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播客时代故事

对广播电台的一段私人回忆与一次过期安利。

一九九五，风中那台红色收音机

一九九五年，我四岁。每天早晨六点半被叫起床，七点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对着四脚高凳吃早饭、看书、画画。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每天早上我爷爷都会把堂屋大方桌上的半导体收音机拿起来，抽出拉杆天线，拨开开关，竖在院子靠墙的位置。如果是七点之前，收音机里就会放《风从东风来》，一档清晨音乐节目。如果是七点之后，收音机里就会放字正腔圆的早间新闻，转播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果是整七点，收音机里就会传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北京时间七点整。调频一零二点四，南京交通台，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清晨。”

那台半导体收音机比巴掌大些，红色塑料外壳包裹着扬声器形成一片曲面，底部是可以打开的黑色塑料壳。比起“收音机”，我爷爷更喜欢叫它“半导体”，如果要出门，他会说：“你不听了记得把半导体关一下。”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吸铁石竟然可以粘在这个“半导体”上，这个小盒子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我好奇又惶恐。

从前的收音机接受信号常常不那么稳定，这个时候有两种方法：手指抵着齿轮状的调频旋钮慢慢拨动，一毫米，一毫米。扬声器里的声音仿佛被清晨的风吹稀薄了，空气里飘着滋滋的电波，恍惚中透着逼真。这种看不见刻度表的“盲摸”行为，想要成功显然需要些运气，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因为如果还是拨不出最清晰的声音，就只有举着收音机围绕院子缓缓走一圈。这时的我仿佛手持金属棒探测的灵媒，小心翼翼地把天线对准各个方向，祈祷在某个瞬间可以扼住波段信号的咽喉。

其实，我们家不止这一台收音机。我爸妈结婚时正流行“三响一转”，卧室五斗橱上用白纱盖着一台两个喇叭、两个卡带槽的手提收音机。这台收音机架势很大，却极少出场，最重要的是它一般用来放磁带而不是收听电台。对我来说，它可没什么意思。

二零零零，暮色遥远，假期漫长

二零零零年，我九岁。爷爷去世后，那台收音机有好一阵子独自躺在方桌上。一个傍晚，我茫然地打开它，外面世界的声音响在空空无人的堂屋里，像是有人忽然起身鼓掌又不断激起回响。我奶奶走过去说，好久没听这个半导体出声了。

小学三年级，我爸妈一个外地出差一个天天加班，每天放学后，饭桌上只有我与奶奶。记忆中的时间好像总是夏天，西边屋头的爬山虎墙被晒得纷纷卷起触须，金红和金黄在田野上不断延展着自己，然后在一秒钟沉入地底。厨房的灯光总是有点淡，我把向同学借的漫画或小说放在桌下两腿上，抱着饭碗边吃边看，或者，打开那台红色收音机。傍晚的好节目很多，六点到七点，文艺台有一档《距离时尚》，女主播有时独自向听众介绍最新的时尚讯息，比如米兰时装周发布了什么款式，有时和嘉宾对谈，比如色彩搭配师具体做什么工作。

对我来说，这位声音温柔、主持有度的姐姐就是领风尚之先的代言人，而那些遥远又陌生的时髦词汇满足了一个小女孩初初成长的自我意识，在别人偷偷涂一下母亲的口红时，我顶着男孩短发像于连般尽情想象着巴黎、米兰与意大利。这档节目的赞助广告语是“东方商城，距离时尚”，因此在我的心中，位于这座城市中心的这座商场就是距离我最近的时尚中心，想要一窥又远不可攀。很多年以后，东方商城改名为东方福来德，记得这个赞助广告的人应该不多了，而我也可以一点也毫不时髦地坦然走进商场。

《距离时尚》播完后，七点钟是一档男女主播聊天休闲节目《流行男女欢乐派》，还有类似风格的节目《男生宿舍》。一般这时我该独自洗澡、写作业了。我常把红色收音机带进卫生间，调到最大声，水声冲刷着各种插科打诨，再沿着下水口慢慢流走。

一学期就这样流走，接下来是漫长的假期。小学时的暑假像没有尽头一样，每天下午三点从午睡中醒来，望着透过百叶窗映在床上的一道道光，甚至生出些惶恐。打开收音机，听到评书，换台，听到戏曲，换台，听到寻医问药，换台。下午三点是无人珍惜的垃圾时间，而我是个孤独的富翁。

这时候，我听到了音乐台的大卫主持的《流行歌曲现在时》。他的语调轻快，说起某张唱片或是某位歌手信手捏来，播放的竟然都是私藏CD。节目里还常有歌手来宣传新歌。他讲罗大佑，也讲陶晶莹，和周华健聊天，或者放金海星和许茹芸。我从这里熟悉华语经典，也试听最新打榜单曲，一个世界缓缓展开。在没有尽头的夏日午后，音乐像明黄色的油彩般流动在不知止息的蝉声中。

