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冲突会升级吗——重访威慑理论
作者：米学带师
近来，中印边界石头大战频频，很多朋友十分好奇与担忧中印之间是否会重演“热战”。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笔者已经借核扩军问题讨论过核威慑不同学派的理论推演了。而本文将从总体威慑理论、核威慑理论和常规威慑理论对威慑成败的解释出发，对中印局势进行实例分析。本文将尽量做到不重复使用之前出现过的理论流派。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是对称威慑。如果两国实力对比太过悬殊，对称威慑的理论将毫无意义。在中印之间综合国力和战略潜力对比下，中国虽全面领先，但并不具备压倒性优势（压倒性优势的例子如如美国对格林纳达）。因此，本文中讨论的对称威慑理论有一定的可应用性。
一、 攻防平衡理论对中印局势的解释与缺陷
总体威慑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核威慑和常规威慑无法分开，应该予以整体性的分析。总体威慑理论的一个代表流派就是攻防平衡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家斯蒂芬-范-埃弗拉在其论文《进攻、防御与战争的原因》中阐释了攻防平衡理论的概念框架和作用机制。[1] 埃弗拉认为，实际的和认知到的军事因素，地理，政治和社会因素和外交因素决定实际的和认知到的总体的攻防平衡，而其中军事、地理和外交因素尤为重要。有些军事技术和组织变革，例如火炮、国民军、坦克和战术空军等，能够通过增加进攻效能或降低进攻成本增加国际政治中的进攻主导。而另一些军事技术和组织变革，例如钢筋水泥、机枪、常备军和核武器等，则能通过增加防御效能或降低防御成本增加国际政治中的防御主导。攻防平衡理论还认为，有些军事技术和组织变革，例如总参谋部和弹道导弹防御，能够增加进攻主导的国际认知而不是实际失衡。至于地理因素的影响则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肯尼思-柏丁提出的力量损失梯度原则，即距离越远，力量投射能力越小。攻防平衡理论家认为这将增加防御主导。第二个原则是地形地势的影响：山地，丛林，高原将增加防御主导，平原将增加进攻主导，而公地的影响则未定。外交因素则通过交互强度和交互范围对进攻和防御平衡产生相对难以确定的影响。
攻防平衡理论的核心论点为：进攻主导和认知上的进攻主导将削弱威慑的效用，防御主导和认知上的防御主导产生相反效果。其主要作用机制可总结为以下八条：增强/减弱机会主义扩张，防御性扩张，先发制人优势，既定事实扩张的滚雪球效应，外交失效，秘密行动优势，和军备竞赛强度。
中印冲突的历史时期对应的是攻防平衡理论中的“二战以后”。根据攻防平衡理论，二战后至今，外交上的全球平衡及空前深入、交错重叠的交互关系，和最重要军事大国间的核威慑导致了总体攻防平衡极度偏向防御。中印关系自然也具备这两个特点：一方面，两国在外交层面上拥有危机处理与对话机制；另一方面，两国间具有相互核威慑。而就区域地理而言，虽然中印接壤千里，但两国间西部有与印度敌对的巴基斯坦作为战略缓冲地带，东部有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喜马拉雅山脉，故两国自然都会倾向于防御主导。
然而自1962年以来，大规模的边界对峙和边界战争发生了四次（当然，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无法证伪核威慑的防御主导效果，因为当时两国都没有核武器），国家间军事化争端（MIS）更是不计其数，成为常态。由此可见，虽然攻防平衡的防御主导可以解释边境危机和有限冲突并未升级成大规模常规战争或核战争的事实，但是攻防平衡理论无法通过其最重要的论点——二战后的防御性军事机制即核威慑——解释常规领域内中印之间军事争端和边境危机的频繁发生。这里就需要引出一个新概念：稳定——不稳定悖论。
二、 中印关系中的稳定——不稳定悖论与常规威慑
稳定—不稳定悖论是著名国际安全学者罗伯特-杰维斯在其核战略著作《美国核战略的不合逻辑》中提出的。罗伯特-杰维斯提出：“核威慑使得全面核战争级别的军事平衡更加稳定，但会导致更低等级的暴力更不稳定。”全面核战争确保相互摧毁的后果可能导致双方具备更大的战略信心去认为全面核战争不可能爆发。因而，双方可能会在常规等级甚至有限核战争[2] 等级进行更大胆的试探或升级。印巴之间边缘政策导致的较为稳定的相互核威慑与克什米尔地区频繁的MIS和四次有限战争的共存就很好地证明了稳定—不稳定悖论 [3]。同样的逻辑可以被应用到中印之间：中印皆为核大国，而且中国的核战备和指挥控制链远比巴基斯坦要成熟，所以，在大规模核战争层级上，中印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战略核稳定，在本次危机中也不例外。然而稳定-不稳定悖论导致两国在常规层面上逐步升级的军事冲突与危机四伏的政治冒险曾在过去发生，未来也难以确定。因而，对于常规威慑的分析就成为了接下来的核心目标。
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博士论文《常规威慑》中首先将现代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中的常规威慑理论化。在此书中，米尔斯海默对当时流行的攻防平衡理论在常规军事领域进行了简短精妙的批判。首先，他认为同一种军事科技和组织的进步可以同时被攻防两方利用，包括国民军、机枪、装甲力量、战术空军等。只要时间允许，总动员后的国民军即可对敌方发起大规模多战线进攻，亦可用于保家卫国阻击敌方侵略，正如一战中德法俄三方所做的一样。而坦克既可以完成集群快速突破的任务，也可以协同步兵进行阵地战固守据点、掩护撤退或者稳步反攻，正如苏德战争所证明的那样。其次，他认为在一场大战前夕，双方可以对攻防平衡产生不同的认知。按照攻防平衡理论的标准，英法等大多数国家在两次大战期间的认知是防御主导 [4]，然而德国在1940年春转为了进攻主导的认知，因而导致了常规威慑在1940年的失败。
