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下党刊物的思想交流之九 江林《读文件与思想反省》
录入者按：我录入了这个系列的若干文章，发现「自由主义」一词出现频率很高，本文也提到了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下，但凡不听上级指挥，违背上级指示，都算是「自由主义」作风了。衡量革命者的品格与作风的标准，仿佛只剩下「是否遵守上级的指示」。这种大帽子，很容易遮住基层革命者的眼睛，不利于他们深入融入阶级斗争进程。前不久看完了电影《太白山脉》，电影里面的某位南劳党干部说：「道党委不容置疑！」
李星按：本文作者看来是地下党的一个基层“领导”。本文是20世纪主流共产主义常见的自我反省，“纪律不够强，做工作粗枝大叶”。从作者举的几个例子来看，分别是：军事斗争的对象选错了，将错就错；上级交代的工作重心没落实，造成损失；地下活动不够警惕，被迫跑路；指挥他人有些生硬。这些问题有的是工作协调问题，有的源于个人状态无法时刻紧绷，但更多来自地下党的内部权力结构。看得出来，当地下党形成了权力大小不一的层级，官僚机关的特点就难以避免。上级发号施令，下级反感也得服从，同时，有时难以纠正错误决策，原因是“领导”们互相给面子。
作者承认问题的存在，而给出的答案是“自我反省、加强纪律”，也就是用组织手段解决地下党权力结构滋生的问题。有时加强纪律是管用的，比如强迫自己注意隐蔽，但有时未必管用，比如两个“领导”之间互相给面子，如何靠纪律解决？如何靠纪律让一个上级去体谅下级？谁来执行这样的纪律？靠其它的上级吗？那无外乎是阶级社会官僚机器的传统牵制手法。有人会说：靠“改造思想”啊！“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但脱离了阶级斗争的“自我革命”，也就与修身齐家那一套没啥区别了。而阶级斗争的深入，与层次分明的权力结构是不能兼容的……
读完『重印「左派幼稚病」前言』和『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之后，我曾经形式地把像党的纪律问题、与群众联系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和保障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三个条件，甚至于造成这些条件的特征等等，分门别类罗列起来，罗列完了，看过一次，想了一想。起初觉得：坚持党的铁的纪律这一点，我素来是遵守着的，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总是尽我的力量一心一意去做，没有为个人私欲歪曲过党的政策，也没有闹独立性的行动；说到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我更是没有放弃过机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我也知道目前在中国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更知道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与残酷的斗争才能成功的。对于保障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纪律的三个条件，第一、如上所说之外，组织要我到什么地方，搞什么职业，干什么工作，从来不推诿，而总是一口答应去做，在这里可以表现我对党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第二、如上所说，我从来未放弃领导群众组织群众行动的工作；第三、我是一贯遵照着党的政策和领导者的指示去做的，当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了。因此，我觉得这些文件是说给别人听的，与我无关！
然而，真的如我所想，那么，我应当是一个相当标准的工作者了，可是检查一下，又觉得距离标准还很远。关于这一点，在工作检讨上我们的领导人就曾经指出了我的工作，「一般地说，有成绩，但从整个客观发展形势来看却还不够」。接着他以「参加党的时间还短，工作经验不够」的话来鼓励和原谅我。但实际上，我进党的时间也有几年，又处在革命浪涛高涨的时代，能不能够以这种带鼓励性的原谅来自我陶醉呢？！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有毛病，还应该反省。
经过一番深切反省，发现自己在思想上存在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不但有浓厚的经验主义倾向，还背上教条主义的因袭重担；在行动上也存在自由主义的无纪律状态。
回想起来，我得承认自己从来是粗枝大叶地或者形式地从字面上去了解党的文件和上级指示地，绝没有做到细心研究它的精神实质，并和自己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常常是脑子里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碰中了得意洋洋，以为自己掌握住了党的策略路线，碰不中便归咎于客观环境太恶劣，或者埋怨条件还没有成熟。整天虽然这里找人谈话，那里开会，忙得不亦乐乎，但了解同志（或群众），处理问题，却并不是深入地观察和细心的分析研究之后，很有责任心的下决定的。因此，一切工作都是浮面好看而已。
我得承认自己还不能把握党的政策。有一回，一位兼负军事指导责任的同志向我说，他们的游击队就要出发进攻一个地主。我追问这个地主是不是和反动统治阶级勾结的土豪劣绅，而他的家里又存有武器？他的答复是：「都不是，只因为他家里存有很多现款，同志们想先搞点钱到手然后再寻找武器。」当时我觉得那种办法不对，理由是：第一、开首就以找钱为目的，观点不正确；第二、这样的地方，不是当前军事的唯一出击对象；第三、这样做，会使对反动统治不满的比较中立的地主与反动政权联合起来跟我们作对。这位同志懊悔地说：「命令已经下了，可怎么办呢？」看见他那种为难情形，又恐怕「朝令夕改」会影响下面同志减轻对他的威信，我便说：「既然下了命令，就让他们去干，下次可得注意。」后来，倒是他一再考虑，也觉得不好，终于下令停止。但现在想来，我自己那时的迁就态度，确有把革命事业当儿戏做人情的重大错误呀！
我得承认自己自由主义的作风还相当浓厚。记得有一个时期，上级慎重地向我提出学运的重要，指定我把工作的重心放到学运工作上去，而我竟然只是口里答应，实际上仍然把大部份时间和精力放到别的方面去了。等到工作受了损失，上级又严重地提出批评，我才把这种态度改变。还有另一个时期，由于我生活小节不检点，言语不留心，进步的书报随处丢，带着文件满街跑，组织曾为了我这样，特地开了二次会，希望促起我的警惕。我呢？当时似乎接受，过了不久又老毛病复发，有时为了一时的方便，还举出「要做事怕不了许多」的话来做借口。这样不久，结果几乎闹出大乱子，逼使自己不得不离开比较熟悉的工作地区，这种损失又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我就是自由主义，我就是忽视党的纪律。
我得承认，自己在工作上是主观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每要做一件事情，没有估计客观环境和同志的认识与能力，跟他们好好商量，而只凭自己的想法，叫他们这样那样去做。结果呢？同志们只是敷衍塞责了事，弄得必须做好又可能做好的事情也做不好。举个例子：有一回组织要我调动一位同志到另外一个地区去工作，我只简单地告诉这位同志，就是说要她去，而她却有点留恋都市生活，不想离开，于是我便给她一大串的严厉的责备，后来她是勉强的去了，对我却起了反应。当时我想，只要她去了，能够好好做事，对我个人的反应毫无问题。现在可明白，这种作风究竟是不对的，当时假如能够好好地说服她，她的工作就可能会有更大的成绩，消除误会倒是小事。
由此可知，党的文件的发表，正是为了教育我这样的人，我要更深入的反省，和更多的学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