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中国医疗系统的腐败能否通过民主转型来实现？

纵观中国这些年落马书记院长的作为，尽管其贪腐范围在医药、耗材、设备和基建等方面，但根本特征却仍为滥权。何以如此？

其一，在当下的医院收支、分配体系中，书记院长以及科主任拥有很大的决策权和自由裁量权。他们中间很多人当然还顶着专家教授院士的头衔，也可能会参加手术或者医学研究，但其角色定位则更接近官员。所犯之事，多为职务侵占、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侵犯人权等，与一般滥权腐败官员并无二致。

其二，医院书记院长兼有为单位搞钱的身份，也为其滥权腐败提供了的动力。目前，中国公立医院走的是“以滥权贪腐养医”的“市场化”路线。公立医院绩效奖金的政府投入几乎没有，而医院大部分的收入都要医院自己用医保基金和医疗自费项目去创收，国家基本上是不管医院的创收运营和绩效分配的。这些权力相当一部分归于书记院长。概言之，每一个书记院长出事，都与权力缺乏监督有关。

其三，因为要搞创收，医院书记院长会给每一个科室和医生下达指标，把患者收入院后的各种诊疗活动都与创收和绩效分配密切相关。大部分灰色收入其实仍归到了医院创收的大池子里，为书记院长以及科主任权力之手予取予夺。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书记院长等人设立绩效机制骗保，介绍或者收住一个患者绩效奖励数十到数百元，鼓励医务人员将可在门诊治疗的患者收治住院，或者将病情简单诊断明确可以在门诊观察治疗的收治住院；医务人员为了绩效向患者过分渲染疾病的危害性或者以住院可以报销诱导患者住院接受住院治疗；一些患者就诊过程中主动要求挂床住院，在院期间甚至只做各项检验、检查和简单对症治疗（或者浪费治疗药物）享受医保医疗报销。自从当权者在中国医疗系统开启“民智”以来，上至书记院长，下到医务人员以及终端某些患者这条众所周知的利益链中，侵占和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其四，执政者一边借医疗系统“反腐”搜刮钱财愚民灌输，一边用医院创收的“阳光收入和灰色收入”（包括医保基金和医疗自费项目等）“反哺”医疗系统权贵进行滥权腐败，上诈下愚的执政者和当权者自信满满左手倒右手，根本就不在乎指鼠为鸭。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在披露医疗系统多种利益输送方式时突出什么淡化什么也许早有设计，可若对标公信力问题，这种精心人为策划其实是露怯了。例如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的滥权以及血统观念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个人的腐败，缺乏有效监督让它们更有胆量更有底气干一些“法所难宥”的恶行，似乎这就是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刻意隐藏的核心问题。将权力兑换为经济利益，通过垄断资源和任人唯奴，以及采用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手段党同伐异，则必然是走到民主转型公平正义的反面。因此，中纪委（国家监察委）试图实现权威告知与严打震慑的两大功用来披露中国医疗系统腐败对挽救公信力难有建树。

武汉市第四医院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