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or"共存"？盘点疫情中N个争议问题（附多文链接）
2022年4月18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84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7334例。从数据上来看，上海这波始于3月1日的疫情仍在快速上升阶段，新增感染者数量尚在高位。
而这，已经是上海“全域静态管理”的第19天。从3月28日开始，上海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封锁，4月1日起浦西地区开始“静态管理”，意味着整个上海因疫情而彻底“按下暂停键”。目前，上海的政策调整为“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依据风险程度的大小，按照三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划分原则，进行阶梯式管理，部分小区有限解封。防范区内人员可以在所在街镇范围内适当活动，管控区人员可以离开室内小区内活动。
/ ChinaDaily /
这是自“武汉围城”以来，中国实施“动态清零”政策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封城”。而与此同时，吉林的疫情已持续6周以上，省会长春已封城39天（部分区域有限解封）；为人所遗忘的边境城市瑞丽、绥芬河等已封闭多次，瑞丽过去一年更是封城总达160天（《边境小城抗疫 2 年：封城 9 次 无一例蔓延外省》）；根据财新记者的梳理统计，截至4月18日，全国至少还有22地处封城状态，涉及近3000万人。上海、西安、太原等城市采取的分级防控等措施，虽然不是“封城”，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暂停了日常的生活。疫情的波及面前所未有，而关于防疫政策的讨论也随之白热化。
被大量转发的疫区聊天记录、持续不断的求助信息、让人悲愤交加的短视频，不同学者、自媒体的观点针锋相对，新闻、数据难辨真伪。或许在你的朋友圈、微信群中，你已经意识到了观点之间的不同带来的巨大割裂。这种割裂加上疫情为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的实质性影响，更使人感到焦虑、抑郁、崩溃。C计划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帮助你梳理已知的信息、观点，从而更好地思考。关于奥密克戎，关于“清零”或“共存”，我们的下一步，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划重点
疫情之下，我们想和家长、孩子们一起读三本书，疗愈内心、积极思考。为此我们策划了一个系列读书活动，详情请查看C计划思辨教育今日推送第二条。
“敌人”是谁？——奥密克戎是“大号流感”吗？
1.新冠病毒 vs 奥密克戎
目前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主要流行的是新冠肺炎病毒的奥密克戎毒株亚型BA.2型（WHO，2022年2月及中国国家卫健委）。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奥密克戎与此前流行的新冠病毒其他变异株已有很大不同。其基本特点是传播性更强、重症率更低。
在一些宣传或自媒体文章中，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将奥密克戎的数据与其他早期变异株混用，这需要我们在阅读时加以甄别。
关于奥密克戎的基本科普信息，可阅读：《奥密克戎“既强又弱”？七大核心问题值得关注！》、财新封面报道《隐形“新敌人”》。
2.重症率、病死率与死亡率
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早期变异株（特别是2020年疫情早期的初代病毒）会有较大几率表现出严重的症状，如呼吸困难、低氧血症及其他肺炎症状。
但多个医学研究团队、权威科学期刊（《Nature》、《Lancet》等）以及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研究、诊疗方案表明，相较于其他变异株，奥密克戎更少引发肺部感染，而这是其引发新冠肺炎重症较少的主要原因。相较于其他变异株，感染奥密克戎的患者更多呈现无症状或极轻微症状。
随着境内外奥密克戎感染者数量的剧增，大量发布在社交媒体或传统媒体上的“感染者自述”（中国青年报：《我感染了奥密克戎》；健康时报（人民日报旗下媒体）：《“我在非洲感染了奥密克戎”》；极目新闻：《“我在南非中招了奥密克戎”》），能帮助我们除去对病毒的过度恐惧。
对轻症感染者来说，感染奥密克戎与流感差别不大，不需要经过特殊治疗便能明显减轻症状。
因而在此轮公共讨论和公共决策中，重症率与病死率成为更为重要的指标。奥密克戎的重症率、病死率确实较其他变异株更低，但到底低至多少？是否已经低到可以被视同为“大号流感”而改变防控政策？即便低于流感，但如果感染率足够高，基于中国庞大人口基数，重症患者是否依然会冲击现有医疗资源、死亡人数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概念澄清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重症率或病死率的统计，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统计口径，死亡率与病死率这两个相似的概念也经常混用，在比较时需要加以甄别。关于数据统计背后的玄机，推荐阅读：《肺炎疫情：为何各国死亡率差异这么大》、《如果看不懂疫情信息中的这两个词，你会一直想不通很多问题》。
简单来说，与死亡有关的统计，口径的差异体现在两方面：
- 分子：如何定义“死于新冠”。有的国家和地区将死时携带病毒均视作死于新冠，即便真实的死因与病毒感染无关（如新冠病毒感染者自杀，真实的死因是坠楼，但仍被统计为死于新冠）；有的国家和地区则只统计直接或主要因为新冠病毒引发的症状而死亡者（而如何判断“主要”因为新冠病毒而亡，又有不同的标准或操作中的判断差异）。
- 分母：
- 确诊病死率——以确诊感染人数（通过检测确诊阳性的病例数）为分母
- 感染病死率——采用预估感染人数（因为检测覆盖面有限，大量感染者可能并未做检测，因此根据模型估算某一时期的感染人数）为分母
- 死亡率——以全体人口数为分母。通常换算表述为每十万人口中有多少人死于新冠
感染病死率，显然是比确诊病死率更能反映疾病威胁状况的指标。
但因为感染人数难以准确预估，加之大多数国家地区并未进行强制性的全民检测，因而各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多是确诊病死率。
检测面越广、检测准确率越高，确诊感染人数越接近感染人数，病死率也会相对下降。
2）奥密克戎 vs 流感，病死率更低？
在判断奥密克戎的威胁性是否相当于“大号流感”时，需要注意用相同统计口径的数据进行比较。
例如，此前即有文章用国外奥密克戎的病死率对比中国的流感病死率（0.0007%），得出奥密克戎危害大大高于流感的结论，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关于中国的流感病死率为何比美国等国家低，可阅读：《美国流感死亡率是中国800倍？》。简单而言，美国依据统计数字和数学模型来计算感染人数，而中国统计的是确诊人数；在美国，只要流感可能是死亡原因的一个因素（不一定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即被计入死亡人数，而在中国则只统计流感作为主要死亡原因的案例。
英国数据（点击此处查看数据）：
根据英国卫生部门的统计，新冠病毒的病死率由奥密克戎爆发前的0.2%下降到0.035%。这一数据与病毒反复感染使得人群形成抗体、大规模的疫苗接种（85%的12岁以上两剂接种、66%以上的加强针接种以及70岁以上的90%以上加强针接种）还有奥密克戎的低重症率有关。这一数据也与部分高危老人在前期感染中已经去世有一定关联（这也正是英国政府大力推进高龄人群接种加强针的原因）。
而根据英国政府的统计口径，流感的病死率是0.04%。
新加坡数据（点击此处查看数据）
奥密克戎在过去28天内带来的病死率为0.04%左右。
此外，德国和法国（0.1%～0.2%）、韩国（0.08%）、越南（0.03%）的奥密克戎病死率均趋近流感。
但有值得关注的“例外”，那便是香港和美国。
香港地区
截至4月5日，由奥密克戎主要引发的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116万人感染，累计8136名死亡病例，病死率为0.70%。这一数值明显高于英国和新加坡的原因之一，是香港当地老年人较低的疫苗接种率。据统计，香港本地70岁以上老年人口第一针接种率仅58%，80岁以上第一针接种低于30%，而90%的死亡个案都是由于没有打疫苗或没有打够两针疫苗，其中80岁以上的人数占比超过整体死亡人数的一半。
