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群山有灵且隐
看久保田博二的《中国风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摄影集，展现着一个远去的中国，朴素的人和风景，显影在胶片浓郁的色彩之上。
摄影师游历大江南北，捕捉着每座城市的独特气质，杭州的照片拍摄于灵隐寺，并非那个标志性的被樟树粗壮倾斜的枝干遮掩的山门，也非雄伟的以美国红松筑造而成的大雄宝殿，而是寺前的香炉，前景是蜡烛架上窜动的火苗，主体是画面下方表情凝重口中若有呢喃的信徒。许是刚下过一场雨，大部分人穿着雨衣，香火焚烧的烟雾升腾到湿漉漉的林间，天色暝朦的时刻，暗夜的幽冥还在空气中若有若无地徘徊。
这些信徒中百分之九十是女性，好像无论在何时何地，女性都是朝拜信奉的主体，家中的龛像是她们生活里的慰藉，而烧香还愿则是难得的参与一场盛大宴会的机会，走出家门，和姐妹同行，从星罗棋布的村庄中出发，不约而同地涌向信仰的中心。杭州的香市，一般在一月底二月初，在春天到来之前，地里的农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上香的规模是如此庞大，以至于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后，还有专列运送她们来杭州进香。
烧香要赶大早。不知道是不是这敬第一支香的传统，影响了杭州人的生活作息，他们总是起得极早，“每日交四更，诸山寺观已鸣钟，庵舍行者头陀，打铁板儿或木鱼儿沿街报晓，各分地方。”旧时的人打扫庭厨，用熹微的天光指引身体的节律，今日的人醉倒在西湖边，就着早已不可见的星光做自己的清梦。
佛国的旧影，要往前溯源很久。
唐末动乱，南方诸政权割地自踞，不同于北方以中原为核心，各政权轰轰烈烈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南方的十国倒大都保持了相安无事，大部分时间里，只在自己的领地内开拓经营。政治上的“躺平”是对权力的漠然，到了生息经济上，东南一带似乎天然带着奋斗的基因，筑城、垦殖、修海塘，积极拓展海上商贸，史家将吴越钱氏的这段开拓性的治理称为“保境安民”。
国境是保住了，民众是否真的安宁倒不清楚；吴越每年要向北宋进贡数不清的金银财宝，总归是不小的经济压力，钱氏坐稳皇位后，与北边的吴国、南边的闽国均有交战，还要大兴土木，修建城池、宫殿和寺庙，这个时候的老百姓们，能够享受到的，可能也就是免受战火纷扰的一份安宁。
吴越的奉佛传统，来自于唐朝整体的社会风气，也根植于江南悠久的释教文化；彼时，后周世宗正在全国施行灭佛政策，废止佛寺，迫害僧团，对于吴越来说，北方盛行的末法时代的惊惧情绪，反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彰显政治合法性的机会。
从钱镠到钱俶，皇室们将目光转向了历史深处，临安继承了建康的“四百八十寺”，迎四明山阿育王舍利塔和南朝高僧士大傅之佛骨，铸四万八千座舍利塔，印《寶篋印陀羅尼經》，钱俶将自己塑造成了阿育王式的“转轮圣王”，延续了佛教初行时的正统，构筑着一个满城伽蓝的众香佛国。还要依靠道教的斋醮仪式进行投龙活动，祈求风调雨顺，国境安宁。
可以想象，彼时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日常生活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朝拜和供奉；吴越国的神圣地域，从以南边凤凰山为中心的子城，蔓延到西湖的群山之间。
在中古时期，《法华经》的地位非常重要，为释迦牟尼佛一代教法的总结；隋代释智顗（智者大师）开创天台宗，将《法华经》推升至所有经典中的最高位置；钱俶曾亲自用金泥撰写经文，散施到全国各地的寺院中。其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带来了观音信仰的流行，《药王菩萨本事品》与《普贤菩萨劝发品》则揭示了弥陀净土和兜率净土的修学。
于是，以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构成的体现净土思想的“西方三圣”在吴越时期随处可见，圣果寺、慈云岭、净慈寺、飞来峰，石佛院……从南到北，群山间崖壁露出的地方都被凿刻了佛的形象；石佛院造像中，位于三圣一侧的，还有端坐修行的智者大师；而慈云岭造像中，主龛左侧眉目低垂的地藏菩萨及其周围的“六道轮回”，则更直接地表达了往生之思想。
实际上，这些造像在当时都有寺庙与之适配，但一千年过去，寺庙早已倾圮湮灭；和朋友登凤凰山寻圣果寺造像的时候，发现整个造像及周边的山路都被围栏围住，造像前的地界是个发掘工地，而山腰的位置正在新建一座寺庙，非常新的立柱和檐角，不知是不是想复原圣果寺原来的样子。
从五代到南宋，神圣宗教和世俗景观日益融合。钱镠将南边凤凰山麓的州城和北边宝石山麓的钱唐县城纳为一体，修建起两头宽中间窄的“腰鼓城”；南宋依然以凤凰山为皇城，但高宗又在今天的清河坊对面另立德寿宫，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居高临下，远离百姓，一个深入市井，尽享繁华。
