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極權體制

在這篇短文裡，我將盡可能簡單地闡明瘟疫爆發與極權體制之間的關係，並且指出極權體制本身就是滋生大型瘟疫的溫床。

瘟疫與普通傳染病不同，這是因為瘟疫自身包含有傳播因素在內，也就是說，只有當傳染病在短期內迅速擴散到一定傳播面積才能稱之為瘟疫。因此，在瘟疫進行大規模擴散的時候，我們對於瘟疫的認識不僅要放在傳染病層面，也要關注它的短期傳播或者擴散過程。

那麼，瘟疫在什麼情況下更容易大規模傳播呢？這時候我們須要注意，瘟疫的傳播至少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發源地傳播，另一種是超出發源地以外傳播。超出發源地以外傳播，又分為在發源地所在國傳播跟國際間人口流動傳播。

從非典、埃博拉病毒到眼下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人際傳染的瘟疫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展到全世界範圍的，進入21世紀以來，恐怕要數這三類最為典型，傳播面積更大，危害性更強。為什麼這樣的瘟疫會兩次發源在中國？難道僅僅因為中國人貪吃果子狸或蝙蝠之類野生動物所致？

實際上，問題並不像看上去那樣簡單。我們必須明白認識這樣一個問題：個體感染病毒造成人際傳播（這樣的情況在任何國家都存在，但是在現代醫療條件成熟、完善後還能造成大規模感染的，在其他具有高度現代化醫療條件的國家是極其罕見的）與這種傳播迅速地超出發源地及發源地所在國的傳播，是需要區別對待的。對於前者，個體感染病毒造成人際傳播，這幾乎是無法預測的，因為它的爆發是偶然的，比如蚊蟲叮咬或吃附帶病源體的野生動物。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階段的傳播與社會型態與政治體制是缺少關係的。

更加值得關注的是第二個階段，也就是關注病毒如何迅速超出發源地及發源地所在國進行傳播。因為正是在這一階段傳播與政治體制跟社會型態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自爆發至官方承認並公佈相關消息時間相隔有一個月之久。在此期間，先是羅織涉嫌造謠罪逮捕了八名最先公佈疫情的社會人士。緊接著官方支支吾吾，表示可防可控，只存在有限度的人傳人的風險。有媒體在北京及廣州街頭採訪民眾時，不乏有民眾竟嘻嘻哈哈地說相信政府，相信現代醫療條件能夠有效控制病毒傳染。甚至武漢本地的各種新年慶祝活動也未受到疫情傳播影響。在爆發疫情的第一個月裡，大部分民眾幾乎都沒有引起警惕，與此同時，武漢往來全國各地以及世界其他各國的人流沒有受到即時控制。也就是說，在疫情初發的黃金時間點上，由於政府刻意壓低聲調，減輕民眾警惕性，造成疫情短期內大面積擴散，許多民眾一夜之間忽然發覺自己被置於水深火熱之中，尤其是武漢等地突然宣布封城。這種情況即屬於瘟疫傳播的第二階段，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一般傳染病毒因此可以被稱為瘟疫。

我們在此次武漢肺炎爆發過程中看見了與非典時期高度相似的傳播情況，也即中國政府先刻意掩蓋疫情，直至大面積失控才被迫公開出來，而兩次疫情也都錯過了在爆發初期抑制疫情擴散的黃金時間，造成了「一旦公佈即宣告失控的惡果」。

我們眼下還正在經歷這樣的事情，並且此時此刻還在經歷官方不遺餘力地掩蓋跟封鎖消息，包括網路言論封鎖、監控跟對前線醫務人員進行封口警告，甚至中國主要官媒上還仍然一派歡樂祥和的節慶氣氛，頭版頭條都不見瘟疫蹤影。

這時候我們必須思考，瘟疫與政治之間所產生的這種錯位究竟會意味著什麼？為什麼半民主的香港可以差不多在第一時間就公佈疫情信息，為什麼周邊國家如日本、越南、泰國也都在第一時間就發布了疫情感染信息，而當時中國官媒卻按兵不動，反而大肆打壓民間熱議？為什麼中國政府一定要錯過搶救的黃金時間直至疫情失控才站出來被迫承認？為什麼他們即便被迫承認，還一邊裝模作樣獎勵舉報瞞報、謊報，又一邊大力清剿互聯網社交平台（含刪帖、禁言、封號等等）？

