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兰的第四年，我决定成为一名陆配

再见，米兰

我2016年秋天去米兰的时候，那儿有红、黄、绿、紫四条地铁线，据说正要开一条蓝线，中国人都琢磨着沿线买房——这信心来自前一年举办的米兰世博会，兴了一圈土木，欣欣向荣的势头让当地的中国人也挣到了钱。在海外闯荡的人向来是无所畏惧且脑筋灵活，钱一多就开始买房，无论是白菜价的法院拍卖房，还是门槛够低的保障性住房，统统收入囊中，到手之后隔成几个房间开始出租，往往是不带住房合同的那种，这是普通意大利人不太敢想的生财之道。

秉承着意大利效率，蓝线迄今未竣工，据说还要再修上两年，而唯一途经华人街的紫线地铁上，年轻的中国面孔越来越多，许多是像我这样租了华人房子的留学生，有着无忧无虑的神气。在意大利疫情爆发之前，他们的社交媒体动态是米兰大教堂的余晖，加里波第广场的鸡尾酒，MUDEC美术馆的网红展，疫情之后变成了网课截屏，外卖晒单，宠物日常。投资者的信心意外地坚挺，疫情面前米兰的房租不降反升，偶尔在微信群里刷到一些便宜点的房屋转让信息，都是扛不住的留学生在割肉止损。

在突如其来的封城之前，我正在考虑搬离这个住了快三年的房间，因为新工作的地点在市郊，离这里有一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而新搬来的舍友一个养猫一个养狗，让公共区积出一个个灰白的毛球。我和Adon在手机上刷Immobiliare（一个看房APP），刷FB上的租房帖，花了好几个周末去“二黑”出没的黄线尽头看房，几乎就要敲定一个一居室了，全然没把热心同事“少出门”的劝告放在心上，也没有细想那个意大利房东为什么忽然说“不出租了”，这些讯号像飓风之前尖叫四散的飞鸟，而我却乐观地以为只是偶然扬起的尘土罢了。

3月8日当天，米兰封城，两天后，意大利封国，这一封就是近两个月。起初我和Adon还是保持了乐观，Adon的幸福感甚至有所提升，因为居家办公让他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而我刚获得毕业证书，尚有积蓄可吃，疫情面前赚钱似乎也变得不那么要紧，每天围观我的老板负隅顽抗：这位头发花白的华侨前两年刚拍过个人短片，深情回顾了自己三落三起的创业史，正合着两场金融危机和SARS的时间点，尚不知道新的疫情又会带来当头一棒。

到了五月，我最后一次去公司，看到老板一脸大势已去，花白的头发被他夫人网购来的推子推成了圆寸，躺在黑色的扶手椅上和我聊了半个钟头，抱怨意大利的企业救助迟迟未下达，自己做中意的跨国生意，在两边都是局外人。这真情流露的一刻让我有点感动，甚至有点同情他，只是我的半年合同已经到期了，Adon和他事务所的合同也即将到期，是时候考虑离开意大利了。

结婚的决定

结婚的念头就是那时浮现出来的，但与其说这是我和Adon情到浓时的决定，不如说是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危机之中，“两个人总好过一个人”的本能选择。在封城期间朝夕相处，我们俩居然没有相看两相厌，还过得津津有味，这让我们对更进一步的共同生活有了信心。尽管我们都明白结婚意味着放弃一些自由，但作为最古老和最通用的合作关系，它将更多权利的实现变得更容易，把两个边缘人迅速拉回主流——危机助推了我们头脑里保守主义的胜利。

起初我们打算在意大利注册结婚，这是当时看起来最容易的方式，封城解除之后，米兰市政厅很快恢复了婚姻登记预约，我们也大费周章地委托父母在国内做好了认证文件，但万事俱备，只欠我的Nulla Osta（结婚批文），这是需要中国驻米兰大使馆开具的，而那边的回复原话是“结婚申请暂不在我馆‘紧急搬离中国公民公认证业务’范围，请在疫情以后再来办理”——好吧。

尽管我们原先就有心理准备，两个外国人在疫情爆发的意大利结婚应该是很费劲的，但收到这封回复还是有些沮丧。一位有旅台经历的「野聲」嘉宾听说了我们的情况，马上给我打预防针，说“陆配”这个事情一直就听说很复杂，要多些耐心。

我们结婚的途径只剩下回大陆，但三月起执行的“五个一”政策让机票水涨船高，六月起又要求核酸检测，迁徙之路不断被收窄。六月底汉莎航空恢复订票，有米兰中转维也纳飞上海的票，我立即下了单，半个月后收到航司通知，说第一程机票取消，建议改签到九月底，转道南京。这使得我们的出发推迟了一个多月，但比起之后增加的双阴性证明要求，以及使馆停发转机回国旅客健康码的举动，我们已经是运气不错了。

下一站……？

九月底，我和Adon入境南京，接受了为期两周的就地隔离；十二天后，Adon的父母从台湾飞抵上海，接受了“3+11”的隔离；十月底，我和Adon在苏州完成了注册登记；十二月初，我们在港城老家举办了婚礼。热乎乎的人情包裹住我们，像是自助餐厅里往水果串浇上一层又一层的巧克力糖浆，这和米兰形成了对比：在米兰的时候，没有人关心你们要干什么，而在老家，每个人都关心你们要干什么，并且不吝指导。“留在大陆赚大钱”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毕竟WHO九月就盛赞这里防疫得力，而国内媒体报道的外国都水深火热，连Adon的意大利同事都憧憬着去上海淘金呢。

如果说在米兰居家隔离的日子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回到大陆则是恍如隔世：包邮区的大开大建比我离开时更迅猛，杭州朋友两年前买房的荒地如今已经盖成了新的CBD；疫情催生了更多的外卖员，各种购物APP鼓励你带图、带视频点评，并且在你下单的时候偷摸摸推销信贷；医美变得稀松平常，继微整形和整牙广告之后，植发广告开始兜售新的焦虑；“女权”从污名变成了流量标签，拳师与屌癌齐飞，而性别差距报告的排位仍在逐年下滑……眼前发生的一切快得令人眩晕，让我想起了赵丽蓉老师在小品《如此包装》唱的Rap：“我张不开嘴儿，我跟不上遛，你说我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在离开米兰三个月后，我仍然能记起那时隔着地铁车头的大玻璃窗，看自己的影子悬浮于城市的黑暗肠道中，而此刻的疏离感并不比那时更少。在米兰的最后一年，疫情击碎了许多理所当然，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在我们不可预知的人生游戏中，这一年注定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存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