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伟的八十年代
我坐在从斯坦福去伯克利的城际铁路上，读着Orville写的《致富光荣》（To Get Rich Is Glorious），里面八十年代的生动细节浮现在眼前：军队的靶场里，解放军护送着欧美游客玩步枪射击；昏暗的酒吧里，刚脱去中山装的男男女女挽着手跳disco；在毛主席纪念堂的斜对角，一家肯德基餐厅突然开业，唱起了对台戏。那时的崔健刚被北京歌舞团开除，在法国人皮尔卡丹开的马克西姆餐厅里，开始了地下乐队的生活。
八十年代的一切有许多魔幻，但又的确发生了。八十年代的中国从共产主义的大梦中初醒，正在用力甩掉共产主义的后遗症。在数十年里，中国积蓄的某种能量爆发了。我们告别了一场革命，并以革命般的速度，“打左灯、向右转”，向新的方向狂奔而去。那个年代的前进与彷徨、保守与激进、冲突与和谐，都被Orville这位外国记者看在眼里、存留在他敏锐的文字中。
或许是来自异国的原因，Orville对中国的变化有着过人的觉察。他从本科开始就师从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年轻时候造访台湾并见过蒋介石。他曾在70年代访问中国，属于最早一批的美国访问者。Orville从未想过中国会有这样一段翻天覆地的八十年代。为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杂志报纸供稿的经历让他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党内高官家属到农村集市的小商贩，都是他多年来打交道的对象。八十年代曾给Orville对中国无穷的想象，这想象被六四的屠杀中断，但他知道，在中国铁桶一般的表面之下，蕴含着巨大的势能。他曾经制作了那个著名的、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六四纪录片《天安门》（Gates of Heavenly Peace）。在他离开记者岗位后，Orville担任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学院院长，培养下一代新闻从业者，目前他是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
合上书，转了三班车，在伯克利北站下车。
这天有些小雨，十二月的伯克利，空气中颇有些伦敦的感觉，乌云、湿冷。
出站，我看到那辆蓝色的特斯拉小轿车，Orville在路边等我。他在驾驶座上看报纸，一瞬间似乎时间凝固在了二十世纪 - 今天谁还会随手带着一份报纸？他看到我，从驾驶座侧过身来替我开门，我赶忙钻进小车，和他闲聊着，开回他家，坐在客厅的火炉旁，对着半山前的落地窗，谈论他的故事。
我们前后总共聊了四次、共计约14小时，Orville向我毫无保留地分享着他的生命故事：家人、成长、读书、旅行、工作，当然，还有中国。以下呈现的是我们对话中的一小部分。这是我认为很精彩的一部分，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期。我想以后慢慢与大家分享其它对话，我们一起品读这五十年来，中国通们眼中的中国。
在百京饭店听故事。节目刚起步，你的订阅和支持是给我最大的鼓励。如果喜欢的话，也请你分享给朋友，让更多人知道我们。
邓小平的一顶牛仔帽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毛泽东的逝世可谓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而邓成为了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而Orville你作为记者全程参加并见证了那次访问。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邓小平的1979年之行吗？你看到了什么？
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在1972年，基辛格和尼克松访问中国，并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达成了致力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大约在同一时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为常任理事国。美国国会中有许多人不愿意将台湾踢出并承认中国，因此直到1979年，在吉米·卡特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以及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的努力下，两国才实现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他们邀请邓小平来，而我正好在为《纽约时报》杂志撰稿。
我可以进入所有场合：白宫、宴会厅、华盛顿特区……一切这些。我还和邓小平一起去了卡特总统的家乡亚特兰大，然后我们又去了德克萨斯州的约翰逊航天中心、看了牛仔竞技表演。
我观察着这一切，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整个访问的友好氛围。尽管中国曾经是“红色中国”，华盛顿的大多数人都鄙视共产党，但当邓小平到来时，他们一夜之间失去理智，每个人都想去会见邓小平、参加活动、宴会和国家美术馆的参观。美国的大企业领袖齐聚一堂，每个人都想穿中山装。