此外，香港的统计是将“死时带毒”均统计入死亡率。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分析了120例第五波死亡个案，发现死于新冠和死时带毒的比例分别是38%和37%，几乎持平（《墮樓死亡計入總數-許樹昌分析-死於新冠與死時帶毒各佔四成》）。
关于香港的教训，学界业界的普遍共识便是：打疫苗——尤其是给高龄老人接种疫苗。
美国数据（点击此处查看数据）：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统计，在2021年10月1日到2022年4月9日期间，新冠病毒的病死率为0.4%，流感的病死率估算为为0.06%左右。美国的新冠病毒病死率远高于流感的原因包括疫苗接种率较低（5岁以上接种大于一针82.2%，两针70.1%，三针仅有47.2%）、统计口径不同（接受核酸为自愿而非全民，导致确诊病例小于实际感染病例数量）以及基础病比例较高（2018年美国的肥胖率达到42.4%，糖尿病患者大于10%）等。
中国大陆/内地
在4月6日的发布会上，中疾控的首席专家吴尊友提到：今年1至3月，我国累计报告病例十余万人，其中重症和危重症 197 例。与国外相比，我国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低。
对此，吴尊友的解释认为，这与重症病例能够被及时关注、发现并能得到充分医疗服务、妥善治疗有关，加之广泛接种，中国有效控制住了重症率与病死率。
另一方面，从“分母”来看，中国屡屡推广大规模的全民强制检测，确诊感染人数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实际感染人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中国的重症率及病死率在数据上更低。
具体看此轮上海疫情的数据，科普作家汪诘根据官方数据做了测算：截止到 4月14日，上海这波疫情的总感染人数已经达到 30.7 万，公布的重症仅有9例，尚无一例死亡，也就是说重症率0.003%，死亡率为0。而3月1日至4月3日的全国数据则显示，重症率为0.04%，死亡率是0。
4月18日，上海公布的最新数据是，重症21例，死亡10例。以最新数据粗略计算，重症率大约升至0.006%，病死率升至0.003%。
经济学者梁建章的另一个根据公开数据的测算则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大陆的新冠病毒病死率为0.004%，疫情较为严重的吉林的同期病死率为0.007%。
综合以上信息，一个可能的共识是：在广泛接种疫苗的国家和地区，奥密克戎带来的病死率确实已经趋近于流感或比流感更低。而在保障奥密克戎感染者充分的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奥密克戎的重症率与病死率还可能更低。
3）病死率更低是否就等于威胁程度更低？
一个令人困惑数据是——既然奥密克戎的病死率更低，为何死亡人数数据看上去反而比德尔塔更严峻？
例如：英国2021年8～10月，即德尔塔毒株流行为主，死亡率（注意，此处为死亡率而非病死率。死亡率以人口总数为分母，病死率以感染人数为分母。）为每10万人口16人死于新冠，而在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即奥密克戎毒株流行为主，死亡率为每10万人口22人死于新冠。同样，美国在2021年8～10月的死亡率是每10万人口40人死于新冠，在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死亡率是每10万人口42人死于新冠。
——以上数据，多次出现在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径中，用于教育公众绝不可对奥密克戎掉以轻心。
这里的关键，正在于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基本传染数R0值是9.5，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传10个人，而季节性流感的R0值为2到3。）因为感染人口数量更大，即便病死率更低，死亡的绝对人数仍然可能高于德尔塔。
因而，很多人产生了如下担心：
担心一：即便当前的重症率与病死率较低，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旦放开疫情管制，重症病人和病死人数的绝对数量依然较大。
例如按照英国或美国的死亡率（每十万人口死亡22人或42人）粗略计算（因为“死于新冠”的标准、疫苗接种率、老龄化程度、医疗资源状况不同，此测算并不严谨，仅为粗略计算），中国14亿人口，或将有31～59万人死于奥密克戎。
还有人以香港此波疫情的死亡率推算，中国内地的死亡人数将达到167万。但正如上文所说，香港数据中对“死于新冠”的定义相对宽泛，且老龄化程度比内地更深，疫苗接种率也更低。
经济学者梁建章同样以香港的死亡率为标准，提供了另一个相对更为严谨的测算方案：在各年龄段都达到两针95%和三针60%的疫苗接种水平情况下（注意，当前内地高龄老人远未到达这一水平），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死于新冠”的定义，分年龄段测算死亡总数——可能的死亡人数是15.3万。
担心二：另一方面，中国当下的低重症率与病死率，是因为充分的医疗资源保障。一旦放开管制，感染人数剧增，在尚未建立分级诊疗系统的情况下，必将出现医疗资源挤兑，也会推高重症率与病死率。
对于担忧一，一方面我们需要讨论，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技术和手段进一步降低感染率、降低死亡率（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继续讨论）；另一方面，面对病毒带来的死亡，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一个“电车难题”，决策者不得不在两种损失间作出权衡取舍——一边是放开管制而死于奥密克戎的人数，另一边是因为严格的清零封控而带来的超额死亡。关于后者，在下一部分关于清零手段负面性时我们还会讨论。
这一权衡到底该怎么做，经济学者梁建章在他的模型中做出了测算：一边是因感染而死亡所带来的人均寿命的损失；另一边是隔离封控的经济损失引起的人均寿命的损失。在他的测算中，对于初代病毒株和德尔塔等疫情的最佳策略是防感染策略（即“动态清零”）；但如果奥密克戎的病死率接近流感，且中国能够持续提高老人的接种率、将病死率维持在越南或新加坡水平，那么因奥密克而损失的人均寿命会不到1天，而封控造成的GDP的损失会超过4%，对人均寿命的减少是16天。因而，面对奥密克戎，把医疗资源集中用于救治重病症者的“共存模式”的生命代价更低。
对于担忧二，香港或新加坡的数据可作一定的对照。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三位学者的评论文章《2022年初香港暴发新冠疫情的教训》提到，在香港确诊人数破百万（118.1万）的情况下，疫情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刻，同时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不超过300人。该文章指出：“只要资源调配适当合理，只要取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香港医疗系统不应崩溃也没有崩溃。（C计划注：在香港应对此轮疫情的过程中，初期由于大量的轻症患者也到医院就医，也曾出现人手紧张、人员耗竭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医疗系统仍在有效运转）绝大多数轻症患者不需要特别的医疗照护。即使是有高危因素而留院观察的病人，多数也只是以防万一。”
香港与上海的对比或许有参照价值：两地医疗资源相似（例如，香港每十万人约有7.1张ICU床位，上海是6.14张）。但内地如不匹配相应的分级政策，不难预料轻型、普通型病人或将挤占大量医疗资源。此外，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献也在记者会上承认，有病人送至急症室时已经垂危或心脏停顿，有的在急症室死亡——这意味着对重症病床的实际需求有可能是更高的。
除了香港，我们不妨再看下疫苗接种率更高的新加坡的情况。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1年10月的演讲中（《李显龙全国演讲：为什么新加坡不再“清零”》），提到新加坡超过85%的疫苗接种率大大降低了重症率，确诊病人中只有2%是重症，其中的0.2%（危重症）需要ICU治疗；而98%是无症状或轻症，进行居家康复，如果家里有体弱人员可以到社区隔离设施隔离康复，如果在居家康复时如果出现严重症状则进入医院治疗。
到了2022年3月底，和病毒共存的新加坡累计确诊新冠100多万人。在2022年2-3月经历的奥米克戎大爆发中，新加坡3月24日前的四周内新增感染38.7万余例，轻症或无症状99.7%，重症率为0.3%，其中0.04%是危重症需要ICU治疗。（点击此处查看数据）
