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什么那么容易分裂？

孙文逝世产生权力真空

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成立以来，其组织与党员成分就相当复杂，尤其在孙中山宣布实行三大政策后，党内左、中、右派系日益明显。孙中山刚一逝世，党内右派团体就首次公然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此时广东的局面正如《中国国民党史》所载：“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在党内形成绝对权威，然而，孙中山忽视了对接班人的培养，尽管他拥有不少卓越的助手。因此，绝对权威的忽然丧失，国民党内便出现了权力真空，一时很难找出一位深孚众望的领袖。”

孙中山北上前让胡汉民出任代理大元帅之职，但胡在党内的影响力远不及孙中山，孙在世时，他可以理所当然的以助手身份暂时控制局面，孙中山一旦逝世，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马上受到挑战。胡汉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关系，所以在孙中山病危时他就对廖仲恺等人说：“大元帅职权，兄弟实不当再行代理，最好能将大元帅府根本改组为政府，并采用委员制，使本党同志，能有共同负责的机会。”

胡汉民改组政府的提议得到众人认同，但不久后即传来孙中山逝世消息，国逢大丧，改组之事也被谭延闿以“大局未定，不便立即进行”为由搁置了。不久后，黄埔党军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之役中取得胜利，广州革命策源地得到巩固，此事又再一次被提上议程。1925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的决定，改组后的政府实行委员合议制。同时规定“政府的方针必须由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做出决定后再以政府名义执行”。也就是国民政府“以党治国”的原则。在组织形式上，胡汉民在公布的改组方案中为国民政府规定了中央、省、市三级机构。中央一级的机构具体有“设国民政府，掌握全国政务；设军事委员会，掌握全国军务；设监察部，监察政府各级机关官吏之行动及考核款务；设惩吏院，惩罚贪污不法及不服从政府命令的官吏”。

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开府典礼在广州第三公园举行，宣告正式成立。参加第一次会议的国民政府委员共有16人，会议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谭延闿、胡汉民、林森为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由汪精卫担任，此外特任胡汉民为外交部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部长、徐谦为大理院长兼司法行政事务。同时聘任来自苏联的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7月3日，国民政府成立了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军委会于8月26日决议，废除以省命名的粤、湘、滇等军事番号，并将之前的党军、建国军等番号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宁汉对峙：国民政府第一次大裂变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并不能根本解决国民党内日益分化严重的问题。即使是黄埔军校中，也有以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学员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学员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相互对立的学生团体。仅在政府改组一个月后，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被刺身亡。此前，以左派面貌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也都被列为暗杀对象，蒋介石更是两次险遭刺杀。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典礼。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蒋介石、萧佛成、邓泽如、吴稚晖、伍朝枢、胡汉民、王宠惠

“廖案”打破了后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内汪、廖、胡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久后胡汉民因涉嫌“廖案”被迫出洋，国民党左右派各失一首，反而造成蒋介石的迅速崛起。1925年11月23日，邹鲁、谢持等右派元老组成“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1926年初，蒋介石将谢持与邹鲁永远开除党籍，其余人等则分别处以书面警告和“促其猛省，不可再误”的训令，党内的第一次分裂危机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仅仅过了两个月，广州又发生了疑云丛丛的“中山舰事件”，尽管事态没有扩大，但整个长洲岛上已是风声鹤唳，国民党内（当时的共产党员也在国民党中）的意识形态之争已向着不可调和的方向发展，而这种矛盾终于在之后的北伐烽火中爆发，造成宁汉两府对立的大裂变。

1926年7月，蒋介石发表北伐总动员令，宣告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几个月就打垮了吴佩孚率领的北洋军，并于当年10月攻占武汉三镇。10月1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正式讨论迁都事宜。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到武汉。当年年底广州国民政府停止工作，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2月21日正式办公。

就在国民政府已决定迁都武汉时，蒋介石却在1927年1月3日召开会议，提出国民政府应迁往南昌，他的理由是“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自己是国家的首领，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仗。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了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会后，他发出通电，“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

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强留在南昌的通电引起党内很多人的不满，即使是对武汉政府素无好感的李宗仁也说“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他认为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的理由是驻汉部队非蒋的嫡系，不便于他控制中央。汉方对迁都南昌之事的反对态度更是坚决如铁，完全不理会蒋介石造成的“中央”已在南昌办公的“事实”，坚决要求在赣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赴汉办公。由于当时孙传芳势力尚未肃清，江西局势也不稳定，蒋介石只好屈服于武汉政府。

这种屈服是暂时的，因为手握军权的蒋介石早已实际脱离汉方的掌控，待北伐军攻克上海后，他马上于4月12日发动了血腥“清党”，即“四一二政变”。“清党”的第一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员，同时，诸多国民党左派以及左倾人士也被殃及，仅在“清党通电”发布的两三天内，上海就有10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300多人被杀害，白色恐怖笼罩淞沪。从国民党本身的角度来说，这次政变“固然打击了它的对手中国共产党，但与此同时，国民党本身也因此失去了大批精英”，并造成许多浑水摸鱼之辈混入国民党，这些人使党内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发生大幅度下降。白崇禧后来也沈痛地说：“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使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

