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南下的狂潮：從中國國家主義看周庭流亡
"I decided not to go back to Hong Kong."
周庭穿著黃色衛衣，神情憔悴，面色凝重對著鏡頭說道。
"Of course I hope to go back if Hong Kong one day become...you know became a free place and democratic place..."
鏡頭的另一邊是Reuters（路透社）。一個對周庭的專訪。那天是2023年12月5日（香港時間），她宣佈棄保不回香港報到的兩天後。
我完全沒有意料到，12月4日早上醒來，一位在公衆面前消失了兩年半的學生領袖，突然在Instagram上撰寫了一大段文字，宣佈流亡。
毫無懸念，周庭宣佈流亡成爲那天最大的新聞。
從加入學民思潮（Scholarism），到與黃之鋒、羅冠聰創辦香港衆志（Demosisto）；從參選2018立法會補選，到被選舉主任DQ（取消資格）；從積極投身香港反送中運動，到因被控「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罪入獄……周庭這十年，可謂起起落落，命運多舛。她的十年，也是一代追求民主的香港人的命運縮影。是甚麽把他們從原本的安逸幕後推到了最前綫？背後的巨獸之一，是中國的國家主義狂潮。
中國崛起與香港困局
自1978年改革開放、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經濟開始騰飛。儘管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仍是共產主義（communism），中國也並未成功走向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在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system）下停滯不前。但中國龐大的市場與人口衆多的勞動力，輔以中共較合適的市場經濟政策和一批中共黨内熟練的的技術官僚管治，仍是創造了「中國奇跡」，經濟與國家在全球的影響力日益增强，尤其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更是創下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在中共宣傳與現實的雙重影響下，中國的國家主義也隨之崛起，無論是官方抑或是民間，「强國」心態、對外「戰狼」，都成了近十年最典型的寫照。從上至下，一種「中國已經崛起」的優越感開始在全國範圍内蔓延，言語之中不離各種自信、中優西劣，甚至「東升西降」。
但另一邊廂，1997年主權移交後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不知不覺已成爲中國治下的「邊疆」。由於香港在近代歷史上被英國殖民已久，長期與中國（内地）區隔，且1997年後中國的管治成績乏善可陳，不可避免地，香港在主權移交後的二十餘年裏加深了異於中國的身份認同。這在國家主義狂潮下自然是無法容忍的。說到此，我們便不得不提到美國地理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邊疆理論（frontier theory）。
拉鐵摩爾認爲：
「邊疆地區是國家與外部世界接觸的地方，也是國家內部的多元文化和民族交融的地方。這些地區的發展狀況、民族關係、與鄰國的交往等，都會對國家的內部穩定和外部關係產生重大影響。」
按照此理論，國家與邊疆的關係即爲：
「國家與邊疆地區的關係是一種動態的、互動的過程。國家的政策會影響邊疆地區的發展，同時邊疆地區的變化也會反過來影響國家的政策。」[1]
以拉鐵摩爾的邊疆理論去闡述複雜且不穩定的中港關係（China-Hong Kong relations），在某種程度上大致適用。早在2013年，香港中文大學的彭麗君（Pang Lai-kwan）教授對於香港在中國的定位已有一定的深刻認識與隱藏的擔憂，她認爲，香港作爲中國的邊緣，一直都有自危感，害怕被中國完全支配和同化，但香港並不樂意充當「邊緣」，而是希望成爲「中心」。[2]
中國對香港的角色存在也一直抱有戒心，因為香港是一個與國際高度聯通，且擁有較高度自由的「邊疆」。中共官方害怕香港成為推動民主化的基地，害怕香港會影響「國家安全」，自然與香港希望成為「中心」的夙願產生不可逆轉的張力。《香港國安法》（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匆忙落地香港可以說是一個強大的中國國家主義導致的必然結果。在國家主義浪潮下，中共官方與中國國民對香港獨特的自我身份認同予以完全否認與打壓，並為了確保對香港的完全管治，「加碼」限制香港的自由，致力於將香港真正整合進「中國」[3]，用中共官方語言表述即爲「完全回歸」。
這是一個消滅邊緣的過程。在中國歷史上，統治者往往通過製造邊緣與等級，以求維持甚至強化自我的權力。邊緣之内是「我們」，邊緣之外為「它者」（alterity），訴諸當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表述即爲「境内」與「境外」。一般來說，中國的國家統計，例如人口、經濟增長、平均收入，都不會把屬於境外的香港和澳門放入，最明顯且耳熟能詳的表述是：以上數據不包括港澳台。（值得一提，台灣僅是中國聲稱對此擁有主權，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過台灣，目前統治台灣的是1949年因國共内戰敗退來台的中華民國。）但近年來，中國在步步緊逼，希望將香港這個邊緣變爲「完全的中國一部分」，同時通過大量輸入中國（内地）人口，「騰籠換鳥」，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以圖在政治和文化上不再區分「我們」與「它者」。
