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和平君

中华人民盛世七月十三日，就是刘和平君因肝癌不治逝世的那一天，我独自一人在微信上徘徊，遇见读者，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平先生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你还是写一点罢，莫非就是真的要钻进象牙塔里咬文嚼字了吗；刘和平君生前就很希望，后生晚辈能继续以杂文为投枪匕首与恶势力战斗的。”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写的文章，大约是因为往往尖酸刻薄阴阳怪气指桑骂槐之故吧，腾讯一向是比较刁难因而常遭封杀的。

然而就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能够给于我们精神之力的人，也就是先生了。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但在苟活者的我，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倘使我真能够相信有人将刘和平君当做“所有异议者的整合剂”之类的幻梦，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成千上万游荡在赛博格空间的呐喊声，幽灵般迥异与残酷现实世界，使我分裂。使我艰难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而此后坏球时报关于“西方牺牲品”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苟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先哲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害怕冲突的中庸观，廉价的理想，虚幻的乐观，软弱的服从，对假借民意污蔑先贤，更敢于抡起板斧向他们的头上砍去。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一片瓦釜雷鸣的虚假繁荣。在这片瓦釜雷鸣的虚假繁荣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似人非人的世界里，整个社会的语言方式改变了，尼采、卢梭、孤独、抗争，这些词汇过时了，青年人要听乔布斯、核心竞争力、天使投资、PC机、商务舱。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阿Q的子孙们早已很“不高兴”地撅起了他们的屁股了吧？我 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刘和平君是我的偶像。偶像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他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

我是在照片上的认识刘和平君的，他留着短短的寸头，神态平静而疲倦，脸上流露着抽烟过度的痕迹。这是过去几年中，西方媒体经常使用的标准照。

你很难想象，他曾经身体极好，走在二十年前的校园里，别人说他像是健壮的火车司机或搬道岔的铁路工人。经过十余年的牢狱折磨，如今只剩“形销骨立”。

在一个楼房越来越高、马路越来越宽、空气越来越污浊、声音越来越嘈杂、情绪越来越狂躁的国家，他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人”。

我们亦如此。除了某些统计报表小数点后的一个小数字。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二十年前，刘和平君已经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道统，因为它吞噬了一代又一代自由的灵魂，他希望人们通过美学来获救。

而现在，中国不断强大，中国人不再生活在信息的黑洞里，不再会被大都会博物馆所震惊，但在这表现出的开放与自由之下，是一种或许更惊人的禁锢。

高压带来的恐惧、消费带来的诱惑与逃避、信息泛滥造就的无知、道德缺席之后的麻木，纠缠在一起。人们被它们俘虏，却仍自以为主宰了命运。

与二十年前相比，刘和平君的敌人似乎更多了，令他愤怒的愚蠢以各种新形态出现。

他要我们戳破的幻象，要警惕民粹的泛滥，要人们警惕爱国主义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反抗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越来越强烈的犬儒主义的新现实——人们什么都不再相信，连反抗本身都变成了一种笑料。

他从来就不是个“虚无主义者”，在否定与反抗之后，他要寻求新的意义。他一直在寻求新的意义。

他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偶像，是为了唤醒中国民众而战斗 到最后一口气的中国的真正文化与思想先驱。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 也不信竟会阴险下作到这地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个小报竟然还在暗算一个已死之人？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沉默呵，

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所谓改开的伟绩，所谓盛世的奇迹，所谓大国的崛起，不幸全被这几个小动作给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御用和左愤们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相比当年秦始皇文化大毁灭来说，关个把人，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左愤作“流言”的种子。

即使是像刘和平君这样的人，荣光也只能存在于被围剿的微博和朋友圈之中，他们的存在代表这个国家还有这么一丁点儿人，守住那些在当下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认真朗读会显得可笑的价值，比如自由，或者正义。

我们轻快地越过他们，用转发和点赞来尽自己的道德义务，而他们，却实打实要面对如此没有退路的人生。

我曾记得当年刘和平君得奖后的一个笑话，据说当年有南京的一个组织，策划了一个反对挪威的游行，提出禁食从这个北欧小国进口的三文鱼，一位激动的群众当场焚烧了一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

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让我感觉到了这个笑话的残酷。 现在的中国已经与昂山素季在缅甸、曼德拉在南非、施明德在台湾迥然不同——堕落的政权高效地催生了一个堕落的社会，已经 使得异议更为孤立。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果断，一是帮闲们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草民们遭遇文化阉割之后竟 能如是之情绪稳定。

一位古拉格的幸存者说：集中营并不可怕，如果人只是在里面受苦，死去；集中营的可怕之处在于，人要在里面生活。

刘和平君的集中营，何尝不是我们的集中营，我们的集中营不过更大而已。

与传统的集中营不同，今日中国的这个集中营里面还充满了各种狂欢式的诱惑，它麻痹你的堕落。

前文化官僚王蒙曾预言刘和平君只是昙花一现，他如今在电视上大谈道家的轻逸，说中国文学正处于它历史的最好时刻。比起刘和平君的不合时宜，他永远那么与时代合拍，那么正常。

不管这些执掌中国文化之牛耳的官僚怎么说，刘和平君对我个人而言，他不会昙花一现，他仍活在舞台中央，即使这个舞台被暂时地遮蔽与遗忘，他总令我想起肖伯纳的名言：

正常人适应世界，疯子却经常让世界适应他自己。推动历史变革的几乎都是疯子。

呜呼，除此之外，我说不出别的话，但以此记念刘和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