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秘密警察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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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原匈牙利内务部总部
第五章 国中之国
1949年7月14日，在拉伊克被逮捕之后不久，军事政治局局长、国防部副部长、匈牙利人民军监察长、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Pálffy György中将也被国家安全厅逮捕，并于9月24日被处决。他死后，军事政治局和匈牙利边防军在1950年合并为一个新的组织，隶属于国家安全厅（军事情报机构从中剥离出来，直接受匈牙利人民军总参谋长领导）。1950年初，国家安全厅从内政部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运行的部门。至此，匈牙利的秘密警察从军服上分为两类：“蓝国安”和“绿国安”。蓝色兵种色的属于国家安全厅，绿色兵种色是边防军。军种色在军服上以帽墙、领章、肩章镶边区分。
改组之后，国家安全厅的权势也在1950年至1953年达到巅峰。1951年，国家安全厅的乡村组织编入郡县行政体系。以前的8个乡村国家保卫局被取消，同时在19个郡县和首都布达佩斯设立国家安全分局。同年，情报机构独立成VIII部，技术部从行动部分离出来，独立成部。在吸纳了边防军之后，国安厅拥有3.5-4.5万名雇员，掌握着120万匈牙利人的信息，时时刻刻监控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学位授予。据匈牙利学者Müller Rolf引用的一封1952年的信件，博士候选人想获得学位不仅要得到政治局行政事务部的同意，还需要国安厅的首肯。[1]
运行这部庞大的监控机器的人是Péter Gábor和他的两个副手：Szücs Ernő上校和Décsi Gyula上校。这两个人的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
Szücs Ernő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霍尔蒂政权时期因从事共产主义活动两次入狱。1941年被释放后前往苏联，随后加入NKVD并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获得“保卫莫斯科”奖章。他娶了一名苏联人做妻子并归化为苏联公民，和阿巴库莫夫关系良好。二战结束后他回到匈牙利，在内政部下属的出版管理分局任职，后调至国家政治警察局。他在审判拉伊克的事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好景不长，1950年，Szücs和他的兄弟Miklós被拉科西下令逮捕，1950年11月21日，他们在狱中被拷打致死。1967年，他的妻子写信给卡达尔希望准许她和孩子探望丈夫的墓地，未获允许。
Décsi Gyula出生于德裔家庭，在突然转向共产主义信仰之前他差一点成为一名牧师。在国家安全厅任职期间参与了多次审判，包括拉伊克、Mindszenty主教等。1950年6月，他被任命为司法部国务书记。1951年1月27日-1952年11月14日任司法部第一副部长；1952年11月15日-1953年2月2日任司法部长。1953年1月被逮捕并判处九年监禁。1957年被释放后在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领导编纂辞典，在这个职位上退休。
正如在第二章中谈到的，匈牙利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吸收了很多乌合之众（或称“流氓无产者”），这些人被分派到匈共的各个组织中，当然也包括国家安全厅。国安厅的中低级军官中前箭十字党成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有奶便是娘的人在得到了匈共的政治允诺后更加卖力的为秘密警察效力。部分高级军官也曾为箭十字党效力，他们却并不否认这些。其中一名中校对Paul Ignotus说：“没事儿，现在箭十字党不是最危险的，社民党分子和铁托分子才是真正的敌人。”[2]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Princz Gyula中校。他是个煤矿工人，193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44年加入共产党地下抵抗小组。[3]1945年二战结束后在政治警察局任职。他在国家安全厅是负责拷打犯人的头头（这一点得到了Paul Ignotus的证实，他被捕后见过Princz Gyula）。他亲自组织了对拉伊克的拷问，他的手下还拷打了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Ries István博士、社会民主党党首Szeder Ferenc、Szücs Ernő和Szücs Miklós兄弟。他还参与了赖奇克劳改营的建设。1950年起，他担任监狱部长官。1952年调至内政部监狱局，并晋升上校。在1953年Péter Gábor被逮捕后，他也跟着入狱。1954年被判处八年监禁。出狱后在布达佩斯餐饮公司做酒保直到1969年去世。
国家安全厅在1950年有近30000名雇员，开支必定不小，但官方从未公布纳税人的钱有多少花在了监视、镇压他们的暴力机关身上。据Paul Ignotus提供的数据，国家安全厅军官和士官的工资比照人民军或民事警察的相应级别，另外还有一笔奖金作为从事“高危工种”的补偿。但实际上军衔和工资并不直接挂钩，比如，一名中尉可能指挥一个小分队，而小分队里的上尉是他的下属，工资低于中尉；再比如，下士可以给中士下达命令，其工资也高于中士。国安厅工资最混乱的部门是“行动组”，它的任务是监控国安厅自己的人员。
国安少尉或士官的月平均工资保守估计大约是5000福林，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是900-1100福林，普通工人约600福林（官方汇率是11.6福林=1美元）。国安上校的月薪大概是8000-10000福林。此外，国安厅查抄罚没的财产也作为福利分发给各级秘密警察，从衣物、珠宝到房产。[4]例如，Princz Gyula将Szücs兄弟拷打致死后，从他们家的地下室发现了价值上百万福林的珠宝和现金。劳改营的犯人生产的产品出售后获得的资金又是另外一笔收入。这些收入所得通常是一并划入国安厅的小金库，或者分配给特别经济部（KOMI），参与黑市交易。国家安全厅偶尔也参与洗钱，不止一次从史塔西获得200多万西德马克。国家安全厅的账面上常年保持着一个精确的数字：1316万福林。个别军官还通过非法出售护照的方式挣外快。这些非法获取收入的行为在国家安全厅是被默许，甚至是被鼓励的。国家安全机构利用职务便利贪赃枉法从来不是个案，也从未停止。2018年12月27日，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等人因受贿罪被判刑。