有人認為這類疫情屬於地方官員瞞報、謊報，造成貽誤戰機。肯定，地方官員自然難辭其咎，追責是必然的。然而，這僅僅是地方官員失職所致？

可悲的是，這些地方官員不過是體制的替罪羊罷了，犧牲他們就好像掩蓋體制漏洞了。且不論自「腚於一蹲者」上台以打虎名義清洗官僚體系以來，中國的各級官僚體系正承受著極度政治高壓，動輒就有官員因怠慢中央決策或「貌合神離」、「陽奉陰違」等等罪名落馬，武漢當地的官僚系統真敢頂風作案嗎？他們真敢未經中央授權在第一時間公佈疫情調查報告嗎？我們尤其最知道中國官僚最關心的是責任問題，這不是因為他們都是負責任的官僚，而是因為他們人人都是最怕擔責任的官僚，為了不讓責任落到自己頭上，他們是一定要全力請示上級的。他們得到批准了嗎？恐怕要等到將來解體以後解密檔案才能看見真相了。另外，輿論封鎖究竟是為配合武漢地方政府，還是為配合意識型態維穩？官僚體系內人人自危，一方面是國家要求嚴厲懲治瞞報、謊報，另一方面又是中央下達指示要求各級官員嚴密封鎖從最前線醫務人員那裡透露出來的第一手採訪材料，這時候已經顯出官僚體系內部力不從心了。各種隱瞞傷亡的信息層出不窮，搶在正面回應這些瞞報之前，網路輿論監控則搶先刪盡了所有有關瞞報、謊報的消息（哪怕作為可疑證據也該保留下來，以備調查）。於是我們終於明白，究竟是誰在主導瞞報、謊報跟誤導民眾，至少絕不僅僅是地方政府的問題。

從此次肺炎大爆發即可以見出，在正式形成瘟疫的第二傳播階段上，體制問題成了放大傳播效率的罪魁禍首。這不但表現在這個體制要求意識型態維穩壓倒一切的政治前提上，也表現在中央權力高度集中掣肘地方、導致地方官員缺少自主決策權上，更表現在政治考量壓倒專業判斷的根本問題上，因為瘟疫瘟疫首先關係到的居然不是人民的生命安全問題，而是社會穩定問題？！那麼眼下實現社會穩定了嗎？不得不讓人懷疑，所謂社會穩定究竟是指死掉的一批人來讓活著的不知情的人歲月靜好，還是指權力穩固：不管是哪一種穩定，都未免太野蠻、太可怕。

也恰恰在這第二傳播階段上，極權體制直接促成了瘟疫大規模傳播。它的反饋機制不但造成反饋週期長，也造成反饋準確性大打折扣（不能排除官員瞞報、謊報、甚至是誤判），但即便是後一種情況，假設中國社會允許不受權力干預的獨立報導，也不至於未經調查就動輒以謠言治罪。但是中國社會是一個極權社會，一切媒體都被當成了宣傳機器，它必須只在中央批准下發聲，凡有任何不協調的聲音都會被治罪，這樣一來，權力是沒有監督的，沒有監督也就無法遏止濫權。假若只是官僚體系壞掉了，只要允許民間發出不受權力壓迫的聲音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及早引起民眾警惕，但是什麼都沒有！

像這樣下去，中國社會不出二十年還會再次爆發人際傳染的大規模瘟疫，還要繼續輸出到全世界去。是因為這個極權體制已經無法在發生疫情的初期及時、坦誠地向公眾公佈真實情況，以便病毒才一露苗頭即加以遏止。與此同時，也完全不存在輿論監督來提醒社會，致使民眾互相以為造謠。最終，在自然條件相對於非洲較為適宜，醫療條件又較為發達的中國，極權體制成了瘟疫滋生及傳播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