二零零二，广播台三人行

二零零二年，我十一岁。小学的广播台开始向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招募主持人，中午午休时、傍晚放学时，我喜欢的一个男孩的声音会出现在学校上空，而我负责供稿。喜欢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成绩好、踢球棒，过程却很艰难，因为我显然不敢暴露一点心思。就这样，我像小孩那样喜欢，也像大人那样喜欢。

有一天，班主任忽然找来了我、他和另一位男生，说县广播台要和我们学校学生一起做一期节目，我们就是被选中的孩子。虽然我早已不记得那一瞬间的心情，但是直到今天我也十分感激这位老师。

我们仨开始碰头研究节目内容，说是研究，当然有一大半是闲聊。学校里的自由时间很少，不记得是谁第一个提出——一起去家里（玩）吧，我压着兴奋的心情淡淡点了点头：“也可以啊。”就这样，三人组轮流去各自家里耍了一通。父母们端上果盘，笑眯眯地说哎呀要互相学习为校争光啊，等他们一走，我们交换小霸王FC游戏卡带，互相抄自己还没写完的作业，分享偷看的《情深深雨蒙蒙》最新情节，最后不知怎么还留在各家吃起饭来。

真奇怪，我们仨是如何聚在一起打着讨论节目的名义聊天、打游戏、抄作业的，我是如何怀着好奇与忐忑偷偷观察那个男孩儿的家，又是如何在每一句跟他的对话背后强掩喜悦，独自回家路上快要飞起来的甜蜜却不敢声张，我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唯独正式录制的那天，我们说了什么，电台的主持人又说了什么，我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县广播电台的录音室很大，我们前方的调音台上那么多按钮被推上推下，低垂的麦克风像一盏灯，头戴式的耳机卡在耳朵上有点痛，还有上楼的时候刚好遇见电视台的主持人走出录制间，脸上的妆浓得很滑稽。

二零零六，他读了我的故事

二零零六年，我十五岁。我不再听那台红色收音机，因为我有了一台walkman。其实它应该叫随身听，因为walkman本来特指索尼的随身音乐播放器。我的随身听是最普通的国产磁带机，是小学毕业时表哥送的礼物。我开始一个人去音像店挑选盗版磁带，从朴树到班得瑞，从艾薇儿到恩雅。插上耳机，“咔哒”一声关上银白色的卡带门，不再让声音成为所有人的共有品。

有一次参加作文比赛获奖，奖品竟然是一台德生牌收音机，宝蓝色的外壳已然显得有些土气。我把收音机丢进抽屉。直到某天，一位高中学姐向我推荐了一档电台节目，“感觉很适合你”。晚上九点，我翻出宝蓝色收音机，调到FM九十七点五，一边写作业，一边听到广播里传出不疾不徐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刘伟，这里是《蓝色音乐田》。”

该怎么定义这档节目？如行星、小鸟和孩子，如天蓝、孔雀蓝和克莱因蓝。每当一颗心在繁重的作业与成长的烦恼中起伏波荡时，打开它，便会被自然地引入月色沉静、星河广远的空间。它也为我打开了更宽阔的音乐大门：校园民谣、自由爵士、世界音乐……小柯的《冬季校园》、安德烈·波切利的CuandoMeEnamoro、灵云乐队的Forever、电影《永恒和一日》的原声，我无数次为刘伟的选曲眼界感到吃惊，也如饥似渴地投入到这个更新更美的世界中。

这档节目就连题头与片花都那么让人难忘。其中一条题头是前苏联风格的弦乐前奏，澄澈的男声缓缓地唱出“我在归来的漫长路上，啊妈妈”，接着主持人的声音升起：“倦意袭来的城市，灯火指引的归途，蓝色音乐田，每晚九点，刘伟与你共同守望。”很长一段时间，我到处寻找这首歌而不得，那时搜索也慢，识别也难，直到有一天，才发现它原来是李健的《一辈子的十分钟》。还有一条片花我曾经抄写在本子上，同样很久以后，才知道原来它出自刘擎的诗歌《四月的纪念》。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档节目也成为我青春期的纪念与救赎。十五岁，中考倒计时一百天，我写下这些随笔：“每天在校十小时，作业四小时，睡觉六小时，剩下四个小时吃喝拉撒，毋庸置疑，往返循环。”“现在就知道明天、后天、大后天，甚至三个月后的日子，是不是种悲哀。”如果有人说孩子的痛苦不及成人，也许只是他忘记了童年。恰好，《蓝色音乐田》会在节目中读一些听众投稿的文章。我试着在网上发布，每天打开私信看一遍，竟然真的收到了录用回复。我又每日坐在收音机前等候，收听的心情在愉悦中多了一份期待。那个晚上，初三学生的生活故事从广播里缓缓流了出来，听着遥远又熟悉的声音念着自己的文字，我突然没有那么激动，反而感到一种别样的慰藉。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听见有人对她说：我听见你了。