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国家安全厅发起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这次的目标是社民党成员和匈共本土派。1950年4月，萨卡希奇被逮捕，被迫承认是资本主义国家间谍，判处终身监禁，随后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约4000名）都被逮捕，5000名工会官员被迫辞职。联合国针对1950年10月5日和11月3日两场作秀审判谴责匈牙利政府公然侵犯人权的行径，并拒绝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直到1955年），这不但没能阻止国安厅的行动，还给了他们更多的借口清除异己。卡达尔在拉科西的压力下辞去内政部长的职务，他以为选择急流勇退就能避祸，但这次他错了，他和新任内政部长佐尔德·山多尔（Zöld Sándor）。1951年3月底，卡达尔被逮捕。惊惧之下的佐尔德开枪打死了妻子和孩子后也饮弹自尽。这绝不是个案，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自杀的人数不胜数。1951年夏季，布达佩斯的1.5万名出身不好的人被赶出自己的家，下放到匈牙利东南部大平原的村庄里劳动改造，而党的高级官员则趁机瓜分了他们的房产。一位社民党成员回忆道：
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晚上只要听到汽车或卡车的声音就会猜测：“这次又轮到谁了？”被汽车带走的人会送到国安厅总部，被卡车带走的人则直接运到驱逐营……驱逐营和监狱或者劳改营差不多，条件恶劣，食不果腹。以前的上流阶级和中产阶级受到公开歧视：学校的学生档案有阶级属性一栏，出身“剥削阶级”的孩子会被踢出高校，并且在其他学生面前频繁接受批斗，历数父辈祖辈的滔天罪行。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1953年，共有75万匈牙利人被指控反对国家，其中超过20万人被判入狱、收容或劳改，2000多人被判处死刑，更多的人因国安厅的拷打或过度劳动而死亡。[6]秘密警察滥用权力致使社会被深深的恐惧和憎恨笼罩。时任艾斯特根总教区总主教的Mindszenty József长期反对匈牙利共产党制造的种种政治恐怖。[7]匈牙利劳动工人党的倒行逆施连一些苏联派党员都看不下去了，纳吉·伊姆雷、卢卡奇·久尔吉等退出政治局。
匈牙利的政治恐怖在1953年3月有所减缓，原因是从苏联传来了斯大林的死讯。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的死亡给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东欧和苏联人民带来的一丝希望。7月，纳吉就任部长会议主席，这将是拉科西和国家安全厅的命运转折点。
注释：
1^Tulipán, Éva. The Hungarian Historical Review 3, no. 2 (2014): 452-55. Accessed August 5,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5215.
2^Paul Ignotus, 21.
3^Paul Ignotus声称他在1944年加入箭十字党。
4^Paul Ignotus, 22.
5^Bryan Cartledge, 426.
6^Bryan Cartledge, 425.
7^Mindszenty主教1948年12月26日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1956年事件时被释放，苏军入侵后躲进美国使馆避难，1971年获准离开匈牙利，前往维也纳，1975年去世。“恐怖之屋”博物馆专门开辟出一间展厅纪念Mindszenty主教和天主教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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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R. Adelman, ed. Terror and Communist Politics: The Role of the Secret Police in Communist State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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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zely Gábor. ÁVH - Egy terrorszervezet története. Budapest, 2000.
Müller Rolf. Az erőszak neve: Péter Gábor. Budapest: Jaffa Kiadó, 2017.
Müller Rolf. Politikai rendőrség a Rákosi-korszakban. Budapest: Jaffa, 2012.
Paul Ignotus. “The AVH: Symbol of Terror.”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 1957): 19-25.
Roger Gough. A Good Comrade: Janos Kadar, Communism and Hungary. London: I. B. Tauris, 2006.
Rudolf L. Tökés. Hungary's Negotiated Revolution: Economic Reform,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Victor Sebestyen. Twelve Days: The Story o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