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從「社運邊緣人」到成立外送員工會 — — 蘇柏豪搭起政府與外送員溝通的橋樑
騎著機車、載著各種平台、色彩鮮明的保溫箱，在馬路駛過的美食外送員，已成為街道日常的風景，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這幾年，美食外送平台更是民眾不方便外食時的重要選擇。
外送平台徹底改變了消費者的外食習慣，而嶄新的消費模式，也帶來前所未見的勞動議題。外送員的用路時間較長，比一般駕駛有更多遭遇事故的風險；隨著外送員發生車禍、不幸喪生的事件躍上新聞版面，外界也才發現，外送員與平台之間，是極為不明確的勞動關係，以及匱乏的保障。
在2021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剛成立不久的全國外送產業工會（以下簡稱外送員工會），首度集結在遊行中現身，與其他勞工一起爭取勞動權益，督促政府制定更完善的政策，保障勞工權益。
遊行一開始的行動劇，便是由外送員工會打頭陣。在現場演出者打電話叫外送後，4名外送員騎機車入場，送來「薪資要提『糕』（高），老年要溫『堡』（飽）」標語，表達勞工訴求。接著，外送員工會理事蘇柏豪，也與其他過勞低薪的行業代表，包括流浪教師、護理師、藝術家、職災工人、保全員等人上台短講，訴說不同行業面臨的勞動困境。
當外送員們在勞工運動集會中現身，已經說明了，全台灣約達10萬人的美食外送員，已經是廣大勞工中不可忽視的一環，而外界可能會好奇的是，對於外送員這樣沒有固定上班地點、組成成員看似鬆散的「自由業」，又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而這一切或許可以先回溯蘇柏豪早期參與社會議題與政黨活動的經驗，再進一步延續到他對外送員權益的推動。甚至他一開始會從事外送員工作，也是參與社運與政黨活動產生的插曲。
蘇柏豪說，「我本來對政治的認知還滿傳統的，想說搞政治就是要砸錢，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不少參與社會議題的人，常會以2013年的洪仲丘事件與2014年的318太陽花運動為契機，蘇柏豪參與公共事務也差不多在這時候開始。自稱是社運的「邊緣人」， 318運動當時在電腦公司任職的蘇柏豪，只能在工作外的時間短暫到立法院集會現場參加活動，當時也開始在摸索自己可以做些什麼。他之後參與過松山菸廠護樹行動、擔任過公民記者，在因緣際會下，被延攬到318運動後遍地開花出現的第三勢力小黨之一「樹黨」，負責媒體文宣的工作。
在參與政黨運作的過程中，蘇柏豪發現，原來參與政治也是可以藉由各種方法，以相對小的資源及投入，來達到成果，這與他以前認為從事政治活動就是要「堵身家」，有很大的出入。例如，有些不當開發案的議題，原本以為政府不會理他們，但透過開記者會、參與審查會議等方式，也是能加以擋下。
在接下來2016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他接受樹黨提名，並選擇到第三勢力小黨普遍較少經營的離島馬祖參選。雖然後來並未當選，但他仍持續經營，迎戰2年後的連江縣長選舉。畢竟小黨不像大黨有資源，在選舉前這段期間，他必須一邊維持生計、一邊經營選區，所以得找一個時間彈性、收入又不能太低的工作。他當時看到Lalamove這個平台，只要騎機車就能加入外送；後來只要有新的平台如Uber Eats出現，他也都會去嘗試，開啟了每個月有兩週在台北跑外送、兩週在馬祖經營地方的模式。
隨著外送員工作普及，隨之而來也逐漸產生外送員勞動權益、車禍等事件的討論，在政府舉辦的相關公聽會及電視政論節目，也會需要外送員的聲音。對於外送員工作權益欠缺保障，保險規定也不明確，這些工作上的高風險，蘇柏豪都有親身感受。在轉入政治圈的昔日社運夥伴牽線下，蘇柏豪開始來到台前，對相關議題分享第一手的外送員觀點。「當時也不算真的很積極參與倡議，只是有政府公聽會就參加看看，想說能提供一點觀念就盡量提供，畢竟我只是一個人。」而立法院公聽會與行政機關的會議，也希望能找到同時懂政府運作與外送員生態的人來溝通，所以像蘇柏豪這樣有公共事務經驗的外送員，自然成為政府與媒體常諮詢的對象。