对于国民党而言，“四一二政变”造成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决裂。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在南京组建政府，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蒋介石等为国民政府委员；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庆祝典礼，宣告成立，并于同日开始办公。此时，北京的北洋政府犹在，南方的国民党阵营中却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这次两府对峙也成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分裂。

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前一天，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布坚决的“讨蒋”命令：“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工会兴起轰轰烈烈的“讨蒋”风潮，武汉大街小巷更是贴满了“打倒蒋介石”“镇压反革命”等标语。宁汉分裂导致北伐暂时停止，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有两种声音，一是东征讨蒋，一是继续北伐，最后北伐派占了上风，武汉政府于4月19日举行第二次北伐的誓师典礼。与此同时，5月21日在长沙发生的“马日事变”也表明了武汉的汪精卫逐渐转向反共，加上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强烈要求分共，汪精卫最终发动“七一五政变”，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解决了共产党的问题后，宁汉双方在各路实力派的斡旋下开始和谈，汉方对政府合并开出的条件就是蒋介石必须下野。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并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合并的条件皆已成熟，此时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的“西山会议派”也加入会谈。三方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也被否定，汪精卫于9月13日通电下野。宁、汉、沪三方的国民党中央在9月16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重归统一，史称“宁汉合流”。

北平、广州、福建相继另立中央

“宁汉分裂”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即有实力反对中央者可自行另立政府。尽管蒋介石在下野后不久，即借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复出，并领导完成二次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但在北伐完成后的短短几年内，实力派另立中央政府的事正如梦魇一般困扰着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

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嫡系与杂牌，中央与地方之分，造成这种现象也并非是有人刻意为之，而是国民革命军本身就是一支有联军性质的部队。在北伐过程中，如冯玉祥、阎锡山这类改旗易帜的军阀部队名义上虽属国民革命军番号，但实际控制权依然在军阀手里。等到北伐成功，作为共同打击目标的北洋政府覆灭后，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就会表露无遗。具体的表现有蒋桂战争、蒋唐战争和中原大战。

在被称为国民党内部实力派终极角逐的中原大战期间，各路反蒋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会议中居主导、支配地位的是晋系实力派人物阎锡山。这次会议以“民主政治为标榜，宣称要在党内国内恢复民主制度，推翻蒋介石的独裁专制”。1930年9月1日，扩大会议公布《国民政府大纲》，宣布北平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于9月9日宣誓任政府主席。北平国民政府的《大纲》中“强调以党治国，但不得以党代政”；规定“以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和部长联席会议行使国家统治权，从制度上防止独裁的重演”。这些特色既标榜了自己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也对反蒋派极富煽惑力。

反蒋联军在军事上连连失利，北平政府的主要人员也从北平撤到了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他们还是继续开会制定约法。蒋介石的死对头汪精卫此刻再次走上前台，于当年10月底主持最后一次扩大会议，并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草案》。虽然表面工程做得很到位，但毕竟扩大会议和阎记国民政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以中原大战紧紧相连，随着反蒋联军在战争中失败，北平国民政府也就匆匆结束了它短暂的历史。

北方的中原大战刚刚结束，南方的分裂又起。1931年5月27日，国民党内的元老派、再造派、汪派、西山会议派及两广军人齐集广州，宣布效法1917年孙中山在穗召开非常国会之例，“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这一次反蒋风波是因同年2月28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引起的。胡被软禁后，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提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并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大大提高。蒋介石总揽大权，使胡蒋两派的矛盾公开化，各路反蒋派重新组合，国民党再度面临分裂。

1931年5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史称“宁粤分裂”。广州政府主席之职还是由蒋介石的老对手汪精卫担任。汪精卫就职后，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称为“伪政府”，并在发布的《国民政府否认南京伪政府宣言》中称，“与迷信武力统一中央集权之蒋中正及其个人独裁下之南京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本党所赋蒋氏之职权，应即撤销，其国府主席之资格，已经不复存在”。6月12日，两广举行誓师大会，决定出兵“北伐讨蒋”。眼看一场内战不可避免，但当时正陷于“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无法分身，只能一面派兵围堵控制事态，一面做出和平统一的姿态。宁粤双方就这样对峙相持了几个月，直到同年9月，东北风云突变，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内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宁粤分裂的问题被推到不得不解决的地步。蒋介石在此时率先发起和平攻势，号召双方停战议和，共赴国难。双方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一系列谈判后，还是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达成协议，并取消广州国民政府。