这也是中央电视台首次在国外进行现场直播，他们报道了访问全程，并且得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大力帮助，进行卫星链接和所有这些事情。中央电视台之前毫无经验，但他们做到了。那时的电视网络创造了伟大的友情。这是第一次在两国电视上直播中美两国的事情。他们使用相同的工作室和卫星进行合作。美国人确实在帮助中国人。一切在协作的氛围下进行，显然这得到了邓小平的授意。他的此行不仅让中国政府和媒体放松了口径，而且让中国的每个人也放松下来：你可以喜欢美国。
这让美国有机会以非常友好的眼光看待中国，看着邓小平与华盛顿的所有这些人打交道，德克萨斯州的牛仔竞技和烧烤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神奇的戏剧性时刻：邓小平戴着牛仔帽，也就是10加仑牛仔帽(10 Gallon Hat)，具有极强象征意味地接受了美国。
图源：China Daily
这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表演之一。
我想是这样。我记得我就坐在邓小平和他的团队后面，旁边还有一个中国人，每个人都在笑，很放松，非常令人感动。在被扼杀了几十年之后，两个国家终于可以呼吸、彼此享受，感到希望和乐观。
我记得邓访问美国之前特意在巴黎停留，买了一些羊角面包带上飞机。他过去有在法国工作的经历，然后去了苏联，他身上有一些与意识形态无关的东西。
而这正是习近平在扼杀的一种关系。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与邓小平不同的是，习近平实际上将美国视为敌人。我认为邓小平不这么看。事实上，我记得邓访问美国之前特意在巴黎停留，买了一些羊角面包带上飞机。他过去有在法国工作的经历，然后去了苏联，他身上有一些与意识形态无关的东西。我确信他是一个优秀的列宁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有五英寸、四英寸高，是吗？尽管他身材矮小，却散发着令人惊叹的主权气场（air of sovereignty）。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其他领导人身上很难发现的特质。胡锦涛、当然还有习近平，据我所知，他一定非常没有安全感，并用仪式和礼仪来掩盖这一切。虚张声势，试图成为大人物。邓小平没有这些问题。我记得他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这是一次精彩的采访，你感觉就像在和一个正常人说话。是的，她是意大利人，我们让邓放松了下来。但这些都是现在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天安门广场，他神圣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邓失去了控制。
你如何看待这个看似自我矛盾的事实：邓小平是一个这平易近人的人，但一个如此正常的人却在后来下令进行天安门屠杀？一个正常人同时能够做出这样的暴行，不是更可怕吗？
这次屠杀非常可怕，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糟糕的事情之一。邓小平充满自信、有主权气场，从不缺乏安全感。但邓小平似乎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感到深深的受伤和羞辱。邓小平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但未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只能到机场迎接。在天安门广场，他神圣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邓失去了控制。
我想这一切都让邓小平感受到了深深的责难、抛弃、不尊重和侮辱。屠杀发生几天后，布什总统派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秘密访问中国，当时就连美国驻华大使也不知道此行。从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的文字记录中，你可以感受到天安门对邓的伤害有多深。
他每一句话都在指责美国。
他的每一句话都在指责斯考克罗夫特。斯考克罗夫特几乎在跪下求他，说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你不明白，布什总统将你视为他的朋友。即使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也不希望与中国的友谊被破坏。邓小平说，都是你们的错，是你造成的，你才是应该为此付出代价的人。应该赔偿的是你，而不是我。对于这个千里迢迢飞来、胆怯地、几乎是羞辱性地乞求中国保持这种关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表现。所以你能看到，即使是邓小平这样坚强的领导人，也会受到伤害，展现出非常人性化的一面。
他是政治操纵的大师。
是的，他一定是。
毕竟邓是一位曾经三度倒台、三度崛起的政治老人。1979年，他来到美国恳求美国人与中国人合作。仅仅十年后，当中国经济还只有美国经济的十分之一时，邓小平制造了大屠杀，却是美国人在乞求原谅。
上帝保佑美国，不想让一切功亏一篑。当我读到那份文字记录时，我认为这太过了。我当时想，哇。但这表明了美国在试图维护花费大量时间培养的同另一个重要大国的关系。我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一部你必须理解角色的戏剧。邓深受伤害。我虽不原谅，但能理解。
