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代戰役（春秋至西漢）論主力兵種（戰車、步兵、騎兵）的演進（一）

不論中外，古代興盛的政權（如亞述帝國、埃及帝國、商朝、周朝）皆以戰車兵為軍隊主力，為何這一種造價高、維修代價高、殺傷效能低的兵種會興起？這文章（共分四回）首兩回會為讀者解答這問題。第三回論步兵，最終回論騎兵。

戰爭涉及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而戰爭中的兵種演進，則依舊離不開硬件和軟件的配合、發展，即生產、文化、經濟的互動，此文在論春秋至西漢時期，主力兵種演進時，正是循此方向來分析，希望讓讀者能對古代兵種的發展有一個宏觀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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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商至春秋時代：主力兵種－－戰車

戰車的起源

在談論「戰車」這兵種在西周至春秋世如何大放異彩，在戰場上如何以主角身分讓諸侯趨之若鶩前，本人先道出戰車的起源。學者藍永蔚在其著作《春秋時期的步兵》中結合前人的研究，梳理古籍及考古的發現，推斷車的發明最早可追溯至夏代初期。[1]至商代，從生產方式看雖然已有穩定發達的農業，但殷人仍保留著不少的遊牧習俗，藍永蔚引羅振玉對《易》卜辭的研究中得知，記載田獵的卜卦在生產類卜辭中佔最多，可證打獵是當時人民生活一個重要的部分，皇室亦會有大規模的狩獵行動作祭祀和娛樂之用。卜辭詳細記下獵獲，如「狩獵獲鹿一次多至三百八十四頭」，「獲豬一次多至一百十三頭」。[2]從數量可判斷，狩獵的規模和涉及人員絕對不少，所以藍氏認為「狩獵需追逐，載獲，在當時馬不單騎的情況下，車輛自然成為重要的運輸工具」。[3]這就是典型的生產（遊牧狩獵）和文化（祭祀、娛樂）的互動的結果，讓戰車繼續發展。而經濟因素在這時還未發揮太大影響。

為何狩獵不是騎馬射獵，而是用馬車追趕？這是因為在商代，馬鞍和馬鐙尚未發明。馬鞍是置在馬背上的一種馬具，免騎者直接跨坐在馬上，降低騎馬時顛簸的疲勞，若是現今常見的高橋馬鞍（即鞍的前後皆突起），則能兼之讓騎者在策馬時穩定身體，在馬背上能較自由活動，兼避免失去平衡，向前或後墮馬（見圖一）。

而馬鐙則是掛在馬鞍兩旁的腳踏，讓騎者騎馬時的雙腳能有所支撐，減低疲勞，亦令騎者能解放雙手（見圖二）。學者勃爾只斤‧吉爾格勒先生指出其重要性，「馬鐙的發明和發現，……對于遊牧民族來說，具有劃時代的革命性的意義。馬鐙是遊牧人生命的起點，馬鐙解放了遊牧人的雙手，騎手們無須再用雙手緊握馬鬃奔馳，騎手變成了騎兵。」[4]

缺乏這兩種馬具，人不能久騎，馬上雙手亦未能解放來操作武器，故馬在這時候只能作短程的運輸工具用，更遑論在戰場上起作用。在商至西周世，尚未有騎兵的組成，而由於青銅器戰具生產力未足，武器防具未普及，戰場上的所謂步兵，亦只是貴族的私人奴隸被驅上戰場。在這狀況下，源自狩獵的戰車，由夏始、至商起近千年的發展，製作技術逐步成熟，在戰場上發揮主力作用便顯得理所當然。從殷墟出土的車馬裝具顯示，四馬駕挽的戰車在武丁時期已發展得相當完善，可見一斑。[5]

按古籍所載，商湯滅夏及武王伐紂這兩場改朝換代的重大戰役中，戰車皆是主力兵種。《呂氏春秋．簡選篇》記商湯率「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即夏桀），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6]《史記．周本紀》則記姬發「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7]從這兩場相隔約600年的戰爭可見，不論是戰車隊的規模，還是戰役投入的人數，皆見長足的增加。雖然由於年代太久遠，古籍未有詳細記錄此二戰役的戰術細節，我們未能從中窺探戰車在戰場上的威力，但車戰在商周世的戰爭中居絕對統治地位這一點，卻是無庸置疑的。

戰車的基本編制

《周禮．夏官．司馬第四》記錄了周朝的軍事編制：「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8]據藍永蔚考證，此處的「兩」就是「車的量詞」，「是由於大車的車轅和車輪都是兩兩成雙的緣故，這大概是春秋以前的計車方法」。[9]再參考《周禮．地官．小司徒》中鄭玄注引《司馬法》的描述：「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10]此處的「乘」等同上文的「兩」，皆指戰車。以上古籍道出了西周世至春秋早期的戰車編制，特點是車上甲士和車下步卒的協同作戰，每二十五人組成一「車兵」的單位。

鄭注中的引文寫「士十人，徒二十人」，不是三十人嗎？上文所引《周禮》清楚記錄一兩戰車為二十五人，多出的五個「徒」，就是負責軍中雜務的人。按藍永蔚的考證，任務的種類主要包括「炊事」、「戰車看守」、「養馬」、「打柴割草」、「供人馬飲水」，即全面的軍隊後勤人員，藍氏更推測可能更包括「維修戰車」。[11]車上三名甲士作為一個戰車作戰單位，一位士兵負責駕馭馬匹，一位士兵拿槍或矛、戟、戈之類的兵器，一位士兵拿弓與矢，多為貴族或士所任。舉一例，《春秋左傳．魯宣公十二年》記「楚子使求成于晉，晉人，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12]許伯居中駕駛戰車，樂伯在車之左，攝叔立車之右。樂伯說「左射以菆」，[13]攝叔言「右入壘，折馘」，[14]是道出其職責，即居左的甲士善射，以矢擊敵；居右那人則持武器戰於短兵相接，以割敵人之左耳獻功（馘）。

可見下圖。

由於二十五人為一兩，減去車上三甲士，餘下二十二名步卒在作戰時則列在戰車旁，附屬於戰車協同作戰。由於車上甲士最低也是有士身分，如前《周禮》所記，「兩司馬皆中士」，故車下步卒多是司馬者之私卒，又多以奴隸為主，裝備較差，未有披甲。

第二回預告： 1. 戰車代表戰役：晉楚城濮之戰（公元前632年）

　　　　　　 2. 春秋世車戰興盛之因

[1]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頁14。

[2]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頁15。

[3] 同註3。

[4] 勃爾只斤‧吉爾格勒，《遊牧文明史論》（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60。

[5]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頁18。

[6]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上》（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3月，第二版），頁184。

[7] 司馬遷，《史記．周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6月，第3版），第一冊，頁121。

[8] 《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頁873。

[9]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頁121。

[10] 《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頁330。

[11]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頁75-76。

[12] 左丘明傳，杜預注，《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頁743。

[13] 同註13。

[14] 左丘明傳，杜預注，《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頁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