“在奥密克戎疫情浪潮最严重时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但仍挺过了难关。虽然如今新加坡医疗系统的负担依然沉重，但压力已放缓。” （《李显龙发表全国讲话：新加坡将迈向“与新冠共存”决定性一步》）
而新加坡的床位数情况是：568万人口拥有441张ICU床位，也就是每十万人约7.76张ICU床位，其中280张给新冠危重症患者使用（点击此处查看数据）；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为2.49张（点击此处查看数据）。
香港和新加坡两个城市的ICU床位都在每十万人7张床位以上；在奥密克戎高峰面前，新冠危重症患者占用了其60%或更高比例的ICU床位，这样的医疗资源在“承受很大压力”的情况下，经受住了疫情高峰期的冲击。
而根据中国学者在2020年武汉疫情后对中国卫生资源短期配置情况的预测（点击此处查看数据），中国每10万常住人口综合ICU床位数为4.37张，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为5.42张。
医院床位或许相对充足，但每十万人和香港、新加坡相比还有3张左右的ICU床位差距，加之其它设备、人员的缺口，以及地区之间的医疗资源的差异，完全放开确实会带来一定的医疗资源挤兑的风险。
此外，中国的疫苗接种情况接近新加坡，但仍有一定差距：到3月新加坡总人口93%者至少接种1剂，总人口92%完成两剂接种，加强针接种率达71%； 中国目前87.85%完成两针接种，完成加强针接种6亿4468万人。
因此，加快疫苗接种、分级诊疗、增加ICU床位等配套设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3.后遗症
除了重症率和死亡率，感染病毒的后遗症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公众对病毒的恐惧程度。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从新冠肺炎康复后，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呼吸急促、认知功能障碍以及疲劳，此外还有胸痛、语言能力下降、焦虑、抑郁、肌肉疼痛、发热、嗅觉/味觉丧失等超过200个症状曾在愈后患者身上被发现。
需要指出的是，对新冠后遗症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新冠病毒早期病毒株的感染患者。专门针对奥密克戎毒株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和数据还相对比较有限。有的文章在讨论奥密克戎时，有意或无意地将感染奥密克戎的后遗症和早期新冠肺炎感染者痊愈后的后遗症混淆在了一起，形成“感染奥密克戎会使人病的很严重、医疗系统崩溃”这样有待推敲的结论。
端传媒的文章梳理了在后遗症议题上的谬误与谣言，值得一读。美国药理学博士张洪涛，也对此做了科普澄清。《感染新冠后，出现后遗症的概率有多大？》也能帮助我们对后遗症的问题有更为全局的认识。
总体来说，人们容易夸大奥密克戎长期症状的比例、时间和严重程度，忽略流感其实也会导致长期症状，而接种疫苗更可能有效降低重症的可能性，也就会降低长期症状的严重程度。
4.总结：可能的共识
基于目前已有的数据与研究可以达成的共识或许包括：
威胁降低：在广泛接种疫苗的国家和地区，奥密克戎带来的病死率确实已经趋近于流感或比流感更低；而在保障奥密克戎感染者充分的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奥密克戎的重症率与病死率还可能更低。
顾虑仍在：
- 截止2022年3月中旬，中国的疫苗全程接种率（两针接种）已超过87%，但加强针（第三针）接种率低于60%，高龄老人（80岁以上）的加强针接种率更是仅有19.7%。对于患有基础性疾的人群或老年群体，如果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病死率依然较高；
- 奥密克戎的传播性远超流感，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旦完全放开管制（当作流感对待），重症、死亡人数将仍然相对较大；这需要考虑其他可能进一步降低死亡率的手段，同时需要与因新冠管制而超额死亡的人数进行对比权衡；
- 考虑到中国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及不够健全的分级诊疗机制，特效药尚未完全到位，如果完全放开，感染者绝对数量的增加有可能带来医疗挤兑。
因而，在中国当下，或许仍然不能简单地将奥密克戎当作“大号流感”来对待。
但必须承认，我们当前的“敌人”已不同于两年前的新冠早期毒株。防疫政策若不进行相应调整，将无异于刻舟求剑。
清零的代价
1.中国的应对路径
面对奥密克戎，中国坚持自新冠肺炎开始以来的动态清零政策。
这一策略的基本逻辑：
目标：尽快扑灭当地疫情（社会面感染者清零）
手段：
- 日常/大规模的强制核酸筛查，及时发现感染者
- 详尽的流调溯源，及时定位接触者
- 强制性隔离
- 对感染者进行医疗隔离（医院或方舱）
- 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强制集中隔离观察（酒店或其他安置场所）
- 对二次密接或认为有一定感染风险的人群进行强制居家隔离观察
- 划分中高风险地区限制出入活动
动态清零，加上推广全民接种疫苗来降低感染概率与重症率，目标最大程度保障民众（特别是脆弱群体）的生命安全。
更多可阅读《吴尊友：关于动态清零及其相关误解》
如何评估、看待当前的清零政策？
一方面，是对目标的审视。结合第一部分的讨论，面对奥密克戎的传播快、轻症多能自愈的特点，扑灭疫情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减少重症和死亡人数，而未必是需要感染人数为0。
死亡人数=感染人数 X 病死率。确实如果感染人数为0，那么死亡人数也为0。但在实践中一直无法获这样的理想状态，那么在控制感染人数，并从降低病死率上着手，是否也同样可以实现目标？第三部分我们将继续讨论其他可能的选择。
另一方面，为实现“清零”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其有效性、可行性、负面性和正当性究竟如何？在此，我们以此轮上海疫情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为例进行分析。需要澄清和说明的是，有一些观点认为，上海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清零”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偏差所致。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也会讨论，哪些是清零思路下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哪些又是可以通过更充分的准备、更高效的管理避免的问题。
2.有效性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清零政策屡屡成功平息疫情。以上海为代表的“精准防控”，则以其流调回溯、防控区域划分的精准科学、尽可能降低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而备受赞誉。
但这一“精准防控”的思路，在面对奥密克戎时却显得力不从心。这与奥密克戎的特性有关：奥密克戎的轻症感染者与无症状感染者比例更高，如果一个人没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或症状很轻，他就很难意识到自己可能感染了病毒并主动寻求医疗机构的帮助并隔离。
关于上海的“精准防控”何以失控，推荐阅读财新报道：《上海：精准防控的失控》
上海不得不放弃此前的策略，而进行大规模的封控。由于初期的感染面较大，目前尚未看到疫情被控制的拐点。
有不少声音认为，如果上海在早期采取更严厉的封控政策，疫情不至于发展至此——并非“清零”政策对奥密克戎无效，而是上海的延误提升了清零的难度。
许多支持“清零”政策的声音不断强调（《吴尊友发长文：大家对“动态清零”有误解》）——只要疫情发现得早、一开始就采取措施，就不至于带来封城的局面，也不至于产生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对此，以数据研究为专长的知乎答主chenqin基于多轮疫情封控数据所做的分析有一定启发性（点击此处查看），可供参考：对于奥密克戎之前的疫情，如果某城市在五天内即采取一定的封控政策，则该城市在半个月后继续出现病例增长的概率就只有10%；但针对奥密克戎，同样是五天内即采取一定的封控政策，该城市在半个月后继续出现病例增长的概率却还有51%。
奥密克戎疫情中，唯一能够百分之百保证疫情不出现大规模扩散的方法，便是在第一例病例出现后，立刻采取最为严格的封控。
