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事先张扬的失败
北京果然寸土寸金,我在二环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二百块钱以下的旅店,在胡同的深处,隔音糟糕,空气中散发着潮气和霉味,椅子坐垫有大片的污渍,灯光像是蒙了层雾一般朦胧昏暗。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哐地一声惊醒,原来是头顶上方的一幅画框掉了下来,掉落在离我脑袋五厘米的位置。原来挂画的位置布满了絮状的灰尘,我这才留意到那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孤零零一座重檐歇山顶建筑,没有任何信息和署名。
从地铁站出来是上午十点,街上没什么人,这一片区没什么商业区和办公楼,地图上显示着各国的使馆,还有一大片绿色不知名建筑物,只能看到高高的红色围墙,骑自行车的老人在飘飞的黄白色槐花里穿行。
——我现在在家里写下这段话,才感觉那几天像是一场梦一样。又或者,过去的这几年也像是梦一样。
如果从寄出第一封简历开始算起,那么我求职的时间就有九个月了;如果从密集地开始考试面试开始算起,那也有五六个月了。
每一次,我的思绪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过程:在面试前,我一遍遍想象如果成功了会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就是成功了之后的心境;而下一秒,又会像已经失败了一样落寞地接受一切。我在这种分裂中甚至开始觉得或许真的有平行宇宙存在,所有的情况都已经发生了,我只是要选择活在哪一个时空里罢了。
而之后的经历大抵相似:失败之后,垂头丧气,默默回到住处,在路上一边看熙攘的人群一边偷偷哭泣,在彻底崩溃之前止住眼泪,然后某个时刻又重新自怨自艾起来。
五月份,也是几场较集中的面试均无下文之后,我百无聊赖地刷着网页,在YouTube上看到了方可成的vlog,吸引我的是它的名字,“历时半年多的求职全过程”。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最后一年,开始申请各个大学的教职,每一份申请的过程,他都会拍一个简短的小视频交代情况。当然,视频的最后是他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一个契合了他理想的位置。
我和小杨说,知道原来这么优秀的人也是会经历挫败的,莫名有种被治愈的感觉。
小杨说,能够分享自己失败的经历,一定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吧。
对,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会说出自己的失败,但这样的失败一定是以一个成功做结尾的。在得到之前,失败是只能一个人躲起来品尝的劣酒,不足为外人道。人为什么要分享自己的失败,是为了给他人鼓励吗?是为了突出那个最后的成功吗?是单纯的记录吗?我觉得都不是,是对失败的回溯让我发现,所有的失败其实都已经事先张扬了。
北京的这次笔面试,给我的心理冲击要大很多,一方面是找工作确实也已经找了很久,难免会有些着急;再则是之前的那些工作,只是“目前对于我是合适的选择”,它们基本上大同小异,,而这次的这个职位,是我(以为自己)真心想要得到的。
这种强烈的想要留下来的心情,可能和很多来北京的年轻人的心态相似。我一直觉得,年轻人对于北京的向往是一种虚荣,一种想要从边缘挤进中心的利己主义,以为自己只要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就自然占据了中心的话语。三年前的我是这样,现在的我还是这样。
我当然也可以将这样的心理套上一个较为文艺的外壳,比如早晨和傍晚的阵阵凉风,被风吹下的槐花落在我的帽子上,在景山公园上看到核心区大片低矮的红墙黑瓦,路边走着的蹒跚的老年人和随意的青年人……这些属于一个城市的意象,是我一贯以来说服自己或者说伪装自己的借口。
三年前的保研面试,也是在北京,经历了上午笔试下午面试的密集考核,但最终的结果是灰溜溜打道回府。看起来似乎是一场有退路的失败,而且保研面试嘛,一切总不会太糟糕,但我知道这件事对我的真实影响:雄心壮志破碎了,所有的傲气消失了,终于看清了自己几斤几两,(不夸张的说)生命下沉的开始。后来事实也确实证明,这三年过得浑浑噩噩,当然也可以闭上双眼对现状视若无睹,高高兴兴上课,开开心心发掘,写一些没有意义的文字,头脑愈加混乱。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这几年来最紧张的一次,结果越是非黑即白,人就越容易担惊受怕。
从那以后,我对于失败就很习以为常了。
我是七月初到家的,六月底离校后完成了两场考试,彼时心情还算轻松,在等待通知的时间里继续看别的招聘信息。后来有面试和其它一些考试在七月底进行,而到了七月下旬,可能由于在家待着的时间太长,我的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烦躁,郁闷,有时候一整天什么事情都不想做,躺了一下午后又滋生出对这种荒废时光的罪恶感。
七月底的面试非常糟糕,在还未出成绩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没有希望。回家的火车上,刚好听到了随机波动新的一期讨论狗屁工作,听完之后突然就释怀了,我现在找的这些工作,这些或者是因为专业学习的惯性,或者是待业状态下的急病乱投医,我真的喜欢吗?它们真的有价值吗?我真的要在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里沉沦吗?而最刺激到我的,是节目里提出的,人真的需要工作吗?
