創造，喜歡他的許多思考角度。尤其是在自己租下一個空間開書店的時候，偶然讀到了他寫「地方」的闡釋，由此看到冰山一角的人文地理學世界，深深感到共鳴，於是想系統讀一讀。
於是就買了他的自傳開始，他在 69 歲寫下《我是誰？》（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收到書後，我上飛機，讀第一行時正在國際航班上發著燒，昏昏沉沉，呼吸不穩，坐立不安。於是拿出這本小書，一個害羞、多病、多思的男孩從書頁裡浮現出來，一個地理學大師，nature out there 令他感到審美的愉悅，但真正吸引他的是human nature - 那細膩而沉思的內心風景，越過他傳奇的家世、漂泊的經歷、成就斐然的學術世界，成了敘事的主線。我在身體的緊張中平靜下來，讀完書，幾乎要愛上這個男孩。
段義孚在書裡寫下他關於自我與世界、關於自我與關係、關於地方與空間的種種思考線索。
摘錄我特別喜歡的段落：
關於生命力：
生命力是一種天賦，一些人多，一些人少。⋯⋯布里南認為，真正的天賦，甚至是純粹心智意義上的天賦，絕不僅僅是一種能把事情做好的訣竅。重要的在於，它還必須充滿活力，就像可充電的電池——能夠釋放出能量，能量可以得到補充，而且還是定期的補充——有些人身上的電比其他人多得多。對我來說，這是根本性的不公平，因為這不僅關乎成功和名譽，也關乎日常生活的質量，關乎活著的意義。⋯⋯有時，意志力確實可以當作生機活力的替代品，但遺憾的是，意志力總是不如生機活力那樣吸引人。
勇氣不僅包括身體裡的活力，能夠把自己置身於特定的境地；還在於在行動上有決斷，能在關鍵時刻保持著冷靜的心態。⋯⋯相比於勇氣和生理上的勇敢而言，同理心更能通過不斷的訓練而得以增強。這種品質是可以通過教育培養起來的，它潛藏於每個想得到它的人心裡面。
在別人看來，我是一個很不錯的人，知識淵博，也會注意他人的觀點，特別是在聚會和討論小組裡，但不幸的是，這樣的謙遜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這會顯得我自己缺乏知識的立場和道德的原則。要麼，這兩者我都有，但卻為了舉止得體而刻意掩飾下去，這樣的得體本身就該受到質疑了，因為這種行為的動因不是源於力量，而是缺乏安全感。這是外國人、訪客、移民身上都會有的社會性的不安全感。相反，像瑪格麗特·米德那樣的人就可以表現得果敢、直率甚至粗魯，因為她本就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但我卻不同，我只是作為一個異鄉客在這裡待了四十年而已，始終覺得需要審慎地去迎合那些本土美國人的觀點。
關於自我意識：
眾生中唯獨人類擁有自我意識。它如何作用於個體發展，它同必不可少的隱私之間究竟有怎樣的關係？個體的自我意識發展會對社會凝聚力和群體生活造成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會吸引地理學家去思考，因為自我意識和個體意識的增強會引發空間的分隔，而分隔開來的空間又會強化個人的隱私。這樣的空間還會導致個體的孤獨，導致人的行動和思想的分離，並需要通過持續的交談來了解彼此的世界。
在中世紀，無論是在大廳裡，還是在食物器皿裡，或是在劇場裡，人和事都魚龍混雜成了一鍋粥。⋯⋯只要宇宙觀、宗教觀和表演形式都涵蓋在一個包羅萬象的稱為「世界 Globe」的空間裡，中世紀的世界觀就是揮之不去的。18世紀和19世紀的劇場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景觀取代了宇宙，產生出更多主觀的觀念；戲劇元素裡有很多目的、誤會、溝通失敗和孤獨，它們最後都匯入一個相對內在的空間，即日常起居的空間裡。19世紀晚期的戲劇描繪出每個人都生活在交互的空間裡，但彼此是隔膜的，這與劇場的空間格局形成了呼應——演員和觀眾是分開的。這樣，一個整體的世界——Globe——消失了。一側是被燈光照亮的舞台，另一側是昏暗的觀眾席大廳；每個觀眾都各自坐在分開的座椅上，同樣也是孤獨的。
（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1982）
關於空間與地方：
地方包含著比城鎮更廣泛的實質，甚至比鄰里、家園和房屋都蘊含著更廣泛而豐富的內涵。難道壁爐、扶手椅，甚至人本身，比如母親，就不能算作一個個地方了嗎？母親是蹣跚學步的孩子從沙堆裡盡興而歸的地方。