完全是现代旅游城市的商业街模式，只不过河坊街成功地吸引了所有地外地游客，临近的南宋御街却总有些尴尬，本身带着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商业模式却并没有被打造起来。但仍然喜欢去那一片溜达，大马弄里的葱包烩，可能是因为临近太庙，总觉得是真的来自宋代的葱包烩，沿街菜摊上腌制的腊鸭辣鸡，形态各异的鱼干，还有油墩子、炸鱼这些小吃，是所谓的“地方风物”。并不长的街道，因为还没有被商业地产的开发模式侵扰，故而保留了原来的居民，以及生活习惯。大井巷、十五奎巷这些地方，总是能寻一处僻静的小道，一个转身，就走到山里去了；人群的熙攘声逐渐模糊，被山间的鸟鸣和树叶的悉簌取代，直至走到山顶的城隍庙，世界重新热闹起来。
此时的佛教，逐渐有了世俗化的倾向，无论是白衣观音，还是大肚弥勒，神佛融入了市井的趣味，变得亲切和蔼起来。
观音像有很多，飞来峰33龛和烟霞洞持杨柳和净瓶的观音，自唐代以来就非常流行；飞来峰92龛的融合了中国山水画的水月观音，亦在宋代无比兴盛；白衣观音是则吴越国首创的观音形象，在烟霞洞入口处，与另一侧杨柳观音相对而立，身姿微曲，披风搭于宝冠之上，与整个外衣形成一体，双手交叉再腰腹间，并盈盈握住一串佛珠。观音形象自此走入人间，在两宋时期逐渐扩散到整个江南。
冷泉溪第45龛和68龛的大肚弥勒造像，大概是每一个参观飞来峰的游客必打卡处，这个大腹便便的形象，看起来不太庄严神圣，仿佛只适合出现在年画中。布袋和尚的传说来源于吴越国时期的明州（宁波），疯癫又自在的布袋和尚，在去世时才透露自己原是弥勒化身，北宋以来，汉地造像逐渐以布袋和尚取代原来的天冠弥勒佛。
和南宋时期流行起来的济公一样，布袋和尚不再是苦修、严肃的僧侣形象，而是用诙谐、痴癫、反常的行为，传授佛教的义理，帮助民众解决问题。很像是西方基督教里的“愚圣”，当常规的反叛必遭打压的时候，正义但疯癫的人出现了，他们以痴傻的口吻说出真理，但又因本身的痴傻而无需承担责任——这又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情绪呢？
而飞来峰的大肚弥勒造像，精彩处还远不止于此。
第68龛中，大肚弥勒四周围绕着18尊罗汉，根据庆友所撰，玄奘所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十六罗汉是现在佛释迦与未来佛弥勒之间的中介人物；九世纪，东晋僧人竹昙猷度过天台石桥，见到圣寺神僧的传说逐渐流行，此后罗汉信仰风靡全国；吴越后期，在十六罗汉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位，以迎合汉文化中数字十八的吉祥寓意，形成十八罗汉的造型；这新增的二位，并没有相应的经典作为依据，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晚唐五代时期开始出现的五百罗汉，又是罗汉信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放眼杭州，罗汉之形象随处可见，并且总是开风气之先。
石龙院的十六罗汉造像，吴越广顺三年（953）开凿的烟霞洞十八罗汉造像，吴越开运元年（944）始凿的石屋洞罗汉造像群，均是我国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之题材的先声。实际上，罗汉信仰信仰之流行，离不开吴越和宋初皇帝对天台罗汉信仰的扶持。吴越国钱氏连年供养平田寺和福田寺罗汉，并在方广寺建造五百罗汉，宋太宗也下令建立罗汉五百六十身，奉于天台寿昌寺。此外，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有资产的商人在供养僧众捐助造像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再次说回到飞来峰，68龛造像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布袋和尚＋十八罗汉的造型，回传到了藏地，成为藏传佛教中十六罗汉＋达摩多罗＋和尚的艺术呈现方式。从西夏远道而来的藏传佛教艺术，在旧朝的都城扎根，留下了飞来峰这处奇特的造像群。
飞来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太熟悉了，即便不是佛教艺术的爱好者，也会隔着溪水，看一眼对岸标志性的弥勒像，更别说理工塔旁边的文殊菩萨造像（黄财神），作为大部分旅游团参观的第一站，双脚已经因为过多的抚摸而光滑透亮。
经青林洞，到玉乳洞，穿越一线天，来到冷泉溪前，元代的造像便来到眼前，这些造像多雕凿在山体的石壁上，每一尊造像都待在一个方形的小窟龛里，偶尔佛像的双脚踏出窟龛，像钻出画框来到了现实世界。
