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能解決問題嗎？
精確地說，這個問題應該這樣問：公投能解決「一切所有」問題嗎？
很顯然不能，公投法裡面也規定了「預算、租稅、薪俸及人事」是不能公投的。
那麼，在那些「看起來好像可以用公投解決」的問題裡，有沒有「不應該」用公投解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是公投法立法的時候，爭議最大的事項。以蔡同榮為代表的公投派，主張公投應該包括「修憲、改國號、國旗、國歌、領土、國家定位」等等憲法層級的問題，但是最後在當時（2003）的立法院多數黨國民黨的封殺下，只剩下「憲法複決」一項而已。
2016 年公投法修法的時候，民進黨也不敢把這些放回去，因此遭到台派質疑，也被藍營譏諷是「無卵台獨」。
憲政層次的問題，沒有列入公投範圍，這是出於政治考量。一方面是因為兩岸敏感因素，一方面是立法院不願意釋出修憲的權力。
另外，在公投法第一條就規定「涉及原住民族權利者，不得違反原住民族基本法」。這個規定有兩個意涵，第一個是把原基法提高到憲法的層次。第二個意涵則是「特別保障」。
根據某些法律學者的主張，原住民相關議題不應該由公投決定的理由是：原住民人口較少，在多數決的投票制度裡，居於絕對的劣勢。如果將原住民權益相關的議題交付公投，那麼很可能出現「多數罷凌少數」的結果，這種多數暴力的缺陷，會危害到民主政治的根本，一直都是民主政治極力避免落入的陷阱之一。
但如果基於同樣的邏輯，「富人」也是少數，也應該被保護才對。所以「少數」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弱勢」，因為原住民長期居於社會上弱勢地位，所以原住民相關議題不應該由公投這種多數決來決定。這個理由和「人數」是並行的兩個理由，彼此並不等同，但結論是相同的，也就是台灣社會必須特別保護原住民的權益，公投法當然也是。
基於這樣的觀點，有些法律學者提出「同性戀是人口和社會的雙重弱勢，所以應該比照公投法保障原住民權益的精神，排除在公投範圍之外。」我覺得這種說法很有道理，但現實上的法條裡並沒有這一條，要實現這個主張，必須透過立法院修法或者大法官的解釋，至少要得到社會的普遍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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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完這麼一大堆以後，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一個清晰的概念：公投和多數決，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有些問題也不適合用公投或者簡單的多數決投票來解決。
投票只是民主政治的「許多工具之一」，並不是萬用工具，並不適用於所有待解決的問題，尤其不適合用來解決容易出現「多數暴力」「集體不理性（眾愚）」「關係到弱勢者權益」等等的敏感問題。
另外，投票這個民主工具還有一個「重複表決」的缺陷，也就是當贊成方提出一個法案並且得到通過之後，反對方立刻發起相反的提案，推翻原本的法案。這在簡單多數決的投票中就有可能發生，在公投這種以「四分之一」為門檻的投票中更是容易出現。雖然公投法有「兩年內不得再議」的限制期，但面臨重大爭議時，正反雙方的爭論可能持續多年，法案反反覆覆被提起公投又被廢止的情況很容易一再重演。
綜合以上的理由，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我們必須為「投票範圍」設定一個界限，不能一廂情願地把所有問題都交由「投票」或者「公投」來解決，有些事情必須用另外的手段來解決。
在手段的選擇上，則出現了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這時候必須依賴「賢人」的決斷。也就是交由社會的領導者來決定，例如領袖、政黨、議會等等，也就是菁英決策。
第二種意見則認為應該透過審議民主來達成共識決，也就是繼續坐下來討論，正反方繼續提出理由來說服對方，或者加入更多參與者進行討論，直到達成共識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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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把以上的論述，應用在同婚議題上。那麼就會產生兩個「爭點」：
第一、同婚問題能否用公投解決？
第二、如果不使用投票（包括公投）這個民主工具，應該用什麼方式來解決？
回顧 2016 以來同婚議題的歷史，大概是這樣的：
一、首先，議題在立法院內討論，引起爭議，投票過程不順利。<--這代表投票手段失敗。
二、挺同方聲請釋憲，試圖藉由大法官這個「菁英決策」來解決爭議，大法官做出 748 號解釋。<--這代表菁英決策。
三、立法院迴避立法責任，不肯面對。<--政治人物的策略選擇。
四、（公投法修法後）反同方將議題提起公投，試圖用全民簡單多數決來改變菁英決策。<--菁英決策未能成功，直接民主翻案。
在這四個階段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台灣社會使用了幾種方法，試圖解決爭議，但爭議並未被解決，問題又回到原點。如果沒有新的倡議，反同和挺同兩陣營短時間內應該會繼續使用公投這個「尚有爭議」的手段來互相攻防，陷入重複表決的壕溝戰。我想，這是因為同婚議題尚未達成社會共識的結果，而我們還剩下的手段，大概只有「擴大討論」「繼續說服」了。這部份，我認為是提出性別平權政見的蔡英文和民進黨的責任。
不幸的是，繼續討論代表著有更多弱勢者會繼續在現行體制下受到壓迫，造成更多的悲劇，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無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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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這篇是對於上一篇的一些觀點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