我们一直被教导着,要努力奋斗要艰苦朴素,努力刷题的目的是将来找一份好的工作,什么是好的工作呢,薪资高的,体面的,不需要出卖体力劳动的,而那些不工作者,就是流民是无所事事是游手好闲。人生被一个既定的框架规范好了,成年意味着你可以合法地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自己。人的前二十年,在成长和接受教育的阶段基本上处于索取的位置,向父母索取向这个社会索取,而得到总是要偿还,人生的后半段,是为这个社会付出,是创造和输出自己的价值。人就好像是一个容器,存储了以往的知识经验,在自己体内酝酿发酵,再倒出一些液体,而这些液体是美酒还是地沟油,就没那么重要了。
进考古所,进博物馆,都只是延续着某种惯性,我从根本上害怕变化,害怕所谓的七年学习付诸东流,害怕另外一些工作告诉我,这七年其实只是在浪费时光。我终于认清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软弱,在习惯了按计划行事的前二十年,一旦既定的轨道行不通,就会陷入到虚无之中。
前段时间读刘瑜的《比较政治学30讲》,书中谈论科举制,说科举制最核心的功能是对社会精英的驯服,“10000个人去参加考试,最后可能只录取100个人做官,但是科举的功能不仅仅是找到这一百个人,而是让那9900个人也加入这个游戏……这就是科举制的妙处,它把社会精英的能量都吸附到政治角逐当中,越靠近权力中心,就越被视为成功。”
我每每读到这种话,都会有想吐的感觉——这是罗曼·罗兰所说的“呕吐”,我要把我的那些固有认知和偏见,那些曾经加诸于我身上的谎言,通通从我的身体中倾倒出来,重新审视当下的现实。
我很容易被一种颠覆主流的说辞吸引,而我的生活又恰恰是较为主流的路线,小镇做题家,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又希望着能进入体制内。我确实对“做题”的这条线路有较为清晰的认知,也深知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建构,但是我无法轻易地摆脱过去几十年的身体经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所担忧的情况便是如此,当外在的评价体系消失了以后,人找不到自我衡量的尺度。我会有一份工作,但我会经历另一个意义上的失败,所以继续维持现状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我知道当下的痛苦来自于认清自己只是那9900个人中的一个的痛苦,来自于进入不了主流无法成功的痛苦,同时也是意义被撕裂,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无法弥合的痛苦。当然,还有一种,是对陷入这种本身无意义的痛苦之中的自己的鄙夷的痛苦。而当我进入这样一种境地,也就意味着,寻找出路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未来的生活会怎样,很可能拿着三千块的工资在偏远地区的县城孤独终老,在美好幸福生活和寻找人生意义方面都一败涂地,或者说,在明知它们并不存在的同时失去了继续寻找的决心。没有办法自洽的人生就是会不断怀疑自己,结婚生子被看作虚无,但跳脱了这个框架的人也并不必然独特、勇敢、有自我价值。
而我能做的,就是将这些写下来。写作成了莫比乌斯环上的一节,将我的自我拯救导向自我质询,再重复相反的过程。
而如齐泽克所说,匮乏才是欲望的真实对象,目标则是那个循环往复的,看着石头不断掉落下来而又不断将其推上去的过程。我为什么会在目的即将达到时感到焦虑,在每一次面试之前,我恐惧的是落榜吗,不,我恐惧的是如果成功,那么匮乏就会丧失。
成功这件事让我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失败,则是我熟悉的领域,我因为想象失败而找到了安全感。我知道西绪福斯是幸福的,因为他一生所做之事就是不断地推石头上山,他不用去跋涉别的山头,不用去面临石头终于被推上山顶后的其它存在问题,他非常笃定,也非常安全。
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承认生命就是没有意义,承认我们所追寻的就是虚无,承认工作只是糊口的工具,承认自己会过上被嫌弃的一生,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但活着需要有虚假的幻想去支撑,活着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并不那么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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