新的政权带来了迥异的艺术风格，它不是东南佛国的延续，恰恰相反，它是对后者的颠覆和改造。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江南，是流放犯人的偏远之地，是需要严加管控的潜在威胁，是需要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掌控的前朝旧都。西夏的僧人杨琏真伽被派遣到江南，任释教总督，开山辟林，仅用十年时间，便完成了石窟的开凿。
于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净土思想中的西方三圣变成了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和金刚手菩萨的组合；释迦摩尼手持八辐轮，身侧刻八字梵文的消灾咒和总持咒；观音中出现了四臂观音、狮子吼观音、相像金刚观音和金刚勇识观音；不同形式的度母肢体曼妙清丽，山顶一龛顶尊胜佛母九尊坛城是密教典籍进入中原后对佛教图像的更新，曾在西夏广泛流行；护法神则出现了布禄金刚、多闻天王以及大成就者……四肢张扬，虽不似忿怒相那般惊怖骇人，却也和汉式的柔和静止大异其趣。
杨琏真伽当时就住在永福寺里，主持着造像的开凿事宜。杨必然是一个张扬自满的人，如果说发前朝帝陵还有代蒙元皇室背锅的意思，那将自己的形象与神佛塑造在同一座山上，那是只有极度自大的人才干得出来了，73龛便是杨琏真伽本人的造像，左右站立着胁侍闽僧闻、炎僧泽。
同时他还大力支持白云宗，白云宗为宋徽宗时创建，宋代在浙西民间传播但屡遭禁止；元代，以杨琏真伽为首的西夏移民在杭州活动，他们加入白云宗，借此推行藏传佛教。并刊造了《普宁藏》（余杭南山普宁寺为白云宗的主庙），在残本《普宁藏》中，还能看到西夏听法僧“总统永福大师”的形象，是至今保存完整的唯一的杨琏真伽肖像。
强行的融合总会带来抵抗，杨琏真伽在江南士人百姓中的风评并不好，他为自己凿刻的造像，也难逃“斩首”的命运。有意思的是，明代张岱游览飞来峰时，也曾要为宋代宗室张命，于是怒砍“妖僧”头像，结果他自己认错了造像，错将大成就者密里瓦巴的头部毁坏。
到了明清，神灵成为了故事和话本中的主角，山川幻化成的白蛇要到繁华的城市里寻觅世俗生活，却遭到禅僧的阻隔，市井里看病卖药的医生，最后考取了状元的儿子——这些题材之组合，可堪玩味。
那些来自千百年前的佛的塑像，如今作为文保单位被围栏遮挡，立一块国保或省保的碑刻和几个时时监控的摄像头；烧了几百年的香火如今因“保护”而断灭，但心中的虔敬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曾在慈云岭造像前看到放置在树叶上燃烧的小小火烛，卑微地堆积在角落里，也不知道是何人，抱着怎样得心态，在这里焚香祈祷，但又惧于世俗的力量。
万物有灵的时代，一树一石皆可朝拜。群山间每一处露出山体的石头，以及或深或浅的山洞前，都摆放着瓷质的佛像，有贡品陈列其间，泛着墨绿色的石头上，还能见到或久远或晚近的刻文。曾经香火之盛，大概可以想象。
而当树木在这片土地上被重新种植后，当时的人大概也没有想到，南国的水热会如此迅猛，枝叶勾连，野草丛生，城市的郊区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花园，遮天蔽日地在高楼旁边创造出了无人之境。柴木充沛，便要小心火烛，这些自发的朝拜旁边，大多立着一张告示，“禁止烧香”，和“禁止挖笋”一样，宣告着官方对景观的控制。香炉仍在，但只留存了象征意义，或有不甘心的信众，仍然将未点燃的香烛放在那里，是一次抵抗的小小胜利。
有时候觉得，这些山林，不管是吴山、凤凰山还是玉皇山，或者别的什么山，都是神隐之地。那日在吴山寻觅石佛院造像，明明山林并不深，走着走着，却也有了与世隔绝之感。茂密的树林遮挡了天光，湿滑的石阶显得绿意幽然，周身已见不到其它的行人， 走过一个转角，一只猫坐在石台上，听闻我的脚步声，款款回头，在我走到她身边时，轻盈跃下，像这山林雾气幻化而成的精灵。
千百年来供奉的人群踏出了进山的古道，养活了寺庙以及分布在寺庙周围的店铺和商贩，重塑并加深了“佛国”的说法，带动了如今以灵隐寺和法喜寺为代表的打卡式旅游。万物有灵的时代，人们相信对佛的虔心能够保佑他们以及他们的族人健康顺遂，而后来山川易主，神灵被赶走，曾经稳定循环的四季节令在气候剧变下已然失序，覆巢之下，所谓的命运也在汹涌的潜流中被击得粉碎；人们开始重新呼唤神灵，财富之神，情感之神，事业之神，消费之神。
宋时的地理学家就已经为这方风土下了简单粗暴的定义：“敏柔而慧，善于图利”；诚如谢和耐所说，“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似乎是被某种潜在的未曾言明的对于宇宙可能失序的忧虑所统治的……各种祭祀仪式期望避免这些现象，恰恰昭示了反常的灾异。”
而我们，不是已经活在一个失序的时代了吗？
参考文献
江南藏传佛教艺术：杭州飞来峰石刻造像研究 谢继胜 / 中国藏学出版社
中古的社邑与信仰 刘淑芬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石窟简史 常青 / 浙江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