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弗：我们该怎样向自己解释抑郁？
我们该怎样向自己解释抑郁？
比弗纪念马克·费舍
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文
卢卡·米奥托/英译
王立秋/译
译自Franco “Bifo” Berardi, ‘“How do we explain depression to ourselves?’ Bifo remembers Mark Fisher”, Novara Media, 4 February 2017, https://novaramedia.com/2017/02/04/how-do-we-explain-depression-to-ourselves-bifo-remembers-mark-fisher/。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我在最近几年才认识费舍，我读过他的一些东西（但不是全部），也见过他本人几次。私下里，我震惊于他的害羞。你很难和这个人有亲密的身体接触。我都不记得他有没有拥抱过我，或我有没有拥抱过他了——我自己经常和朋友甚至任何人拥抱（很可能又频繁得过了头）。他身体层面的在场给人一种脆弱的感觉，和他经常突然中断，变得细不可闻、微弱而颤抖的声音一样。
现在，费舍干了一件虽然让我不寒而栗，却也不让我觉得奇怪的事。他一跃进入了虚无的维度。
为此而感到沮丧的我们谈起了政治，仿佛生死、快乐和抑郁都取决于政治。
其实不然。如果我们不理解快乐和抑郁，那么我们就不会理解社会危机，就没法想象未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快乐和抑郁的问题可以在政治的领域中解决。没人是因为意识到没有出路才抑郁的。那是绝望而不是抑郁。绝望是一种心智状态而不是内心或身体的问题。绝望（没有希望）不会像抑郁那样剥夺一个人的精力。甚至方济各也在被选上圣彼得宝座后立即在《公教文明》上发表的精彩谈话中说过这个。他说，教会是一所战地医院，在神学美德中，重要的既不是信，也不是望。重要的是爱：拥抱、爱抚、团结。
马克的决定是在一个社会领域看似彻底断绝了人的希望的时期做出的。如果我们唯物地只根据写在“此时此刻”上的东西来预测未来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战争、种族主义、在地中海沿岸重演的奥斯维辛的悲剧，对边缘人群的消灭（参见印度的去货币化政策或欧盟对希腊人民的致命侵略造成的后果）。
马克·费舍直接联系他对他人眼中的自己的感知来解释自己的痛苦，他说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们也是数以亿计的，和他一样，被迫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人。因为我们无法满足竞争的要求，而只有满足竞争的要求，我们的身份才会得到社会的认证，。
我们该怎样对自己解释抑郁？我们试图理解它，比如说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然而，抑郁的内容和意义无关，而与对意义缺失的感知有关。因此，就像希尔曼说的那样，抑郁是一种接近于“真”的境况，因为它是我们把握到意义的非-存在(non-existence)的那个时刻。可如果你有团结的爱抚来形成一种“对话”——在对话中，作为我们称之为“世界”的共同幻想(the shared illusion) ，意义的非-存在活过来了——的话，那么对意义的非-存在的意识就不会导致抑郁。
“一无是处”这个表达让人想起社会领域。它让人想起社会领域提出的问题和强迫我们渴望成为我们不可能成为的东西的身份压力。为解释什么是抑郁，我们需要理解“无能”(impotenza)，也即，“不能”实现某种潜能——那种潜能虽然写在我们的社会的和情欲的存在上，却没有产生效果。
往深处说，抑郁的核心在于身体的收缩，在于身体在接触他人的身体和被他人的身体接触上的无能。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接触获得意义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它只存在于这种触觉性很强的，我的皮肤和你的皮肤的连接。
马克·费舍写道，让我们悲伤的伤是阶级的伤。因为它们，我们的身体才会收缩，才会在被他人的身体接触时无法放松。竞争的伤，不稳定的伤。但我们必须问自己，在剥削骚扰我们、在看起来不得不和它打交道的时候，在我们看不到任何逃脱资本主义的出路的时候，甚至是在一个种族主义犯罪狂人拥有核弹并威胁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干掉的时候，我们还可不可能快乐。
是，快乐是可能的。即使我们看不到任何摆脱在世界每个地区蔓延的剥削和法西斯主义的出路。
快乐与理智之心无关，它关乎肉体之心，关乎使身体向爱抚开放的情感。用并非我本人的风格来说，快乐与信和望无关，它关乎爱。让我们不快乐的不是绝望的意识，而是它对我们共情的身体产生的压抑作用。当社会的苦难钝化了被爱抚的能力，它就把自己变成了抑郁。接受爱抚的开放不只是个体快乐的条件，只有满足这个条件，我们才可能反叛，才可能实现集体的自主，才可能从拿薪水的工作中得到解放。
关于抑郁，欲望和无能的联系也告诉了我们一些东西。在说我们需要把源于需要的痛苦变成“对我们的欲望(noi desiderante)”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把有需要的人的痛苦变成一种“对我们的欲望”？
那些颂扬欲望，仿佛它是一种好的“力”的人没有抓住重点。欲望不是一种“力”，而是一个“场”。而且，它根本就不是积极的，实际上，它可能是残酷的、邪恶的、错综复杂的、自残的、难以捉摸的、毁灭性的和致命的。欲望是把一个身体来向另一个身体的向前的张力(pro-tension)，是一种发明世界，建造建筑、路、门或桥，但也创造深渊和深度的向前的张力。所以，当个体或集体的身体变得不能放松和获得快乐，当呼吸变得紧张而支离破碎的时候，我们要么得把欲望变成暴行，要么只能选择不去欲望，选择抑郁。
在我读过的马克·费舍的著作中，既有对抑郁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别无选择”（实际上这意味着“没有出路”）带来的痛苦影响——的意识，也有对他人身体的不可接近——也即，我们缺乏某种使社会团结成为可能，使自由人反对权力的共谋成为可能的共情——的愤怒意识。
无能问题——因此也是抑郁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了。奥巴马上台就是无能的胜利。他把“是，我们能”当作自己的竞选口号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知道，美国人想听到他们能，哪怕经验表明，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不能阻止战争，我们不能控制金融力量，我们不能禁止人们在杂货店买枪，我们在阻止白人致命的焦虑和法西斯主义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上无能为力。
奥巴马既激发了对缺乏具体性的团结的要求，也激发了那些靠嗑海量的药、给种族主义者投票来驱散自己的抑郁的人的进攻性的怨恨。
于是才有了川普。他是最可怕的噩梦的具象化，同时也实现了人类——通过阅读乔纳森·弗朗岑我理解到，人类渴望暴力，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暴力能补偿自己的悲惨境遇和不可言说的抑郁——的种族主义噩梦。马克更喜欢真诚地直面自己内心的脆弱。
让我们在死亡之外寻找新的途径来治疗支配我们时代的抑郁。共产主义越发紧要了，因为只有它才能真正地治疗那种正在污染全球的，不亚于全球变暖，也不亚于核弹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