基于著名战略家J.F.C.富勒的著作及其战略思想，米尔斯海默进而认为，常规威慑的效果是由预期军事战略，而不是预期攻防平衡决定的。他提出，不同战略在提高战争节奏，增加作战效率，减小经济负担的预期效果上有差异，而这对常规威慑的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总体战的消耗战战略在上述几方面表现最差，作为总体战的闪电战的战略在上述几方面表现最好，而作为局部战争的有限目标战略在上述几方面表现居中。因而，当一国的司令部和参谋部预期将在战争中使用闪电战时，该国就会果断进攻，从而导致常规威慑的失败。当一国军事机关预期将在战争中使用消耗战时，该国最有可能按兵不动，从而导致常规威慑的成功。而当一国预期使用有限目标战略时，领导人仍会在出兵与否上较为谨慎，生怕短暂的有限战争升级成暗无天日的消耗战。
历史经验证明，闪电战有三大要素：平坦的地形，装甲集群，和空中支援。平坦的地形可供装甲部队快速机动，集群作战可保证对突破点最大的局部攻防比 [5]，空中支援可以最大限度消灭敌方用以阻击的武装力量。而在中印边境的例子里，尽管双方在战区附近都部署有一定规模的装甲集群，印度在空中支援能力上与中国不相上下，但是地形的巨大阻碍对两者的使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规模装甲集群难以逾越喜马拉雅山脉，两国在藏南附近仅仅部署了总共3个具备一定山地作战能力的装甲旅，而两国战略空军的力量投射能力又都有限。而从空中支援的角度看，印度在近地空中支援能力（攻击机）上占优势，中国在强-5全部退役后，主要使用武装直升机完成近地空中支援的任务；虽然中国缺乏在藏南一带稳定可用的攻击直升机，却在高空投掷的精确制导武器上占优势（见《常规威慑》一书对精确制导武器的分析）；而印度在印北大量部署的防空导弹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制空权。总的来说，闪电战三大要素在中印边境冲突严重缺失，因而常规威慑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较为有效。而对于中印两个大国来说，任何一方都无法接受在局部有限战争中的失利，所以升级为消耗战的前景也会加强相互威慑，减弱真正爆发热战的可能。
虽然短期内中印冲突很可能不会也无法被大规模升级，但正如巴里-布赞在《新安全论》中所述，中印之间在区域内的安全化动力极为强劲。中印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将是对双方战略定力，战略敏感度，和综合国力的考验。而中印在进行大国博弈的同时，安全上双边和多边的危机处理机制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互通也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孙武子所言：“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
注释：
[1] 对于攻防平衡的量化分析，详见Charles Glaser的论文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how can we measure it”。
[2] Glynn Snyder提出了有限核战争上稳定—不稳定理论的作用，认为有限核战争下最后威慑的失败取决于领导人是对全面核战争的“绝对拒止”效应更有信心，还是对核安全困境螺旋升级的前景更恐惧。详见其论文“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Balance of Terror”
[3] 对于印巴之间核威慑的稳定—不稳定悖论，详见Michael Krepon的论文The 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 Misperception, and Escalation Control in South Asia”。
[4] 尽管Liddell Hart等战略家在大战间时代认为英国陆军应该进行机械化改革，但是他对装甲部队的战略设想较为保守，仍是步坦协同的防御性作用。详见John Mearsheimer的著作 “Liddell Hart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
[5] 米尔斯海默在之后的一篇论文中总结了围绕着他提出的3:1的最低攻防比的辩论，详见“Assessing the conventional balance: The 3: 1 rule and its critics”。
参考文献：
Garver, J. W. (2002).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dia Review, 1(4), 1-38.
Jervis, R. (2019). 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repon, M. (2003). The 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 misperception, and escalation control in South Asia. Prospects for peace in South Asia, 261-279.
Mearsheimer, J. J. (1985).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an Evera, S. (1998).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4), 5-43.
Buzan, B., Wæver, O., & De Wilde, J. (1998).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