在我看来，在全世界的大国中，没有哪个社会比中国社会更悬而未决。
尽管如此，此后他开启南巡，说改革必须继续，也许不是政治改革，但确实继续了某些改革。改革在江泽民时期一度回暖，但对共产党来说，关于改革将进行到什么程度，他们似乎已经吸取了一些教训。我不知道80年代给我们什么教训。历史一直在变化，有拐点，没有一个社会是永远不变的。在我看来，在全世界的大国中，没有哪个社会比中国社会更悬而未决。
民主墙下的八十年代
你能描述一下八十年代的中国吗？八十年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要讲八十年，就必须要将它与前十年进行比较。当时毛泽东还活着，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去世。我们这些在毛泽东时代去过中国的人当时都认为，这就是中国；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的外表下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潜力。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已经快三十年了，没有任何其他暗示。尽管事后你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偶尔出现的暗示，但规模都很小。
然后，事情在1977年和1978年出现转机。毛泽东去世，邓小平重新上任又很快被解职，华国锋成为代理总书记。周恩来去世后，天安门广场挤满了数十万人，表达对现实的抗议。后来“四人帮”被捕，邓小平于1978年底回归，开始阐述改革开放的纲领。
大家都在好奇这是怎么回事。是更多的烟雾弹，还是改变真要发生了？人们非常不确定。1979年，民主墙运动爆发，西单和长安大道上的市政公交车停车场边上这面不起眼的小墙突然贴满了海报和声明，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人们来这里聚集，进行辩论、交谈和阅读，几乎就像一场户外音乐会、一座当代图书馆。
图源：VOA
奇怪的是，邓小平居然支持了民主墙。当然，这是因为邓需要把华国锋和一些保守派赶下台，确保自己成为最高领袖。民主墙运动持续了数周，但归根结底，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优秀的列宁主义政党想要接纳的事情，因为它太不确定、自发性太强。因此，魏京生和其他人开始攻击邓小平，说他不是真正的改革者，只是另一个独裁者。魏京生呼吁了“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他写的东西非常了不起。对于关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我们看着这一切并发问：这究竟在发生什么？我突然发现中国的大门敞开了，人们愿意并渴望交谈，并对国外的事物产生了兴趣。
于是，从1979年到1989年，一个非常有趣的十年开始了，每年都有新的、非凡的事情发生。赵紫阳试图取消党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先在四川进行试验，然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验。胡耀邦是一位令人惊讶的开放、几乎飘忽不定的总书记。他冰释前嫌地访问日本，并允许村庄和地方选举之类的事情。人们在实际上已经可以竞选低级别的公共职务，这真是非同寻常。1986年和1987年学生开始抗议时，确实给党内带来了恐慌，并促使保守派除掉了胡耀邦。
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胡耀邦是多么的创新和开放。1981年我在西藏待了六个星期，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一切。游牧民族以及他们的牦牛群和羊群过去都是公社化的，但在1981年，这一切都分崩离析了。胡耀邦基本上已将中国干部撤出西藏，并表示西藏人应该管理好自己。他甚至让达赖喇嘛的兄妹回到达赖喇嘛的出生地青海，在青海首府西宁郊外居住。当然，他们在藏传佛教信徒中引起了轰动，而共产党领导层接纳了这些事情。但当北京和中科大所在的合肥两地爆发学生示威时，引起了党内的极大警觉。于是他们罢免了胡耀邦，任命赵紫阳为总理。 但事情仍在继续。
赵紫阳与方励之
赵紫阳也是一个开放、富有人文气息的人。我们和他的女儿是好朋友。我记得有一次，1986年，NBC决定将整个电视台带到上海和北京：《今日秀》（Today Show）、《晚间新闻》（Nightly News）和其他几个节目。那就像整个美国都去了中国一样。
我认识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他是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主持人。我把布罗考介绍给了我的妻子白芳，她在北京长大，成了NBC在中国的中间人。我记得我们提出采访赵紫阳，他同意了。
但布罗考刚刚在印度采访了达赖喇嘛，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赵紫阳说，好吧，我会接受布罗考的采访，但我想看看他和达赖喇嘛谈了什么。于是布罗考拿到了磁带，交给了赵紫阳。他看了，说好。然后他和布罗考一起坐了两个小时。我清楚地记得他坐在布罗考旁边的一张桌子旁，桌上有一瓶啤酒。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微笑着，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与布罗考谈论着太阳底下的一切。