而成立外送員工會的契機，起自於2021年初，兩大外送平台Foodpanda及Uber Eats聯合降薪，讓台北、台中的外送夥伴找到蘇柏豪，認為他有參與社運的經驗，於是大家一起組成工會來爭取權益，由他擔任籌備會發言人。
在工會倡議的過程中，蘇柏豪發現常見的困難，就是主事的政府官員其實平常也很少叫外送，不一定能理解外送員遇到的難題。「常看到政府方會想出一些自以為很好的方法，但我們都會發現很『卡』」。
例如之前發生多起外送員車禍，交通機關原本打算，就把違規、出車禍的外送員停權、不讓他上路。「但我們工會覺得，這樣我們都不用玩了」，蘇柏豪說，這樣做沒有解決外送平台對外送員權力不對等的結構，而是把責任全歸到外送員身上。至於事故為什麼會發生？是不是平台派單機制有問題、薪資結構有問題、逼外送員一定搶快？「政府停權的作法只想到治標，而沒有治本。」
而工會之所以要這麼積極與政府溝通，也是因為他們認為平台方完全不能溝通，希望政府能監管平臺。「我們曾經為了討論一個交通安全指引，開了3、4次會，每次都從2點開到6點；官員覺得指引的位階很低，但我們卻當成法案在逐條審查，審到他們都有點受不了，因為他們也沒遇過哪個單位是這樣做的。」
說到外送員工會近期爭取到的成果，蘇柏豪認為是在稅務方面，在工會努力下，讓外送員的所得可以納入免稅額，少繳的稅可達2萬元。因為Uber Eats原本是從海外匯入薪資到外送員戶頭，報稅類別是「其他所得」。自從2021年Uber Eats成為台灣境內公司，仍沿用這樣的類別報稅，造成薪資被列為國內所得，卻無法享有每人20萬的薪資扣除額。
於是外送員工會就與立法委員合作，找國稅局、賦稅署協商。原本Uber Eats很抗拒，因為擔心若列為薪資所得，恐怕會牽涉外送員是僱傭或承攬的爭議，後來在國稅局解釋溝通下，確定不會有承攬、僱傭爭議，讓Uber Eats等外送平台把稅項列為薪資所得，使外送員可以繳比較少的稅。
蘇柏豪說，因為這個例子，讓其他本來不知道工會的外送員，知道工會是真的可以幫他們爭取到權益的。以前很多人不知道產業工會是做甚麼的，還以為是可以保勞健保的職業工會，但他們是產業工會，是要來爭權益、改變整體環境的，「這次稅務問題，真正讓大家發現，原來工會真的讓他們少繳不少稅金，所以就有比較多人加入工會、願意捐款。」
在外送員權益上，工會接下來要推動的是外送員專法，類似計程車產業在《交通運輸管理條例》設有專章。但外送員專法的困難在於，它牽涉外送員、平台、餐廳、消費者多個層面，也牽涉很多部會，例如勞動部（外送員權益）、經濟部（平台）、科技發展部、衛福部（食安）、消基會、國稅局⋯⋯「中央政府官員在跟我們討論時，聽到原來牽涉這麼多部會，他們都要暈倒了」。
為何訂立專法很重要？蘇柏豪舉例，像最近Foodpanda開始收平台費，可以見到平台方以前壓榨外送員、餐廳，等到都榨不出油之後，就開始壓榨消費者。目前外送員、平台、消費者、餐廳的權利義務，都沒明確的規範，只任由平台在合約中寫明有最終解釋權、全部一把抓。或許有一天，餐廳會失去定價權，由平台來定價，例如尖峰時段買麥當勞要2倍價格之類的；如果沒有相關法規來做限制，這是可能發生的事。
在與政府溝通上，蘇柏豪認為，「立場要堅定、不惜拍桌，可是不能讓政府覺得沒有談的空間」；現在大家討論的都是很新的政策，他們與政府彼此也常不清楚對方在想什麼。「我們也是認真在找解決方式，不是為反對而反對。不是要給你（政府）太難看，是真的在解決事情；踩太死是火車對撞，對大家都沒好處。」
也正是透過工會一次又一次的倡議，把外送員面臨的勞動困境提上檯面，這也有助於破除外送員長期面臨的污名與標籤。蘇柏豪認為，雖然媒體對外送員的標籤一直都存在，像是社會新聞常會說外送員搶快才發生車禍，但也可以看到網友留言討論時，也會提到外送平台的薪資等結構原因，不是只針對外送員。一般外送員對公共議題的觀念不是很充裕，可能會覺得工會的這些倡議沒用，「但我們知道不是沒用，只是需要時間來倡議，同時也需要時間化解外送員的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