——而这，正是诸多城市从上海疫情中学到的“经验”。越来越多的城市地区在发现个位数的案例甚至一例案例时，便“全城静止”。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封城将不可避免且频率会越来越高。尽管深圳似乎是个乐观的案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疫情被控制且未如上海般出现如此之多的负面事件，但我们也需要看到更多没有那么乐观的案例——无论是省会城市长春、还是诸多边境小城市，都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封控和艰难的时光。
面对奥密克戎，严格封控的“清零”政策或许依然有效，但我们将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大。
3.可行性
严格的、大规模的封控政策可行性究竟如何？作为常住人口2400万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市的行政管理能力一向颇有美誉，但也在此轮风控中遭到巨大挑战。
1）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带来人力与物资资源耗竭
奋战在核酸采集一线的医务人员，连日超负荷运转，压力巨大。关于她们的工作状态，推荐阅读财新报道：《昨日又增4477例 上海抗疫一线重压之下如何坚持》。其中也采访展现了疾控部门一线工作人员在流调重压下的工作状态。
与此压力有关，更为弥补核酸检测速度缺陷，从3月10日期，中国开始推广可自行检测、15分钟出结果的抗原检测盒。此轮疫情中，上海也将抗原检测自测作为辅助筛查手段。但因为抗原检测的特异性和灵敏性较核酸检测更低，当前核酸检测仍是最终的“诊断标准”。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已调派医务工作者前往上海，试剂加工单位的生产效率也在不断提升。然而这种通过调动一方人力、物力来应对不足的方案，没有解决如果多地同时需要支援应如何处理的困境。
2）集中隔离带来的挑战
由于感染者人数巨大，且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也需转运、隔离，如何安置数以万计的隔离人员，为上海带来巨大挑战。
一方面，是方舱床位存在缺口。社交网络上，有大量检测阳性却无法及时转运的案例。而用于隔离感染者的数个方舱，在运作早期多存在条件简陋、卫生条件不佳、秩序混乱等问题。
4月13日方舱漏水的视频。此外，转阴后如何出方舱或医院，也面临着管理上的漏洞与混乱（《上海康复患者回家不易》、《从方舱出院后，我差点流落街头》 ）。
从目前的报道来看，虽然不可避免生活仍有诸多不便，但方舱生活逐步有序化。与此同时，更多的方舱仍在建设当中。关于方舱生活，可阅读：《我在上海方舱11天》、《 隔离在上海方舱》 。
密接人员的集中隔离也是挑战。上海目前还有规模巨大的、需要集中隔离的的密接人员。密接人员需要寻求条件合适的酒店进行隔离，但由于需要隔离的人太多，酒店不够用，目前的解决方案是调用了周边省市的部分酒店资源。
3）居家隔离与封控对社区人员的消耗
居家隔离与封控，一般要求隔离人员足不出户或不得离开小区，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物资就完全依托于社区和配送人员（快递、外卖和跑腿工作者）。
而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还承担着组织核酸检测、转运阳性感染者（应转尽转）、垃圾清运、楼道消杀等诸多工作，早已不堪重负。
4月12日，上海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因工作压力巨大自杀。这一极端的案例让人们心生悲痛。背后所展现出来的基层人员普遍耗竭的状态，亟需重视。
流传于社交网络的一则录音，展现了一线社区工作者的无奈。
而多份社区工作人员的辞职信（上海黄浦区海悦居民区党支部书记马胜烨、浦东新区昌里花园居民区总支书记吴颖川）中也呈现出基层人员的濒临崩溃。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许多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和志愿者也在积极发挥作用。更多地发挥公民自组织力量，才有可能为社区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关于上海政府此次在“可行性”方面呈现出的问题，确实与疫情发展后感染面巨大有关，也与前期的准备工作和部分环节工作人员的管理能力不足有关。即便这样一些问题，在当前的政策框架下可以优化，我们还要看到因为全城封控而带来的难以避免的代价。
4.负面性
1）医疗资源挤兑与超额死亡
首当其冲的便是医疗资源挤兑。
即便是上海这样医疗资源相对发达的大城市，资源依然是有限的。当大量的人力被抽调到新冠的筛查与治疗中，留给其他病种的资源自然有限。加上在此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不合理的、一刀切的做法——如要求急诊病人必须提供核酸报告才能入院等要求，在此轮及此前的疫情中，都人为制造了大量悲剧。
3月23日，东方医院护士周盛妮突发哮喘，自行用药无效、打120叫不到救护车的情况下，由家属自驾送往医院急诊，却被包括自己工作机构在内的数家医院拒诊，最后在发病四小时后死亡。
3月30日，浦东航昌路一位哮喘病人在发病后，家人在叫不到救护车的情况下拦住另一辆执行另一急救任务的救护车希望借用除颤仪，被拒绝后死亡。
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98岁的母亲，因在医院门口等待核酸结果，错过治疗时间导致死亡。
音乐家陈顺平在疑似急性胰腺炎发作后，被多家医院拒诊，无法忍受痛苦跳楼自杀。
……
上海逝者（此文已被删，但网络仍有痕迹留存）一文，记录了官方媒体报道或社交媒体上有真实身份可查证或描述相对确切可信的死亡案例。其留言区更是触目惊心，人们在此分享了大量并未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悲剧。尽管其中部分案例或许是未经证实的传言，但人们因新冠疫情带来的医疗挤兑而产生的不公感、无力感却足以引发强烈共鸣。即便这些案例只是“个案”，这些真实的苦难也值得我们在未来高唱胜利赞歌时，在心中留下墓碑。
但这些死亡案例真的是“个案”吗？或者只是因为上海此轮疫情蔓延过快、需要占用的医疗资源过多导致的特殊情况？在“封城”的情况下，交通受阻、药物紧缺、出行就诊因层层审批而延误，医院为了降低院感风险而限流、停诊、增加核酸检测要求，大量医疗资源抽调至一线核酸检测或方舱（即便被感染人数不及上海规模）而挤压其他慢性病或急诊资源——是屡次封城中出现的普遍情况。
2021 年 2 月，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周脉耕团队的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爆发的 3 个月内武汉及中国其他地区的额外死亡率——即非新冠病毒病直接死亡的人数与同期（新冠病毒未流行期间）死亡人数对比后，新增死亡率或死亡人数。结果发现，疫情期间，因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增加21%，糖尿病死亡率增加83%，自杀死亡率增加66%，引发的心理障碍等次生伤害更是难以预估。感染病专家缪晓辉教授据此测算，上海封城一个月，因新冠疫情全城封控后额外增加的糖尿病一个病种的死亡人数就可能是2141人——因为医疗资源的挤兑，或看不上医生，或吃不到药，或不能正确监测，或不能正确用药，结果血糖控制不好，导致各种急慢性严重并发症而不治。
正如上文所说，当我们要权衡“列车难题”两端的生命价值，因封控造成的“超额死亡”绝不可忽视或低估。
2）物资短缺与饥饿恐慌
在上海不得不放弃“精准防控”而封城，整座城市的供应链条被切断——既包括长三角地区的货运网络受阻，也包括城市“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网络。36kr的这篇报道（《上海抢菜，到底卡在哪儿了？》），详细分析了物资“断链”的各个环节。为居民供应物资的重任压在基层社区工作者身上，加之不同街道与居委会在工作能力上的参差不齐，物资短缺特别是食物短缺的问题逐步显现。居民们或者等待社区配送物资，或者每日在几大生鲜app上抢购（供应有限），或自行联系供货商“团购”。这对没有智能机或是不会使用相关app的老龄人群，构成了极大挑战（《51户上海独居老人的现状》）。
在这份求助文档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普通上海市民的食物、药物、物资需求。而一些自媒体对“缺粮”生活的文章（《是的，我快断粮了》），也为这段非常时期提供了珍贵的记录。
本文推送前，国务院办公厅表示，不得随意限制货运车辆和司乘人员通行；上海方面也表示在加紧推动外卖等电商平台骑手复工，不断加大运力。
尽管通过调集资源人力的方式，可能局部改善物资供应状况。但在大规模的“封城”中，市场化的运输、配送系统必然会被某种程度上切断，这也是“买菜难”在屡次封城中（绝不仅仅是上海）中频繁出现的根本原因。
3）经济损失