图源：Asia Society
谈着谈着，就谈到了方励之的话题。方励之是我的好朋友，刚刚被开除党籍，曾任科技大学副校长。布罗考对共产党迫害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挑战。让我惊讶的是，赵紫阳说，好吧，方励之的行为表明他不是一个遵守纪律、忠诚的党员，所以他被开除出党。但他不会出其他事情。这是一个相当温和、合理的回应。你不想参加我们的党，那你出去，但我们不会把你关进监狱。
中国正在放松，共产党将不再控制人民生活中的一切。
他们确实取消了他的副校长职务，但给他在北京找了一个职位。他还能与人交往、出国，在意大利写了一些精彩的文章。他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研究红蕨并试图确定宇宙的年龄。当他环游欧洲时，他以一种非常人文主义的方式写作，着眼于艺术，观察意大利人如何保护建筑物而不是仅仅摧毁旧建筑。他不仅聪明，而且是一名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进行了中国少有的精彩而简短的批判性思考。他有非常有趣和大胆的观点。他说，共产主义就像破衣烂衫，你必须脱掉并扔掉。这对党来说很难接受，但他们默许了。
八十年代还有很多亮点。出版业开始兴起。像《人民日报》的刘宾雁这样的人开启了长篇调查性新闻，揭露党内官员的腐败和渎职行为，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些文章。当时上海有一份报纸叫《世界经济导报》；它读起来几乎和普通报纸一样，在那十年给人们灌输了希望，并催生了“灵活威权主义”（flexible authoritarianism）的想法，即中国正在放松，共产党将不再控制人民生活中的一切。
“致富最光荣”
当然，私营企业紧接着开始兴起。当我70年代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街上什么也没有，你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东西。突然间，街上挤满了卖东西的小商贩。人们涌上街头，他们什么都卖：衣服、CD、中药。你可以在街上修鞋、擦鞋、修手表。全国所有在“五七干校”上学的“知青”和老人都被放出来了。他们涌回城市，但官方单位无法雇用他们，所以没有工作。这些人被称为“待业”，而不是失业，因为“失业”不好听。
突然之间，村庄或小镇上每周都有两次集市。当你开车穿过乡村、跑进这些私人市场，会看到里面挤满了以物易物、讨价还价的人。各地的农民都推着驴车进来，卖白菜、农具什么的都有。
共产党允许这些人开始一些私人经营。人们会在某个院子里找个小地方、拉个房顶，然后开一家餐馆。他们会在厨房做饭，找个街角就开店。国有企业开始想：我们可以出租闲置空间来赚钱。各地的微观层面上开始出现私营企业的复苏。
对于乡村来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突然之间，村庄或小镇上每周都有两次集市。当你开车穿过乡村、跑进这些私人市场，会看到里面挤满了以物易物、讨价还价的人。各地的农民都推着驴车进来，卖白菜、农具什么的都有。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象。几乎就这样，中国出现了私人小规模创业的爆发。放眼望去，这个国家遍地都在以一种开放、自由、创业、以市场为基础的方式重新焕发活力。
很快，企业开始租用更大的空间。国有企业——这些几乎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和雇佣工人的沉闷地方——开始占用更多空间，并出租给餐馆或私营企业，或者让别人在墙上做广告。你会看到一些极不协调的广告在全国各地出现。
1979年，中国首次允许外国记者进入，各大媒体都派了一两个人。突然间，北京多了30名外国记者。他们也能看到这些事情的显现。他们不需要与任何人交谈或拥有秘密文件，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看看周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那时我还在为《纽约客》撰稿，写了整个系列，记录我所看到的一切，后来出版了一本书，《致富光荣》（To Get Rich Is Glorious），因为有这样的口号。在我看来，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关于破坏市场和外国干预等口号之后，最不协调的口号。
之前的口号是“劳动最光荣”，现在是成为资本家最光荣。
邓小平自己也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记得《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北京郊外的一个养鸡户，女主人赚钱买了一辆沃尔沃。她变得如此富有，因为突然间所有这些餐馆都可以购买私人养殖的鸡肉，所以农民将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好价格。《人民日报》那时正在推崇企业家精神，而不仅仅是政治精神；政治精神是文化大革命的货币。这是一个彻底的逆转。