与宁汉合并时的情形一样，蒋介石下野后没过多久便又复出。宁粤合并也不能根本解决党内派系林立的问题。而当时的中国，第一次国共内战还在进行，侵华日军的步伐又步步紧逼，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裂变终于又在东南发生。1933年11月，以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为主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福州建立反蒋政权，史称“福建事变”（闽变）。这次事变与宁汉分裂、宁粤分裂的性质都不同，因为福建政权直接抛弃了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所有“旗帜”，另建国号为“中华共和国”，政府称为“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军改番号为“人民革命军”。政府以“抗日反蒋”为主旨。同时，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等8人联名致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共同组织“生产人民党”。这次闽变很快被蒋介石平定，建立仅历时53天“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亦随之烟消云散。

分裂“常客”汪精卫最终跨越底线

在另立中央政府现象此起彼伏的20世纪30年代，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中国各派势力的角逐，并准备随时插足染指。这双眼睛来自日本昭和军阀。在“中国一击论”出现以前，日本对华的主要政策还是以“蚕食”为主，其主要手段便是利用中国各派势力相互博弈，继而从中分化，逐步占领。在日本人眼中，国民党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革命党，与之前的军阀有很大不同，所以日军最初的算盘是扶持北洋旧人来制衡国民政府，但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北洋政要都先后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日军只能拉拢到殷汝耕、张敬尧这些不入流的小人物。

卢沟桥事变前，欲图染指华北的日军就利用汉奸殷汝耕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但这个政府影响太小，故而连“国旗”“国徽”等政权象征都不敢设。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本以为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国即会屈服，没想到国民政府迁入重庆后依然顽强抵抗，日本陷入战争泥潭。气急败坏的近卫内阁索性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则就是关闭了和谈之门，国府的抗日部队也被日方称为“重庆军”。与此同时，日军又先后扶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等伪政权，这些政权打出北洋时代的五色旗作为“国旗”，妄图窃据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但因其首脑都是梁鸿志、王克敏等不入流的货色，影响力根本无法达到日本人的预期。

1938年10月11日，日军大举进攻广州、武汉之际，汪精卫向海通社记者发表了“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的发言，这等于向日方公开了国民党内部主战、主和派之分歧，同时也放出求和信息。10月21日，广州沦陷之日，汪精卫又在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声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条件而定⋯⋯”这无疑是更为露骨的一次求和信号。日军对于汪精卫的态度非常重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11月3日发表《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政府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拒绝。”日方制定了诱降汪精卫，以汪代蒋的计划。

诱降攻势展开后，汪精卫非常配合，很快派人与日方代表进行一系列会谈，并签署臭名昭著的《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其中就有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有优先权、承认日本以“特殊的方便”利用华北资源等卖国条款。从1927年以来，国民政府的每次分裂都有汪精卫的影子，但这一次汪精卫准备在日本的扶植下再一次另立“中央”，显然已经跨越了底线。按照汪精卫的最初算盘，是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号召西南军阀拥护其在川、滇地区建立亲日政权。但他在1938年12月30日发出投敌“艳电”后，起初他预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陈济棠、龙云、何健、张发奎等人纷纷发电声讨，“指斥汪精卫为民族罪人”。汪精卫在西南搞分裂的企图成了泡影，这意味着他只能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建立政权，而他与日方所谓的“谈判筹码”也就大打折扣了。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参与多次分裂的汪精卫最终跨越底线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所谓的“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发表《和平建国十大政纲》，正式成立汪记“国民政府”。他的“和平运动”搞到最后只在一个问题上赢得日方让步，那就是新政府“国旗”的问题。起初日方是希望他的政府使用民国初年的五色旗作为“国旗”，但汪精卫坚持要用孙中山生前所订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方最初以此旗是重庆国民政府的国旗，战场不易分辨为由反对，但汪精卫却在这一问题上坚决不让步，最终取得日本人同意，但他们要求在国旗上方附一条黄色丝带，上绣“和平、建国、反共”字样，以此和重庆政府区分。英国学者拉纳·米特在其著作《被遗忘的盟友》中评述汪精卫此举动机：“汪精卫认为他的政府是真正的国民政府之延续，蒋介石已与共产党结盟，背弃了革命。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可以一圆汪精卫十三年来之梦——当年北伐时蒋介石从他手中夺走权柄，现在他终于可以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

一面“国旗”既不能让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夺得正统之位，也不能洗清他失节附逆的污点。相反，随着汪本人于1944年在日本病死和1945年日本投降，他的汪伪政权也随之灰飞烟灭。他与他的伪“国民政府”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结束了他7年的陪都岁月，但国内的局势与党内的乱象并不能使他安心。1948年5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改制为总统府，历史上几分几合的国民政府走入历史。不过，政府的改组也没能挽救这个政权在大陆的崩溃。

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逐渐失去优势，内部也多次出现分歧，如李宗仁等此前多次夺权失败的反蒋派又再次活跃起来。就在败退台湾的前夕，国府还上演了一出“桂系逼宫”的大戏。此外，由国民党内的左派、民主派人士筹建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团体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阵线，他们于1948年合并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后留在大陆参与建国，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