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 中国移动通信的先行者
父亲成长于书香门第。祖父自日本留学回国后,从事农学教育。专长于柑橘种植、茶叶栽培和造园学。曾任中国茶叶研究所所长和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之一。
父亲小学毕业后,即随祖父到上海、福建邵武、永安等地辗转求学(时当抗战,因日寇入侵,学校不断流亡)。毕业时全省会考第一,入厦门大学电机系。又随家搬迁转入浙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来经国务院调令调入军事院校,长期从事通信工程的教育和科研。
父亲为人耿介,坦荡, 不喜奉迎。在通信研究所担任总工程师时,常和不懂技术,瞎指挥,专会吹牛拍马的所长顶牛。父亲这样的性格,不太适合军队这样的长官意志和政治挂帅的环境。也许在其他合适的地方,他能有更高的成就。父亲经历过中共的审干、镇反,三反五反等各次政治运动。每次运动像父亲这样的知识份子都要交代问题,审查评议过关。57年反右父亲本来也是预定目标,由于去探视父母休假一个月,错过了鸣放时期,躲过了右派帽子。59年拔白旗运动,父亲又成为目标。一间教室里挂满了大字报,学生们把辩论会开成了围攻批判会。文革时,父亲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家里窗下也贴上了标语和大字报。其中一条罪状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说父亲反对每节课不管相关不相关,都要引用几条毛语录。军队院校的红卫兵来抄家,他们把我家的书扔了一院子,还抄走了一些书和笔记本。临走时一脚把碗柜踹倒,轰然一声巨响,柜里的瓷器都粉碎了。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父亲也被揪了出来,罪名是特务,证据却莫须有。父亲被关进牛棚,写交代材料并监督劳动。每天早晚集合在操场上向毛主席低头请罪。一次在校园遭遇父亲,看见被撕去领章帽徽的父亲在押解下推车,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屈辱。三个月后,经过内查外调,弄清了真相,父亲被解放。这时才知道起因是父亲参加过国民政府的一次考试,但半途主动放弃了。文革中有人检举父亲参加了中统的技术人员招收考试。
父亲喜欢读书。每月工资的10%都用于买书。客厅z两个书柜和一个大书架,都排满了书。主要是专业书,有很多是英文的。而文艺作品和其他杂书,都装在箱子里和麻袋里。文革时破四旧,父亲挑出了一些书,让我在柴灶下烧饭时烧掉。尽管烧得烧,交得交,家里仍剩下四木箱再加三麻袋的书。记得小时候最激动的事就是我和我哥趁大人不在时,卯足力气,把死沉的书箱抬下来,在陈旧的书味中,寻找有趣的书。我的中国古典文学启蒙就是这时完成的。木箱里还收藏了很多文革前的文艺杂志,比如“收获”。感谢父亲的藏书,让我在禁书时代仍旧读了很多书。
1970年代,中国的大学都停办了,中小学除了学工学农,就是大批判。什么知识都学不到。我们几个干校子弟,由于上课捣乱和挖农民的红薯烤着吃,被附近的公社中学开除。每天跟随大人一起干农活。即使在看不到光明的当时,父亲仍相信将来总有一天,读书不再无用,文化知识会被重视。父亲那时在干校食堂做饭。午饭和晚饭之间有一段空闲时间。有一天父亲把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召来,说要教我们英语和数学。我们觉得很新鲜,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当时的情景已经淡漠。但我仍然记得我和小伙伴躺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看着蓝天下云卷云舒,谈起知识和未来。朦胧地感觉到知识能够给我们开辟一个新的世界。这段时间虽短,却使我们初识学习之趣。后来上饶恢复了高中,由于有了一些基础,我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好学生,考试经常是第一名。有个曾经知道我的过去的老师不相信地说:“这不是以前那个有名的捣蛋孩子吗?怎么变成好学生了?”
父亲在1979年首先编写出国内第一本研究生水平的“移动通信”教材,并授课边写教材。那时中国人还没见过手机,连程控交换机都少见,打有线电话都很困难。后来又出版了移动通信系统的著作,是当时国内最新的介绍3G移动系统的专著。父亲退休之后,仍然参加很多学术活动,写书,带研究生。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在IEEE学术会议上的论文。
父亲的墓地在京西凤凰岭下的长安园。那里距我插队的村子就10分钟路程。当年在那里插队,爸爸曾经长途骑车来看我。看到村子依山傍水,梨园白花似雪,赞道真是好山好水。父亲在这样的秀丽风景旁长眠对我们子女是一个安慰。父亲的追悼会上,挂着我写的挽联:“身修家齐行迹遍天下一生无憾,学高功就桃李满神州百世流芳。”父亲的墓碑上,刻着我撰写的碑文:“…1979年国内首创移动通信学科,是中国移动通信的先行者。建树甚丰,著述良多。今手机遍中华,国人皆受其惠。一生潇洒,坦荡磊落;读书万卷,行路万里;屡经坎坷,刚耿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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