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费舍：一无是处

一无是处

马克·费舍/文

王立秋/译

本文最初发表于费舍的博客k-punk,也刊载于The Occupied Times, March 19, 2014。按CC-NC-SA协议译介。

自青少年时期起，我就断断续续地苦于抑郁。有时，抑郁的发作会让人极度虚弱——它会让人自残、退缩（我会躲在自己房间里一待就是几个月，只有在需要签到或购买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物时才会冒险出去），会让人不得不在精神科病房蹉跎一段时光。我不敢说自己已经从那种情况中恢复过来了，但我乐意说，近年来，我抑郁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大大降低了。这部分是因为我的生活处境发生了变化，但也和我对自己的抑郁及其原因有了不同的认识有关。我把自己精神痛苦的经历拿出来说，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有什么特别或独一无二的地方，而是为了支撑这样一个主张，即我们最好通过非个人的、“政治的”而不是个体的、“心理的”框架来理解多种形式的抑郁并与之斗争。

写自己的抑郁是一件困难的事。抑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个“内在的”讥讽声音构成的，这个声音会指责你自我放纵——你才没有抑郁呢，你只是在自悲自怜，快振作起来——而公开这一状况本身就可能触发这个声音。当然，这个声音根本就不是“内在的”——它是实际社会力量的内化表达，而否认抑郁与政治相关，是符合其中一些社会力量的既得利益的。

一直以来，我的抑郁都和这样一个信念分不开，那就是，我相信自己真的一无是处。在三十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工作了。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在读研、间歇性的失业和临时性的工作之间徘徊。在承担这些角色中的每一个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身份——在读研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路靠装蒙混过关的半吊子，而不是真正的学者；在失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是真的失业，和那些诚实求职的人不一样，我只是在偷懒罢了；在短暂就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称职，并且无论如何我都不是真的属于这些办公室或工厂的工作岗位，不是因为我对这些岗位来说“太优秀了”，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我学历过高、百无一用，抢了比我更需要、更应该得到这份工作的人的饭碗。甚至当我在精神病房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不是真的抑郁——我只是在为了逃避工作而装抑郁，或者按抑郁极其矛盾的逻辑来说，我只是在为了隐瞒我没有能力工作、社会中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这个事实而装抑郁而已。

当我最终在延续教育学院找到一份讲师工作的时候，我一度欣喜不已——但就其本质而言，这个欣喜恰恰表明，我还没有摆脱一无是处的感觉，而不久之后，这种感觉又使我陷入了更长时间的抑郁。我缺乏那种“天生我材”的冷静自信。在某个并不潜藏的层面上，我显然依然相信自己不是那种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的人。可这种信念从何而来？主流的精神病学认为，这样的“信念”源于大脑化学机制的功能失调，可以通过药物来加以纠正；众所周知，精神分析和受其影响的各种疗法到家庭背景中去寻找精神痛苦的根源，而认知行为疗法则不那么对定位消极信念的来源感兴趣，它只想用一套积极的故事来取代它们。倒不是说这些模型全错了，而是说，它们没有把握到也必然把握不到这种自卑感最可能的原因：社会力量。对我影响最大的社会力量是阶级的力量，不过当然了，性别、种族和其他形式的压迫也会通过生产同样的自卑感——即认为自己“在本体上”、自己的“存在”本身低人一等——起作用。这种自卑感最好的表达，就是我在上面说明的那种想法，即认为自己不是那种能够胜任被指定给主流群体的角色的人。

在我的书《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位读者的敦促下，我开始研究大卫·斯梅尔(David Smail)的作品。斯梅尔是一名治疗师，但他把权力问题放到了治疗的中心。他证实了我摸索到的那些关于抑郁的假设。在他的重要著作《苦恼的起源》(The Origins of Unhappiness)，斯梅尔描述了阶级的印记怎样被设计为不可磨灭的。对于那些从一出生就在接受这样的教育——“你就是低人一等”——的人来说，获得资历或财富并不足以消除他们自己心中或他人心中的那种在生命初期就已经烙在他们身上的原始的无价值感。一个走出自己“本应”占据的社会领域的人总是面临着被眩晕、恐慌和恐惧感压倒的危险：“……被孤立，被断联，被充满敌意的空间包围，你突然就没了联系，没了稳定，没了支撑；一种令人眩晕、让你厌恶的不确定占据了你；一种彻底失去身份（的感觉）、一种彻底彻尾的欺诈感威胁着你；你没有权利在此时、此刻住在这个身体里，穿这样的衣服；你什么也不是，而确切来说，‘什么也不是’正是你觉得自己正在变成的那个东西。”

一段时间以来，统治阶级最成功的策略之一就是“责任化”(responsibilisation)。这种策略鼓励底层阶级的每个个体成员认为他们自己的贫困、缺乏计划或失业是他们自己的错并且只是他们自己的错。个体会怪自己而不怪社会结构，无论如何，统治阶级都会诱导他们相信实际上并不存在社会结构这种东西（它们只是弱者才需要的借口）。斯梅尔所说的“魔幻唯意志论(magical voluntarism)”——即相信每一个个体都有能力使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一切——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非官方宗教，真人秀“专家”、商业大亨和政客都在推行这套。魔幻唯意志论既是当前阶级意识处于历史地位的结果，也是其原因。它是抑郁的反面——它的底层信念是，我们都要为自己的痛苦承担独一无二的责任，因此我们活该受苦。如今，英国的长期失业者身上被强加了一种特别恶毒的双重束缚：这些一生都在接受“你一无是处”的信息的人同时又被告知，他们能做他们想做的一切。

我们必须认识到，英国民众对紧缩政策的听天由命的顺从，是一种蓄意培养的抑郁的后果。这种抑郁表现为接受（对除少数精英外的所有人来说）情况会变得更糟糕，接受有工作就不错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工资能跟上通胀的步伐），接受我们无力承担福利国家的集体准备金。集体的抑郁是统治阶级再压服计划的结果。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越来越接受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我们不是那种能够采取行动的人。就像抑郁的个体不可能通过“振作”就“一下子摆脱抑郁”那样，这并不是意志的失败。阶级意识的重建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个没法通过现成的方案来完成的任务。可哪怕我们集体的抑郁告诉我们不行，这个任务也还是可以完成的。发明新形式的政治参与、重振已显颓势的制度、把私人化的不满转化为政治化的愤怒：这一切都可能发生，而一旦发生，谁知道它会带来怎样的可能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