二零零八，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二零零八年，我十七岁。MP3音乐播放器取代了随身听，没人想到更新换代来得这么快，一枚小小的播放器里放上几百首歌，磁带已经藏在了抽屉深处。最重要的是，网络越来越便利丰富，论坛聊天、写博客、观看视频，虚拟空间的信息急速涌流而来，好像已经不需要一些别的声音。

十七岁的高中生活没有一天不是紧张的。实验班的同学似乎都提前学过一般轻松流畅，而我作业要做到午夜，数学考试竟然不及格。除了作文课上和语文老师意气风发，其他时候恨不得将自己的存在缩到看不见。直到某天，坐在后排很少交流的男生突然戳了戳我：“那个，你听过《惠声惠色》吗？感觉你的声音和那个主持人很像。”

我的声音一点也不动听，曾经因为不够“童声”而被拒绝加入合唱队，想到还有跟我声音相像的主持人，我感到替她可惜胜过了好奇。《惠声惠色》是一档夜间节目，我做完作业爬上床，好不容易找到和磁带放在一起的收音机，调好调频关上台灯，在黑夜中寻找那个相似的声音。

主持人惠子是一个年轻的文艺青年。说她是文艺青年，因为她会在两个小时的节目里一个人讲最近看的书、忽然生起的心绪，播放意想不到的音乐。说她年轻，是因为她的分享里总有些愤怒，说自己最不喜欢上楼时给领导按电梯门的人，自嘲再这样下去迟早要辞职。和《蓝色音乐田》中的那一丝温柔敦厚不同，《惠声惠色》是完全自我的、情绪饱满的、对世界有意见的。只有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她突然柔软下来，说，谢谢每一只耳朵。

我被这个叫惠子的女生吸引住了，断断续续听着她的“午夜独白”，还会和后排的男生就昨夜听到的节目评论一番。又是某天，后排男生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惠子出书了，周六下午在大众书局签售，我打算去看看。”我说，那你去的时候帮我买一本吧。周一，我收到了那本书，扉页潦草地写着“惠子”，小说里也是一个电台DJ的故事，故事的最后，主角离开了那座城市，仿佛消失了一样。

而在现实生活中，惠子和她的节目也真的突然消失了。当然，她一定是辞职了，但是我又觉得她仿佛是在重述自己的小说。我想起她在节目里说过的一件小事：她做夜间节目，早晨7点结束工作。她连续失眠暴躁不安，也许是抑郁症？谁知道呢。在某个冬日能够呵出白气的清晨，她下班路过一家幼儿园，看见太阳一点一点升起来，听见歌声一点点传出来。她忽然很想找个地方痛哭一场——孩子们围在一起，唱着一支不变的旋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二零一零……关不掉的光阴

二零一零年，我十九岁。我去了远离家乡的一座城市读中文，没有什么不适应和思乡病，行李里装着笔记本电脑和MP4播放器，后者很快也被淘汰了。我游荡在大学校园里，没想到，学校广播台突然又出现在了生活中。

每天中午十二点，从教学楼到食堂，广播台一路大声放着热闹的校歌，然后是轻松午间节目。每天傍晚六点，和儿时一样的暮色挂在窗外，广播台的音乐飘浮在南湖上空。其他时间广播台当然也有节目，我当然也像大多数大学生一样，并不在意它在说着些什么。

唯独那一天，二零一零年的最后一天。我在下午三点的文学理论课上刷着手机，突然看到朋友在微博上发了一句“史先生走好”。瞬间愣住，不敢相信地到处找新闻查证，又好像这是一件等了很久很平常的事。我受惠于史铁生先生良多。高中曾有过一段忧生怖死的日子，卧病在家，半夜里翻读史先生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务虚笔记》……它们并非如身外之远灯照亮了我的路，而更似陪我一起困惑一起寻找，待到把心底的平静挖出来，路就走下去了。

而今斯人远走，黄昏时迈出同学热情高涨的教室，在泛着雪的气息的空气中疾行，心中是止不住的感伤，却无人可以共鸣。这时，广播台传来主持人的“插播消息”，竟然是谈论这件事，我永远记得这一秒，仿佛隔空好友传递来久违的消息。岁暮的气氛在苍白的天空下渐浓，广播里很快结束了讨论，校长开始做无关紧要的新年贺词。我走到食堂边上，腊梅树一夜间开满了黄色的小花。

二零一九年，我二十八岁。逛一家连锁书店时看到文创区的小音箱，仿照多年前的收音机造型，可以听歌也可以听电台。我买了一台红色的带回家，尽管在别人看来只是单纯的复古可爱，尽管我只用了它的音箱功能。二零二零年，我二十九岁。尽管在此之前断断续续听过一些英语播客，但这时中文类播客正式大举进入生活，每天上下班总要有些声音陪伴。我好像在夏天午后发了场呆，那些收听电台广播的日子忽然就溜走了。从前，喜爱广播的朋友们喜欢用一句话：“关不掉的收音机”，今天，已经成了关不掉的光阴。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UuXWgfg3Ihm09tGPOWi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