大规模的封城对经济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师宋铮与清华、浙大、普林斯顿、对外经贸四所大学的经济学家在3月中旬完成了一篇论文，题目是《The Economic Cost of Lockdow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ity-to-City Truck Flows（封城的经济压力有多大：来自城际卡车流动的证据）》，论文分析了截止今年1月中国的16次全面封城，通过分析卡车流量的下降情况，测算出如果全面封城一个月，该城市当月GDP会下降54%，该城市全年GDP会下降4.5%。但如果局部封城，该城市当月GDP下降值不超过20%。由于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溢出效应（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影响）更明显。如果上海被全面封锁一个月，会导致全国当月GDP下降至少2.5%。
封锁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对世界经济、交通运输、生产与科技也有明显影响。上海的GDP在中国排名第一，占全国的3.8%，对外贸易占全国的20%，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港口，上交所规模在世界排名第三，机场的客运量世界排名第四，上海在全球供应链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都决定了上海对全球的影响作用。
在《港沪学者最新分析：从卡车流量等数据看上海疫情经济影响》中，宋铮谈到上海封控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比之前预测的还要更大，他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溢出防控措施”，全国有更多地方在感染人数低的情况下，也采取更严格的防控措施，甚至极大牺牲经济去“预防”疫情发生。
受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和制造业。例如4月1日发布的3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比上月下降2.3个百分点，低至48.1，服务业PMI下降8.2个百分点，低至42.0，而50是荣枯线，低于50意味着行业总体在衰退。
一些微观层面的中短期影响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很多中小企业难以运营，只得选择停止营业，也会使许多劳动力失去工作；大企业面临亏损的压力，也在进行大规模裁员。
这些测算还不包括封城对经济的长期影响。例如投资领域会根据一个地区的现状与可能出现的波动进行长期投资决策，而封城会影响到生产、供应链与售卖，使投资者降低信心，减少投资。同样的，储蓄、消费和其他经济领域也会受到更多长期影响。另外与中国竞争的其他国家已基本恢复正常生产和贸易，这加大了中国面临的竞争，也可能导致更多中长期的贸易流失。
对此，一些宏观经济学家的分析及财新报道可供参考：《经济实况与抗疫代价》、《疫情大幅拖累经济修复》；而一些对疫情下的失业者、破产者的特写或自述，则更能让我们感同身受：《疫情下的北京失业中年》、《疫情下的中年危机，失业、负债和家庭，倒下去的人生如何扶起来》。
4）心理创伤与病耻歧视
因为封锁，缺乏线下互动交流与户外活动，亲朋之间缺乏正常家庭、社交生活，因此带来的心理创伤也不可忽视。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甘怡群教授课题组在《Psychological Medicine》上发布的《Immediate and Delaye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Province-wide Lockdown and Personal Quarantine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在中国爆发COVID-19疫情期间，全省范围内的封锁和个人隔离的即时和延迟的心理影响）》中，首次评估了新冠大流行中封城与隔离带来的心理后果。虽然没有观察到封城对心理困扰的即刻影响，但数据表明封城对心理困扰存在着滞后影响。结果显示，封城对留在湖北的5900万人产生了长期的心理影响。对他们来说，自由受限、医疗资源缺乏，让他们对基本生活安全的信念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影响。
不可否认，在疫情发展初期，中国所采取的大规模封城及时且有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疫情的扩展。但正因为这样的手段所带来的包括心理伤害在内的影响巨大，才需要我们在面对不同特点的病毒时，审慎地去评估收益损失。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新冠病毒大量“恐吓式”的教育与宣传，尤其是在病毒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这也换来民众对病毒的过度恐惧以及对病毒感染者的歧视。
疫情初期，每个省市几乎都有首批感染者经历个人信息被完全公开、自己的私生活被恶意揣测乃至谣言中伤。疫情爆发地的人在外地遭遇地域歧视，正常的出行被视作“千里投毒”，出现在线上线下的恶意连绵不绝。而在此次疫情中，一些小区拒绝接收康复者回家的新闻已有出现，甚至也有首阳者被邻居们排斥。相较奥密克戎带来的生理上的“后遗症”，这些心理上的伤害，或许将成为这场疫情更为严重的“后遗症”。
应对这些歧视，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例如要求不得拒绝接收转阴、康复人员。然而在消除对新冠的恐惧与歧视之前，这种政策究竟能够帮到那些还无法回家的、被整个楼甚至整个小区“投票”要求不得进入的人多少，恐怕还有待观察。
5.正当性与必要性
当“清零”变成政治考核指标，层层加码就成为各地防疫政策中的通病。加之曾经作为正面案例的“精准防控”在奥密克戎面前破防，过度的封控与不必要、不合理的防疫措施层出不穷。
例如上文已讨论的必须持核酸方可就诊的规定。对此，上海方面在4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在患者就诊的整个过程中要求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理由来拒绝推诿，延误治疗。
例如扑杀阳性感染者的宠物。4月6日，上海浦东曹路某小区一只宠物柯基犬被工作人员拖到路边“处理”，引起公愤；河北廊坊安次区甚至还一度颁布“扑杀令”，要求“尽快对阳性患者户内豢养动物进行全面彻底扑杀”，舆论哗然，最终官方撤回通知。
例如在上海疫情期间，确诊阳性的婴幼儿被单独隔离治疗，不少家长反映或担心孩子们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妥善的照顾。对此，上海市方面回应，儿童家长需要同样是阳性感染者才可以在儿童区域陪护，该规定遭到普遍的反对，最终政策调整，明确“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由监护人自愿申请，在充分了解可能的健康风险并签署告知承诺书后，可以陪护”。
例如在黑龙江绥化市，一名高中生的家长从外地返回未向学校报备、学生照常上课，后发现该家长是“密接”，进而导致全班同学、老师及家属被隔离。教育局认为此事恶劣，将学生开除学籍。此事被曝光后引发广泛关注，绥化遂撤销通报，又处理教育局、学校相关负责人。
又例如越来越多的城市因为个位数的新增病例就动辄“全城静止”（而正如上文所述，要想“有效”将奥密克戎清零，这样一种“草木皆兵”的状态却越发显得正当和必要），擅自将出现病例但低风险的地区视作中高风险对待，限制非疫区的出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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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共识
当前的“动态清零”，代价巨大。
直面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拒绝承认现实，将暴露出的问题都称作“个案”，将指出问题的人都视作“向境外势力递刀子”。
有些问题，或许可以在现行的政策框架下优化：
- 核酸、流调、基层人力不足、隔离场所不够，可以调集更多资源、新建或调用更多场所；其他城市也可以“未雨绸缪”，加快方舱储备建设；
- 转运流程混乱、方舱管理有漏洞，可以总结经验、优化流程、聚集更多的管理人才提升能力、提高效率；
- 关注慢性病人及其他有特殊需要的群体，提前做好预案，简化就医出行流程、优先保障其用药、就医需求；