当我们回顾这一时期时，有人说，中国仍然是列宁主义者统治的，党仍然掌权。自由只是表象，但列宁主义的实质并未改变。确实是这样，但有些事情的确变了，党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可以看到，天啊，我们唤醒了什么力量，如果走得太远，我们就会被推翻。因此，这些力量之间，在保守的、恶意的列宁主义者和那些想要开办私营企业和盖房子的人们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斗争。
在乡村里，农民们正在建造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房屋，并在私人市场上赚钱。政府支持这些中小企业，因为它们是新的经济引擎。邓小平意识到，如果继续发展这些尾大不掉的国有企业，中国就会如一潭死水；人们拿着工资，做最低限度的工作。所以那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年代，我观察着它并为它感到乐观。改变不仅仅来自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你要记得，很多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共产党做的第一件事：解散人民公社。曾经那似乎是一座将永远存在的紫禁城，是毛泽东向中国提出的重组方案。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当时不清楚周围在发生什么、它的发展方向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基辛格和尼克松于1972年提出了，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聚在一起，当时的主题是美中联合对抗苏联。但突然间，来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人开始蜂拥而至，接着是银行、信用卡公司、投资者。而邓小平那一伙人说，好吧，我们聚在一起吧。
加州牧场上的邓朴方
你看到那个带有小别针的白色小花瓶了吗？上面写着中华残疾人基金会的邓朴方，那是他给我们家的礼物。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烧烤，他当然想要辣酱，我猜因为他是四川人。那个场景真好。他坐在轮椅上，在我们的阳台上，眺望着太平洋。
我记得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文革期间，他在北京大学跳楼或被扔出窗外，摔断了脊髓。他坐着轮椅来美国。我接到电话，忘了是谁打来的。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了他的旅行，也可能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他们想把邓朴方带到美国的乡村。我说，好吧，到我家的牧场来，我们可以去隔壁我儿子上过的乡村学校。于是，邓朴方坐着一辆巨大的凯迪拉克豪华轿车抵达，身后是高速公路巡逻队的警笛。
我们参观了我儿子在西马林（West Marin）就读的小学校，然后去了牧场，在门廊上烧烤。你看到那个带有小别针的白色小花瓶了吗？上面写着中华残疾人基金会的邓朴方，那是他给我们家的礼物。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烧烤，他当然想要辣酱，我猜因为他是四川人。那个场景真好。他坐在轮椅上，在我们的阳台上，眺望着太平洋。
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历史的弧线趋向正义（the arc of justice bends towards justice）。
这种互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这一切都不是由政府组织的。中国政府显然有参与，但它是由基金会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这是持续开放和互动的象征。对西方人来说，那时尤其充满希望。或许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拥有基于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认为历史正在朝着某个方向发展。就马克思而言，他的目标是革命、社会主义和天堂。西方的版本是，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历史的弧线趋向正义（the arc of justice bends towards justice）。这是一个简单的想法。黑格尔的目的论是一部人类走向更大开放和更高阶段的历史。
天安门广场与历史的终结
也许也符合主张“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的精神。
非常符合。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即历史存在，即使是中国，现在也已就范。我们深受这个思想的影响，那时的过度乐观是情有可原的。我仍然写下了我在中国看到的倒退，想知道它能走多远，中国是否进化到突破一党制国家的地步。
关于20世纪80年代，还有很多话要说。出版业爆炸式增长，来自国外的各种书籍被翻译。私营公司开始出版，而不仅仅是国有公司。你几乎可以写任何东西。杂志、报纸，各种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开始出现。
