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们为何亲自救灾

维舟
·
·
IPFS
由于对正式机制的不信任,人们转向信任明星这样人格化的非正式机制,这到头来不仅阻碍了专业性的发展,也使“委托-信任制”迟迟无法建立,也就难以应对更复杂的挑战。
被洪水浸泡的涿州

北方洪涝牵动国人心,有灾民当然就得需要救灾物资,但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不少明星特意绕开红十字会等救助平台,直接向灾区送物资。

8月4日,赵丽颖向涿州捐了大量食品、矿泉水、卫生棉等,精准到村,并由其表弟亲自押送直达。此前,身为河北旅游宣传大使的她一度被轰反应太慢,但这次捐赠却广受好评:精心挑选灾民急需物资、直接送达,没有任何前戏,物资到了才知道,有人因此赞许:“这是真正的爱心,不是摆拍,是干实事的人。”

这么做的并非只有她一个人。另一位河北籍的明星王宝强,8月5日被人目睹在保定定兴服务区亲自押送六大车的物资,据说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洪涝灾害发生后,哈尔滨籍的明星贾乃亮紧急调拨3万多桶自热锅盒饭和15万瓶矿泉水,送达老家黑龙江各地,以缓解灾后食品紧缺问题,甚至还有50个抽水泵。在此之前的8月4日,他还向河北阜平捐赠了6万斤大米和6500升食用油。

与以往这类善举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明星们不仅大多以个人名义发放,并且是“亲自救灾”,这赢得了许多人称赞“好务实,好给力”,然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本来,演员的本职是演艺,救灾不是他们擅长的事,交给专业的机构去做就行了,但在国内却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心态:人们会觉得,同样一份物资,你亲力亲为地送到,更能证明你的道德真诚。也就是说,人们不喜欢和非人格化的机构打交道,而更喜欢面对面的“情义”。

与此相应的是,社会上普遍存有一种对中间机构的不信任感:不乏有人说,像赵丽颖、王宝强这样直接送达的做法之所以显得“真心实意”,是因为绕开中间平台的做法,“避免了捐款物资被人贪污”。

这可不是只有少数人这么想。前些年郭美美事件、武汉封城救援中,红十字会的表现已经接连重创其公众形象,不仅让人怀疑这一组织内部存在严重贪腐、运作不透明,连救援的专业能力也不行,那凭什么相信它这次就能做好?

无巧不巧,这次红十字会的表现,似乎又一次印证民间对它的不信任感是有道理的。

北京红十字会的一篇防汛救援报道,所用的照片被群嘲是摆拍,因为工作人员的裤子和鞋子明显干净到亮眼了,有人揶揄这是“感动了自己,恶心了别人”,还有人看出了门道:“后面的脏衣服是临时工,前面干净衣服的是有编制的,一目了然。”

还有人扒出红十字会的一个细节:捐款清单上的物资不仅价格偏贵,也不符合灾民需求(比如这么大热天居然送西服),而且物资供应方的法定代表人,竟然和北京红十字会的常务理事会某成员同名。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

看了这些内幕后,像下面这样民粹化的感慨,想必很能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所以说,救灾、救急这种事,很多时候,最该防的并不是灾民和穷人,很多时候,我们要防的,恰恰是一些有权的、有钱的、有势的人。

千万不要考验人性,千万不要觉得有权的、有钱的、有势的人都能良心发现而且一个个都对灾民和穷人带有善意。

但是等一等,那些明星难道不也“有钱有势”吗?为什么他们就值得信任呢?

这种怀疑,与其说是底层人民针对“有钱有势”者,倒不如说是折射出他们对代理机构的不信任感。在传统上,中国人的信任感常常来自熟人社会中亲密的人际关系,就像你天然信任亲友(要不然“杀熟”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但代理机构却完全不同,它只能凭借自己的专业、透明来争取人们的信任。

也就是说,这其中的关键,是建立一套“委托-信任制”:你把相关的事务委托给专家,交付你的信任,而由对方去完成你个人无法做到或无法做好的事。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动手术:病患家属就算再焦虑不安,但除了完全信任医生,在手术室门外等待结果之外,别无他法。

本来,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一些代理机构应运而生,在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让全社会能更高效地运作。然而,这一进程在中国从未完成,为什么?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诸多领域,迟迟无法建立这种“委托-信任制”。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时是民众本身尚未适应(医生让病患接受并学会成为“合格的病人”,就花了一百多年,至今也没见彻底完成),有时是代理机构本身就专业能力不足,但更棘手的问题,则是其运作的不透明。

确切地说,透明化并不是建立这种信任感的必要前提。仍以医院动手术为例,病人家属没办法在手术室里现场观看,就算看了也未必看得懂,但他们只能交付自己的信任。也就是说,这种“委托-信任制”真正的基石,实际上是基于职业伦理的专业性,这就是为什么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每个医护工作者的起点。

然而,对于像红十字会这样的代理机构来说,情况就又有所不同了。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实在既不清楚它“专业”在哪里,更难在不透明运作的情况下信任它:那可是涉及到善款、物资的机构,发放好是你应该的,但要是都不知道你钱都花在哪里,以后还怎么相信你?

更关键的是,红十字会在中国具有一种特殊的半官方身份,前些年接二连三爆出那些事,对它看来也毫发无伤。换句话说,公信力并不是它存在的根基,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回应公众的关切,向每一个委托人负责。你要透明化?那就做做样子给你看。

既然正式机构无法承担起使命,那么机会势必就让给了别人。此时,明星既有财力,也有动力,而且其工作人员和粉丝团都具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行动能力。在日本神户大地震时,第一时间出现在救灾现场的居然是黑社会,当然也有许多宗教慈善团体,然而在国内所容许的环境下,明星才被证明是真正的有组织力量。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明星们亲自救灾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这样不仅顺应了民心,绕开了不得人心的中间环节,还赢得了更好的公众形象——在他们捐赠的救灾物资上,都会写着本人的名字,而不是红十字会的logo,当然受助者感谢的也只会是他们而非红十字会。

然而,这尽管确实是在“干实事”,但且不说明星们投入了多少时间精力,他们原本也不是专业的救灾人员,更关键的是:他们彼此之间是缺乏协调性的。在汶川地震时就有过,很多人自发去救灾,但没有协同地各自为战,不仅低效,对专业救援人员来说有时甚至是在添乱。

我也承认,灾情之下,有人愿意救援大抵总是好事,其道德真诚也不必怀疑,然而问题也在这里:由于对正式机制的不信任,人们转向信任明星这样人格化的非正式机制,这到头来不仅阻碍了专业性的发展,也使“委托-信任制”迟迟无法建立,也就难以应对更复杂的挑战。

这当然不能怪明星们,红十字会这类机构的责任要大得多,但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困境,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

CC BY-NC-ND 4.0 授权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