- 诸多层层加码、一刀切的不合理政策，可以及时纠偏、调整执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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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些问题，在“动态清零”奥米克戎的思路下恐怕难以避免：
- 将医疗资源集中投入到对新冠的筛查、隔离、治疗中所带来的医疗挤兑的问题；
- 大规模封控所带来的市场机制瘫痪、供应链被切断的问题；
- 频繁、不确定的大范围封锁带来的信心和预期破坏、经济损失与心理创伤。
抗疫两年，人们深知没有完美的防疫政策。但我们当前支付的代价是否必须？清零之外，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吗？
清零 or 共存？
如果我们能够明确，防疫政策的最终目标是避免医疗挤兑，尽可能降低重症和死亡人数。那我们的面前，显然就还有另一条路径：允许一定程度的病毒传播，尽量减缓病毒传播速度、降低感染率、重症率，将重症患者数量降低至当前医疗资源可承受的水平。
在进入具体的讨论前，我们首先需要对简单的非黑即白、二元思维有所警惕。
当前的舆论非常容易把“清零”和“共存”简单对立。同时将“共存”偷换概念、污为无所作为的“躺平”。但事实上，从一端严格的封控到另一端的彻底躺平、无所作为之间，有不同维度与不同程度的政策组合。合理科学的公共政策，需要根据具体的病毒传播特点，及时调整举措，在防疫的“政策包”里做不同的选择组合。但有一些人将国外政府“不清零”的态度视作完全“放弃治疗”；一旦国外调整政策、再次采取一定管控措施，仿佛就是“共存主义”的溃败。以这样的论调谈论清零或共存，无益于推进理性的公共讨论。
那这样一个防疫的“政策包”里可能有哪些组合？
- 检测：强制或自愿、全民或部分的核酸或抗原检测
- 预防：
- 降低个体感染风险和重症风险：强制（如拒绝将罚款、施行疫苗通行证）或自愿（免费或付费或发放补贴奖励）的疫苗接种计划
- 阻断已知感染风险：对感染者强制或自愿的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
- 降低潜在传播风险：完全不设限制；强制口罩令；限制公共聚集、关闭不必需的公共场所；公共场所限流，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公共场所（学校、工作场所、商业场所），推行全面居家办公与线上网课……
- 治疗：强行或引导分级诊疗；支持特效药研发、加速特效药审批和合法仿制
在“清零”之外，我们是否可能从“共存派”的政策包里选取一些组合，来应对奥密克戎的威胁呢？
1.共识
1）降低检测成本
大规模、强制性的核酸检测，耗时、耗力，增加聚集感染风险。引入抗原检测作为辅助初筛，某种程度上已形成共识。
2）加快疫苗接种
加快对老年人的接种。中国有88%人口完成了接种（2021年11月国家卫健委报道约5000万老年人未接种，2022年3月报道5200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没有完成全程接种）。
当前，卫生部官方网站和公众号会每日通报疫苗接种的总剂次。但人们最为关注的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接种情况却无详细数据。针对这部分重点人群的接种计划及目标究竟为何，需要政府披露更多信息。
如何提高高龄老人的接种率，来自“知识分子”的科普文章《提高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率，全球各地有哪些经验？》梳理了国外不同地区“胡萝卜加大棒“的不同实践，或有启发借鉴意义。
除了打疫苗，更为关键的是要打更有效的疫苗。巴西1436万受试者数据显示，科兴疫苗接种两针后14到30天，预防感染有效率达55%，180天后，预防感染有效率达34.7%。14-30天后防止重症有效率达82.1%，180天后重症有效率达72.5%。两针科兴疫苗，再用mRNA疫苗加强免疫，14～30天后，预防感染率可高达92.7%，预防重症达97.3%。
尽快引入、推广mRNA疫苗，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共识，同样需要政府部门拿出明确的时间节点与计划。
3）落实药物储备
新冠特效药Paxlovid主要用在有重症风险的轻型和普通型患者身上，例如肥胖、老年、有基础疾病、有肿瘤者，用后不致发展为重症，阻却住院率和死亡率达到88-89%。（《全国首批进口新冠口服药效果如何？优势何在？价格贵吗？》；《两个好消息！2万盒辉瑞新冠特效药到达上海，国内5家药企获批仿制》）
Paxlovid目前已经被列入医保范围。成本较高（单疗程530美元），辉瑞的产能也有限，在全球的缺口较大。但目前我国已经有五家药企获准生产仿制药。各地根据人口比例，储备一定的治疗新冠重症的特效药，并有清晰时间表，显得尤为重要。
4）推动分级诊疗
许多人反对“共存”观点，很重要的理由在于中国分级诊疗的制度及公众习惯尚未完全建立。很多人主张，以当前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就医习惯，感染新冠后恨不得都要到三甲医院住院治疗，考虑到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医疗挤兑必然会发生。
这样的担忧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因此更应该成为推动分级诊疗的理由。事实上，当前中国对新冠疫情采用的正是强制性的分级诊疗——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在方舱医院观察治疗，有危重因素的患者或重症患者在定点医院治疗。不同等级、类型的医院完全可以制定不同的收治标准，引导甚至强制公众到对应级别的医疗机构治疗。
5）明确重症病房建设时间表
正如前文所述，以当前中国的医疗资源，即便在分级诊疗的基础上避免轻症挤兑，仍面临重症医疗资源的绝对不足。从床位设备的建设购买，到人员的培养，确实不是朝夕之事。但各地政府部门应该提供更加精确的缺口测算，并拿出建设时间表。
2.分歧
正如上文所述，即便加强疫苗接种、落实分级诊疗，当下的重症医疗资源仍然不足以马上应对奥密克戎的冲击。面对传染性疾病，物理隔离是必然会采用的措施，以进一步降低病毒的传播速度和感染率。
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控措施（如强制口罩令；限制公共聚集、关闭不必需的公共场所；公共场所限流，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公共场所，推行全面居家办公与线上网课……）。目前一些疫苗接种率高、医疗资源充裕的国家，则已解除了封控措施（其医疗资源也在此轮奥密克戎的冲击下经受了较为严峻的考验，其病例数现已逐步回落）。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国家，即便是最严格的封控，也没达到中国对部分风险区域或全城强制封控、足不出户的地步。
调整动辄大规模封城的“清零”政策，并非要求完全放松管控、解除所有管控。但每一种措施或不同的措施组合，分别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传播风险？医疗资源水平、疫苗接种水平、老龄化水平不同的省市地区，分别能承受什么水平的传播风险？这确实都需要具体的数据，来支持我们的公共讨论。
那在上海此轮疫情中，最受关注的便是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强制隔离问题。
许多人戏称，当前人们对新冠疫情的恐惧，并非对病毒的恐惧，而是被集中隔离的恐惧。
许多方舱医院生活条件简陋，隔离后生活和休息质量下降，还不如居家康复得更好；因为隔离，人们正常生活节奏被打乱，特别是有孩子、宠物需要照料的家庭，或需要被特殊照料的老人、病人、婴幼儿，隔离将带来更大不便。当前，上海落实“应转尽转”政策，强制要求高龄老人或病人转移，正激起舆论强烈反应（请大家帮我转发！求不要把我94岁的外婆拉去方舱！）。
与此同时，集中隔离成本高昂，从安置场所的征集、床位建设，到转运的人力、物力，再到集中隔离的治疗管理，都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让无症状、轻症感染者居家隔离，也能最大程度的避免医疗挤兑。
因此，这一主张成为此轮上海疫情中的巨大呼声。
而居家隔离带来两大顾虑：
顾虑一：无法阻断病毒传播。很多家庭的居住条件无法给感染者提供单独隔离环境，容易形成家庭内聚集传播；如果不采用强制居家的方式，很难避免居家者或家庭成员外出的情况，必然造成病毒外传；即便严格居家，病毒仍有一定概率通过通风口、下水道或垃圾传播（《钟南山团队最新研究：马桶会散播邻居家的新冠病毒》）。香港在居家隔离的情况下，有四成出现了家庭内传播，还有一小部分的楼内传播等情况。
顾虑二：难以及时监控病情发展，导致更多无症状变成有症状、轻症状变成重症状。
关于这两个顾虑，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
- 居家隔离所需要的基层管理成本对比集中隔离所需要的社会管理成本，究竟孰高孰低？——对此，我们尚未看到相对严谨的测算；