地方不必在特定位置上扎根。難道一艘穿越大洋的船舶不是一個地方嗎？在這一有著邊界的世界裡，船長就正如一位祭司和國王一樣。母親當然是一個地方，而且母親還會走來走去。那麼，可以被帶走的文化算不算地方呢？並非任何文化在位置上都是固定的。就像古典音樂，對於樂迷來說，它就是家了，它能為樂迷們提供情感的支持。
（《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1977年）
在內心深處，我是多麼渴望有一個不以權力和聲望為基礎的世界，並渴求真的有那麼一個實體的小圓孔，能讓我們洞見另一個世界的現實。社會裡的人情世故讓我反感，因裙帶關係而產生的習俗讓我厭惡。作為一個在中國家庭文化裡長大的叛逆小孩，基督教對我非同尋常的吸引力在於它對家庭的輕視。⋯⋯我反叛的不僅僅是家庭，還有傳統的生活方式，扎根在親屬關係、土地和大地神靈裡的那種生活方式；相反，我更欣賞的是現代生活的理想和信念，比如像世界大同、抽象思維，和高遠的天空之神——如果天上有神靈的話。
傳統民間道德既不是私人道德，也不是非個體性的對人不偏不倚的道德。它具有典型的地方性，只有在地緣上相近的人才能彼此提供需要。需要，尤其是迫切而強烈的需要，顯示出相互幫忙的美好：我給你一包糖，你給我一杯醋；我幫你收割，你幫我蓋倉。⋯⋯除了生存層面的價值以外，地方性的緊密互助關係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對現代社會的男男女女更是如此，因為這裡面蘊藏著人的溫暖。你的需要始終是關聯著身邊的親屬和鄰里的。同時，它對人的期待也是適中的。這樣的道德不會對個體產生過度的要求，不像真正的友誼背後的個人道德，也不像非個體性的「兼相愛」那樣，要求一個人對任何人都慷慨大度，包括陌生人，甚至仇敵。
隨著人們的生活日漸富足和安全，公共紐帶就變得越來越鬆懈了，狹隘的互惠被Lewis Hyde所說的循環給予“circular giving”所取代和補充，即甲把東西給乙，乙給丙，丙給丁，丁又給甲。最終，慷慨的給予還是得到了回報，但是卻經過了很長的時間，而且回報還不是直接從最初幫助的那個人那兒獲得的。在一個富足的現代社會裡，給予的循環圈可能會變得很大，以至人們甚至都感受不到給予的過程了。剩下的就只是一根鏈條而已——一根長長的鏈條，伸向了不知所終的未來，那裡全是一群陌生人。
關於世界主義者
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不只是自由地在任何地方選擇最好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能夠去理解任何一種文化實踐的潛在意義和目的。
這本69歲時寫下自傳的結尾：
有一次，已過半夜，我獨自在內布拉斯加州疏落的景觀裡駕車向西而行。在不寬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我和前面一輛車在行駛。我們一直結伴而行。我對自己的駕駛技術一直信心不夠，尤其是在黑夜裡，所以，我很感激前面那輛車的尾燈，一直引導著我，給予我安全感。但當我開始覺得這樣的陪伴是理所當然的時候，他卻閃起了右轉燈。這是頗有禮貌的信號，但也是令人遺憾的，因為此後，就只剩下我獨自一人了。那輛車拐進了一條鄉間小道。於事，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車前燈來引路了。這燈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這路，在更遠之外，則被吞沒在了重重的黑暗裡。
13年後，段在2012年做了一次演講，並把演講文收錄進這本自傳。這是演講文的結尾：
世界上並沒有所謂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說話的人其實都是靈魂不死的人。相反，國家、文化、藝術、文明，這些東西才是有死的，它們的生命對於我們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樣。但是，和我們一起開玩笑、一起工作、結婚，也被我們冷落了、剝削了的人其實都是靈魂不死的人。而在這些人裡面，有的人是不滅的驚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