这一切在胡耀邦身上达到了顶峰，人们非常赞赏他的开放。当他被赶下台时，人们无能为力，因为没有办法抗议。但当他去世时，按照中国传统的传统，人们纷纷涌来纪念和庆祝他的一生，涌入天安门广场。
图源：纽约时报
1989年对我来说是如此特别，那是因为很巧合的是，我和白芳组织了一次旅行，同行的还有当时已婚的陈凯歌和洪晃，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白杰明（Geremie Barmé）。我们被中国的开放所吸引，从洛克菲勒家族那里得到了一些资金，在位于西马林的牧场旁举办了一场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电影人的会议，在这个坐落在悬崖上的美妙的小会议中心，向外眺望越过海洋。我们邀请了20名中国人，美国人数也差不多。我们有奥克森伯格、黎安友和林培瑞。傅高义好像也来了，还有来自伯克利的高棣民（Thomas Gold）。彼得·塔尔诺夫（Peter Tarnoff）随外交关系委员会前来，并好像得到了《纽约书评》的赞助。刘宾雁在，还有苏晓康、北岛、王若水、吴天明。方励之没能赶到，但因为当时胡耀邦已经去世，人们开始涌入天安门广场，方励之连续几天晚上都和我们打电话介绍情况。
这些人都是八十年代乃至今天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的基石。
还有其他人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我做这件事是因为我回想起五四运动，当时所有这些有趣的人都站了出来，并继续了下去。
共产党也是从五四运动中走出来的。
是的，五四中诞生出了多种多样的冲动和影响。也许80年代也是这样。我们把人聚集在一起，看看他们坐在北加州悬崖上产生出想法。我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现在被我放在某个地方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刘晓波原本也要来，但在来的路上突然决定直接回北京。
就这样，学运在北京爆发了。晚上我们接到方励之的电话，讲述北京的事情，我们坐在那儿听。这是四月份的事。活动一结束大家就纷纷跳上回北京的飞机，在北京度过了学运全程。这是我有机会观看和参与的最非凡的历史事件之一。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事情，就像电视剧一样。
对党来说，更糟糕的是，戈尔巴乔夫要来了。当时中共邀请了世界上所有的媒体来报道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亲吻、和解，中苏联争端过去了、一切都可以原谅，让我们做朋友吧。
所以共产党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困境。记者每天都在抵达，而党的天安门上正在上演一场大混乱。广场变成了摄影棚——这是党最可怕的噩梦。
而且这不是一般的广场，而是天安门，共和国的中心。
中心的中心，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有人民大会堂，有中南海、故宫、国家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的陵墓。毛泽东的肖像就在那里，一度被泼了墨水，被认为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
就这样，每天我们起床就会去广场上，天啊，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同的人涌入：首先是学生和职业人士，然后是工人。后来火车载来了中国各地的人们。当然，他们的结局非常悲惨。在结束前，赵紫阳与温家宝一起坐着一辆大巴车出现在广场上，感叹党来得太晚了。赵紫阳那时出访朝鲜，所以当重大决定做出时他并不在场。那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赵紫阳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沟通，身后站着温家宝。图源：Twitter
后记
面对着电脑里14个小时的录音，我最初觉得恐慌，不知如何下手。但当我坐下来听，却发现自己总能听到新趣味。上面这篇便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分享给你。
许多人觉得外国人“不懂中国”，这或许是事实，毕竟隔着半个地球，我们对彼此都是陌生的、奇特的。但也恰恰是这种“陌生感”，让外国友人的视角具有一种“新鲜感”，许多在中国人看来稀疏平常的细节，都开始带有新的含义。
相关阅读
Gordon & Hinton, 1996, Gates of Heavenly Peace
刘宾雁，1979，人妖之间，人民文学
卢跃刚，2019，《赵紫阳传》，印刻出版
Schell, 1984,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Pantheon Books
Schell, 2020, The Death of Engagement, The Wire China
魏京生，1979，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民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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