- 可否提供居家隔离和集中隔离的不同选项给感染者？如果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或对身体情况较为担忧，或客观评估存在风险因素的感染者，可允许选择或要求其集中隔离，而非一刀切强制转运（如在新加坡， 70 岁以上、孕妇、肾透析、既往有器官移植或者肿瘤治疗经历、最近半年有过住院经历的人群不管有没有症状，都不能自行选择居家隔离，一定要医生评估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医院观察还是居家隔离 ；
- 居家隔离可否通过额外措施尽可能防止病毒“出户”？如下水道处理 、不使用空调、社区保障物资不用下楼以及生活垃圾分开处理等；
- 能否促进民众对奥米克戎的科学认知，不将阳性邻居视为洪水猛兽，意识到大多数人可以自愈？
- 能否加大科普和普及日常护理常识、发放抗原检测或提供血氧检测支持等，开展电话随访，以尽可能为居家隔离者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监测？一旦病情发展，则按照分级诊疗要求，进入对应级别的医院就诊。
必须承认，相比集中隔离，居家隔离肯定存在更高的社区传播风险。我们可以采取手段尽可能压低此种风险，但无法完全消灭风险。在“清零”政策的逻辑下，是丝毫不可放任此种风险的存在，官方的用语是“不解决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进方舱的问题，医疗卫生三级网就无法为群众提供持续稳定的日常医疗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晓伟：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妥善管理、得到良好执行的居家隔离，导致社区传播的风险究竟有多大？我们的医疗系统能承受什么水平的社区传播？这恐怕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来支持论证。
而从许多国家的情况来看，也有居家隔离效果较好的案例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如新加坡为居家隔离制定了严密的措施，对不同人群进行分类管理，最大限度控制了社区传播风险。
3.结论
无论“清零”或“共存”的支持者，在讨论中国的医疗系统可否承受一定程度的病毒流行风险时，都需要更具体的数据来分析。而当政府部门主张必须强制转移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时，也应用数据和事实向公众论证这样做的社会成本是低于分散的居家隔离的。
最为重要的是，各地不能被动等病例出现然后“一封了之”，对疫苗三针（包括复必泰）的接种（特别是高龄老人接种）、特效药的储备问题、分诊制度和医疗资源缺口的检查和补充，应该有非常具体明确的时间表。
不然过了若干年，管理者永远用同样的理由——死亡人数过高、挤兑医疗资源等不断封城。无论是“共存”还是“清零”的支持者们应该共同推进政府出台并落实具体计划，发挥民间建言作用和监督力量。
我们可以做什么
疫情之下，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积极接种疫苗，了解科学知识，避免对病毒过度恐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1.就事论事，理性讨论
防疫政策，是一件关乎我们每个人利益的重大公共政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关注与讨论。但人们却很容易在这个议题上，陷入一些思维谬误。
第一个常见的谬误，即立场先行。也就是说，带着自己预设的立场，完全没有准备被说服，哪怕有时当事人对自己的立场都没有明确的认知。立场先行，会让人不去倾听，不去反思，难以与他人达成共识，最终甚至让社会走向撕裂。
与之相关的，是“贴标签”“扣帽子”。在这场讨论中，有的人的选择与民族情绪混淆在一起。既然自己是“爱国者”，自然要无条件支持“清零”；并为反对者贴上“叛徒”“不爱国”的标签。有的人担心老人、小孩的健康而支持“清零”，认为“共存”方完全不在乎弱势群体的生命健康。有的人因为自身生活受到影响而站在“共存”一方，又为支持“清零”者贴上“何不食肉糜”的标签。一旦这些标签贴上，讨论尚未开始，敌对情绪已经凸显。
有的人可能立场是“清零”，就不愿公允地去了解清零到底产生了怎样的代价，代价是不是被自己低估了，以及自己是不是高估了“清零”成功的可能性，高估了和病毒共存导致的死亡率；有的人可能立场是“共存”，便没有公允地去了解病毒可能会导致的死亡人数，以及提高特定人群疫苗接种比例会面临的种种困难。
拒绝立场先行，意味着要用开放的心态，倾听并平等地对待不同观点，慢慢意识到自己不是全知全能，可能有偏见，从而去获得更全面的信息。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阴谋论，例如“美国都撤离了上海领事馆，这轮疫情八成是美国人在上海投毒，完了就跑”“某某社区混进了一个间谍，不断在煽动情绪、挑事，自己又不肯说自己的单元住址”“这篇文章评论区还有英文留言，有话不敢说非要用英文，居心叵测，就想加速国家分裂”“发布求救信息，这不就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得到境外势力的支持了吧，敢不敢晒一下自己的银行存款”……
阴谋论，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揣测那些不同意见是出于某种阴谋，而最常见的阴谋就是西方国家想要分裂中国。把不同意见归为阴谋论，会掩盖真正的问题，会让无数需要被帮助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帮助，这种以“正义”为名的阴谋论，恰恰容易成为一种恶行。
我们应该拒绝相信阴谋论，可以要求持有阴谋论的人给出证据，指出阴谋论者批评的那些观点恰恰有合理之处。
拒绝这样一些思维谬误，审慎审视信息源，基于来自相对可靠的信息源且能够相互验证的事实信息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促成共识形成。理性的公共讨论，将是理性的公共决策的基础。
2.用法律捍卫个体权利
在疫情特殊时期，公民仍然保有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主要涉及自由、隐私、尊严、财产权等多个方面。一些人认为疫情当前，为了公共利益，个体权利均可让渡。但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观点时，必须要追问和思考，保障公共利益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最终，仍然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公民体面、自由、有尊严的生活。
在尊重、遵守合理的防疫政策的前提下，我们每一个公民也应该尽可能维护自己的权利，不以疫情为名侵害别人的权利，当别人维护自身权利时，更不应一味打击、冷嘲热讽。
1）捍卫自己的隐私和人格尊严
病毒感染者有不被歧视、不被侮辱诽谤、个人隐私不被泄露的权利（《传染病防治法》第12、16条；《民法典》第1024条）。除非必要的合理的防疫措施，病毒感染者作为病毒的受害者，不应遭受区别对待。
有的人以“担心复阳”为理由拒绝治疗结束的感染者返家，有的人对感染者的轨迹、动机、人品进行编造和谩骂，有的人泄露感染者的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等）。这些行为都侵犯了他人的基本权利，需要承担法律后果。受害者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保护自己。
2）捍卫自己的人身自由
公民的人身自由，只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由法律授权的合法机关才能够加以限制。
例如，封锁或封闭城市部分区域是省一级或者县级以上政府才有权作出的决定（《传染病防治法》第42、43条），但实践中一些更低层级的部门，甚至居委会，在上级已经取消封锁的情况下，仍在限制居民活动自由。对权力部门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可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第12条）。
又例如对被强制隔离治疗有异议的（例如认为数据误判自己被感染），当事人可以要求出示强制执行的书面决定、执法证，并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该充分听取；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其中成立的应当采纳（《行政强制法》第8、18、36条）。这篇律师意见，可供参考：《如果“警察”上门声称你核酸阳性带你隔离该怎么办？》
3）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