控訴，或許是一個縮影
讓我們將視角回到周庭，她被迫選擇流亡，最大因素在於《香港國安法》。此部為「維護國家安全」嚴苛得過頭的法律讓她在香港無容身之地。
她其實並不是第一個流亡的民主派人士，大量的香港民主派、本土派人士在2020~2021年這兩年中已基本離開香港，踏上陌生未知的西方土地。她走上流亡之路時已是「掉隊」。但她的故事，與她的冷靜控訴，所折射的是中國國家主義在香港的橫行無阻。中國國家主義已經跨境南下，越過羅湖橋，暗湧到香港每一個角落。
出獄後，我仍需遵守國安法的擔保條件，需要定期報到，護照亦一直被沒收，不能出境。按照國安法的程序，每三個月，國安都會要求我簽署一份「扣留旅遊證件通知書」，通知我護照會被多扣留三個月，三個月又三個月，三個月又三個月。每次報到，我也擔心會隨時再被拘捕，即使回到家，也總是想像着，國安會否在某個清晨，就如上次般，敲打着我家的門，試圖把鎖撬爛，破門而入，再次用某個罪名把我帶走。每天，這些想像也會在我的腦海裏湧現，而我除了大哭、崩潰、顫抖，又或者和朋友訴說我的恐懼，我什麼也做不了，什麼也做不了。
後來，隨着症狀愈來愈多，情況愈來愈來嚴重，經過醫生診斷，我知道了，原來這些東西名為焦慮症、驚恐症、創傷後壓力症，以及抑鬱症。幾個情緒病的混雜，令我的身心處於非常不穩定的狀態，而我也知道，自己無處可逃。
冰冷的文字，觸目驚心的經歷，我們無法想象在那種生活下所要承受的壓力與痛苦。但她的痛苦經歷很有可能只是一個縮影，那些因各種罪名入獄或者已經出獄的民主派人士與普通的抗爭者，所承受的身體和心理的折磨或許大同小異。國家主義浪潮撲到每一個人身上，都是遍體鱗傷，萬劫不復。
周庭寫，為何她可以離港留學，是因爲：
如果我想到加拿大升學，還有一個條件：「跟我哋返一次大陸」（即是由香港警務處國安處人員「陪同」和「保護」到中國大陸）。國安會安排和我一起申請回鄉證，然後一同到深圳一日，完成行程後他們便會把護照交還給我，我只需在大學假期時回港報到就可以。
不過有司如此安排周庭的深圳之行，可能會令我們啞然失笑：
當天，除了某些吃喝玩樂的行程，我還被安排參觀「改革開放展覽」，了解中國及共產黨的發展，以及歷代領導人的「輝煌成就」；之後我也被安排到騰訊總部，了解「祖國的科技發展」……在參觀改革開放展覽和騰訊總部這些「重點行程」時，我亦有被要求和展覽的燈箱/logo打卡合照，隨行的深圳人司機也不斷拍下我的照片。
有司所安排的這一切，無論是受北京指示，還是創新執法，以深圳之游換取出境自由，在法律上，既不符合香港本地法例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甚至也不符合中國在香港強制實施的《香港國安法》（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4]按國家主義視角，背後的是國家中心要求邊疆的「強制性認同」。 若果周庭就此屈服抑或是選擇沉默，她的無奈行為甚至以後會被當局用作宣傳：周庭在接受「愛國主義教育」下，洗心革面、改過自新，最終由心底愛國愛港。
坦白說，我從不否定中國的經濟發展，但一個如此強大的國家，要將爭取民主的人送入監牢、限制出入境自由，還要求以進入中國大陸參觀愛國展覽作為取回護照的交換條件，這何嘗不是一種脆弱呢。
這是周庭在Instagram寫下的其中一段令人深思的話，筆者在此不予置評。至於周庭的話是信口雌黃，還是入木三分，相信讀者們，特別是在中國生活過的讀者們心中自有定論。
勝利，還是失敗？
清除「反中亂港人士」、大力踐行「愛國者治港」原則、「完善」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力推愛國教育……這些都已在香港成為常態化的管治。很明顯，在「新香港」，周庭自然是被打為「二等公民」，中國當局與香港當局不會容許她這種「反中亂港頭子」參政議政，遑論挑戰不民主的香港政制和背後更加威權強硬的中國。流亡於是成為周庭追求自由的唯一選擇。
在共產主義中國，愛國與否的標準一直是被黨國牢牢控制，國家主義要收還是要放，最終選擇權都是掌握在北京手裏。香港在直面國家主義大潮中試圖奮力一搏，向中國說不，最後卻不免面對宿命般的失敗。日前2023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已經結束，新選制下，勝選的自然是清一色的「愛國愛港人士」。不過12月10日卻留下一個耐人尋味的數據：投票率僅爲27.54%，創下1997年主權移交後的新低。中國國家主義在香港似是取得了徹底的勝利，但這種咄咄逼人的勝利到底可持續多久，又是否是一個代表民意的真正勝利？一國兩制仍在成功地運作嗎，在這暗流洶湧的國家主義之下？周庭與一衆香港人的流亡、近五十萬香港人的離開，他們又在默默告訴我們甚麽？
或許只有等到大潮退去，歷史翻篇，結果才可被真正言說。
參考資料
關於Owen Lattimore提出的邊疆理論，詳見《中國的內陸邊疆：一個地理學家的觀察》一書。
參見：彭麗君：《邊城對話 : 香港‧中國‧邊緣‧邊界》.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3.
這裏的「中國」不是指政治上當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指文化與國族主義語境下的「中國」。
周庭以深圳游才可換取拿回旅行證件一事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黎恩灝（Eric Lai）博士在他發表於The Diplomat（外交家）的《What Agnes Chow’s Case Tells Us About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一文中有詳細闡述。全文：What Agnes Chow’s Case Tells Us About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 The Diplo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