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 中国移动通信的先行者

父亲成长于书香门第。祖父自日本留学回国后，从事农学教育。专长于柑橘种植、茶叶栽培和造园学。曾任中国茶叶研究所所长和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之一。

父亲小学毕业后，即随祖父到上海、福建邵武、永安等地辗转求学（时当抗战，因日寇入侵，学校不断流亡）。毕业时全省会考第一，入厦门大学电机系。又随家搬迁转入浙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来经国务院调令调入军事院校，长期从事通信工程的教育和科研。

父亲为人耿介，坦荡, 不喜奉迎。在通信研究所担任总工程师时，常和不懂技术，瞎指挥，专会吹牛拍马的所长顶牛。父亲这样的性格，不太适合军队这样的长官意志和政治挂帅的环境。也许在其他合适的地方，他能有更高的成就。父亲经历过中共的审干、镇反，三反五反等各次政治运动。每次运动像父亲这样的知识份子都要交代问题，审查评议过关。57年反右父亲本来也是预定目标，由于去探视父母休假一个月，错过了鸣放时期，躲过了右派帽子。59年拔白旗运动，父亲又成为目标。一间教室里挂满了大字报，学生们把辩论会开成了围攻批判会。文革时，父亲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家里窗下也贴上了标语和大字报。其中一条罪状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说父亲反对每节课不管相关不相关，都要引用几条毛语录。军队院校的红卫兵来抄家，他们把我家的书扔了一院子，还抄走了一些书和笔记本。临走时一脚把碗柜踹倒，轰然一声巨响，柜里的瓷器都粉碎了。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父亲也被揪了出来，罪名是特务，证据却莫须有。父亲被关进牛棚，写交代材料并监督劳动。每天早晚集合在操场上向毛主席低头请罪。一次在校园遭遇父亲，看见被撕去领章帽徽的父亲在押解下推车，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屈辱。三个月后，经过内查外调，弄清了真相，父亲被解放。这时才知道起因是父亲参加过国民政府的一次考试，但半途主动放弃了。文革中有人检举父亲参加了中统的技术人员招收考试。

父亲喜欢读书。每月工资的10%都用于买书。客厅z两个书柜和一个大书架，都排满了书。主要是专业书，有很多是英文的。而文艺作品和其他杂书，都装在箱子里和麻袋里。文革时破四旧，父亲挑出了一些书，让我在柴灶下烧饭时烧掉。尽管烧得烧，交得交，家里仍剩下四木箱再加三麻袋的书。记得小时候最激动的事就是我和我哥趁大人不在时，卯足力气，把死沉的书箱抬下来，在陈旧的书味中，寻找有趣的书。我的中国古典文学启蒙就是这时完成的。木箱里还收藏了很多文革前的文艺杂志，比如“收获”。感谢父亲的藏书，让我在禁书时代仍旧读了很多书。

1970年代，中国的大学都停办了，中小学除了学工学农，就是大批判。什么知识都学不到。我们几个干校子弟，由于上课捣乱和挖农民的红薯烤着吃，被附近的公社中学开除。每天跟随大人一起干农活。即使在看不到光明的当时，父亲仍相信将来总有一天，读书不再无用，文化知识会被重视。父亲那时在干校食堂做饭。午饭和晚饭之间有一段空闲时间。有一天父亲把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召来，说要教我们英语和数学。我们觉得很新鲜，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当时的情景已经淡漠。但我仍然记得我和小伙伴躺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看着蓝天下云卷云舒，谈起知识和未来。朦胧地感觉到知识能够给我们开辟一个新的世界。这段时间虽短，却使我们初识学习之趣。后来上饶恢复了高中，由于有了一些基础，我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好学生，考试经常是第一名。有个曾经知道我的过去的老师不相信地说：“这不是以前那个有名的捣蛋孩子吗？怎么变成好学生了？”

父亲在1979年首先编写出国内第一本研究生水平的“移动通信”教材，并授课边写教材。那时中国人还没见过手机，连程控交换机都少见，打有线电话都很困难。后来又出版了移动通信系统的著作，是当时国内最新的介绍3G移动系统的专著。父亲退休之后，仍然参加很多学术活动，写书，带研究生。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在IEEE学术会议上的论文。

父亲的墓地在京西凤凰岭下的长安园。那里距我插队的村子就10分钟路程。当年在那里插队，爸爸曾经长途骑车来看我。看到村子依山傍水，梨园白花似雪，赞道真是好山好水。父亲在这样的秀丽风景旁长眠对我们子女是一个安慰。父亲的追悼会上，挂着我写的挽联：“身修家齐行迹遍天下一生无憾，学高功就桃李满神州百世流芳。”父亲的墓碑上，刻着我撰写的碑文：“…1979年国内首创移动通信学科，是中国移动通信的先行者。建树甚丰，著述良多。今手机遍中华，国人皆受其惠。一生潇洒，坦荡磊落；读书万卷，行路万里；屡经坎坷，刚耿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