行政机关在疫情期间对公民的房屋征用、强制隔离，也需要符合法律的内容和程序，不得滥用权力。执法主体上也有限制，医护人员、居委会、物业等没有权力对他人执行身体或者财产上的强制，只有法定的行政机关（如公安）才有权限。
其中，房屋征用还要出于“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符合行政法的适当比例原则，还应提前合理的时间对被征用者书面催告，被征用者超期后仍不履行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才可以强制执行并出具书面决定。也不可以用停水、停电、停暖气等方式迫使对方履行（《传染病防治法》第45条、《行政强制法》第35、37、43条）。
3.积极参与互助
在此前和此轮疫情中，民间互助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疫情之下，当一切数据管理网络化后，独居老人非常容易被遗忘；残障人士、慢性病患者、孕妇等群体的一些特殊需求，也很难得到满足。针对这些脆弱群体的民间行动，在很大程度兜住了社会运转的底线。
由团长组织团购成为很多社区获得日常物资的主要方式。团长们要统计需求、收款登记、寻找和审核物资、消毒物品、组织分发等，工作量巨大，也承担一定的风险，但还是有越来越多人主动成为团长。
社区内个体间的互助、以物易物，也让资源被最大化利用，帮助某些人解决燃眉之急。来自上海的一则网帖分享了一个颇为温暖的故事：有人放了一箱可乐在大堂供邻居们自己拿，很多拿了可乐的邻居会放一些别的物品，最终小台子上放得满满当当。
你可以查看这些文章，了解民间互助的故事，《一场2500万人的抱团自救：走出至暗时刻》、《上海“自救”：一位上海社区“团长”的自述》、《31万上海独居老人，和帮助他们的年轻人》、《一个在线表格，写满了上海残障者的求救》 。
你可以查看民间发起的《老年人防疫指南1.0》 和《魔都防疫指南3.3》，其中包括求助、购物、法律和心理救助等渠道与资讯，也包括防疫、照顾宠物、老人、反诈骗等知识。
如果有药物需求，可以在《我来帮助你上海抗疫互助》上填写信息 。
无论你身处此轮疫情之下，或未来疫情降临你所在的城市，我们都鼓励读到此处的你成为团长、志愿者，为所在小区的弱势群体或有特殊需求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积极发声、行动，参与公共治理
1）面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大声疾呼
遭遇不合理的防疫政策，需要我们每个人积极发声，推动改变。
如上文所提到的被感染的婴幼儿单独隔离一事，正由于当事人家长以及其他关心此事的公民们的不断呼吁发声（《中国儿童友好社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惟彦的建议书》），这一政策很快被调整。
又如非新冠病患因等待核酸检测结果而无法获得及时救治一事，也是因为当事人家属们的自述引发舆论广发关注，最终推动政策调整。但实施效果目前仍有待观察。
需要强调的是，公民发声的权利受到宪法等各项法律保护，对于违法删帖等行为我们应该积极申诉。
只要不是歪曲和捏造事实，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宪法》第35、41条）。公民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发声，在违反法律法规和平台规范的情况下才可以删帖（《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15、16条；各平台运营规则）；对于不合理不合法的删帖，可以对平台提出申诉。
2）行使法律赋予的公民参与权，促进政府依法和公开行政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季卫东教授提出：“只要宣布疫区，就意味着增大行政裁量权。在运动时执法成为普遍现象时，更容易出现滥用强制力的现象。为了防止行政裁量权被滥用，需要逐步制定比较完备的操作细则，更重要的是应该进行充分的正当性论证并受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民主监控和问责……容许充分的舆论监督，以确保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 （《法学家季卫东：疫情防控政策的平衡度该如何把握？》）
例如，疫情中许多居民并不了解政府采取封控措施的标准——在什么情况下（如多少病例数）会触发何种程度的封控，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封控，从而难以对后续的生产和生活进行预期和安排。上海许多居民因为一开始收到通知说只封四天，没有做好囤菜的准备，造成后续的被动局面。而有的城市在出现数量不多的病例后就立刻升级防控，如封闭小区等，但封闭的期限或解封的标准却未明确。
封控的标准、标准制定的具体依据，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的“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此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主动向政府申请申请获取相关信息。（《条例》第19、27条）
公民主动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也能够推动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以及加强监督。在封城的措施之外，当地政府是否计划采取其他有效的预防疫情的措施，例如提高重点保护人群的疫苗接种率，准备特效药物，具体计划、时间表及实施情况如何，都应该进入公共视野。而抗疫中的大量政府采购（包括生活物资如菜肉是否符合质量，发放药物连花清瘟胶囊是否必要等），涉及的金额、项目和采购依据，也应该公开，以减少工作人员腐败发生的可能性。目前已有上海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推动防疫政策讨论和制定的透明化，需要更多的公民参与和呼吁。
结语
无论是“共存”还是“清零”，都会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
理性对话的前提，是看见彼此的理由，并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甄别来自他人的、甚至自己提供的信息的质量。
并理解，两难的选择确实经常出现，比如电车难题。
如果此刻选择共存中最极端的情况“躺平”，可能短时间内感染人数激增，虽然病死率接近流感，绝大多数人可以自愈，但仍有可能发生医疗挤兑，脆弱人群可能健康受损甚至失去生命。
如果追求“清零”，面对传播率极高的奥米克戎，上海不会是最后一个被封控的城市——我们将在长时间内此起彼伏地看到许多城市为了最大程度的保险，一出现少量甚至个别病例就大规模封控。而这带来的直接和长期的经济损失、精神压力，以及超额死亡（脆弱人群也可能面临健康威胁），同样是巨大的代价。
在这样一场争论中，也许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还有：
1.可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率的各种措施——疫苗（尤其老年人）的接种率和防护率的提高、特效药的储备、医疗资源在不均衡地区的补充——是否有具体目标和实施时间表？还是说如果没有实现0%死亡率的把握，只要奥米克戎不消失，就要永远以“医疗资源不均衡、脆弱人群接种率不足”的理由不断清零，而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这都需要政府提供更透明的信息和决策依据，给予社会各界和专家（不仅仅是医生）更开放的讨论空间，包括用科学的定量分析、数据模型等来实验、测算不同方案的利弊和可行性。而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的参与和督促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如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执行“动态清零”，那么如何确保防疫措施在必要的限度范围内，符合行政法的比例原则，而不是像某些城市动辄因零星病例封控全城，给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和不确定性？在已经被封控的城市中，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又如何得到保障？
当全社会持续地关注、理性地探讨，所有人就离自由和平安更近了一步。
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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