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是为败者服务的理论

作者：Harold James 译者：阿K 来源：aeon

今天每个人都在谈论地缘政治，这个理论很有容易吸引住人的目光，但好像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词语从何而来。二十年前，这个词是充满异国情调的，背后的含义也很古怪，而如今世界早已千变万化。2002年，我在普林斯顿的同事、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最主要倡导者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编辑的《美国无敌》（America Unrivaled）一书问道：为什么其他国家对美国权力投射投送的阻力如此之小，那时正是美国国内对伊拉克发动攻击的舆论势头正在形成。作者解释道苏联解体造成的单极时刻并没有恢复平衡：简而言之，当时没有地缘政治学这种概念出现。这种情况在 2000 年代发生了变化，“地缘政治”一词开始占据政治话语的主导地位。

我们经常把现代地缘政治兴起的开端与两个人联系起来，即普京和习近平。普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定义了他的历史使命。他宣称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地缘政治思维的爆发已经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见下文图2）。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转折点，他在讲话中首先谴责了单极化的概念：

”当一个国家，当然首先说的就是这个美国，在各方面都突破了其国界，这在它强加给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政策中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请问，有谁喜欢这些发生？谁会对此感到高兴？“

普京的讲话是地缘政治心态的典型表达，反映了地缘政治涉及弥补损失、补偿自卑和屈辱记忆的意识，这种言论也存在于中国希望洗刷鸦片战争后 "百年屈辱 "的历史痕迹，当时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毒品贸易来摧毁中国人民的人心和能力。

中国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反思也是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的，当时看起来中国似乎在拯救全球的资本主义。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2009年已经敦促中国应该坚持四种力量，"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在经济领域更有竞争力，在形象上更有亲和力 "和 "在道德上更有吸引力"。他总结说。'全球多极化的前景已经变得更加清晰。

克里米亚和叙利亚难民将地缘政治这个概念带入了大家的视野，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则是另一个转折点，人们的注意力被集中在俄罗斯通过掐断天然气供应来施加压力的能力上。而今天的美国痴迷于地缘政治挑战，因此也热衷于重塑世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谈到了全球化的重新排序，其中各国应重新安排贸易关系，以便通过 "支持朋友 "管理供应链，只与可靠的盟友国家建立关系，并减少对战略竞争对手的依赖。这一愿景无疑是美国新的紧张情绪出现的一个标志。

欧盟的软实力也迎头赶上，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承诺将转向地缘政治委员会。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许多欧洲人认为欧洲需要有自己的发言权。大型成员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不可能独自对全球政治产生真正的影响的说法似乎很有吸引力。欧盟事实上的外交部长何塞普·博雷尔 (Josep Borrell) 就多边主义和开放性问题以及“我们必须如何重新学习强权语言并将欧洲视为顶级地缘战略参与者”的问题发表了纲领性声明。

那些谈论地缘政治的政治家和学者们真的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吗？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典型的模棱两可术语，既有无害的也有危险的用途。对一些人来说，这只是对大陆和广阔地理空间的模糊认识，或者只是地理问题，因为英国更可能与法国和爱尔兰进行贸易，而不是与新西兰进行贸易；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关于现实包括无休止的冲突和斗争的主张，其中生存空间比思想更重要，地图边疆比人命更重要。这是一个暗淡、冲突、零和的世界。

空间和地点显然很重要。在某些时候，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地理热点上：一些主宰地区的政治想象，东地中海、达达尼尔海峡、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通道会影响整个星球，也像是一根细针穿梭在各地，将专制体制控制的欧亚大陆中部的粮食产区与饥饿的消费者们联系起来。

值得一问的是，所有这些对地缘政治的需求起源于哪里，地缘政治和国家颜面之间的联系又缘何而来。还有什么能比一个宁静的巴伐利亚农场更远离乌克兰的大屠杀、台湾海峡或加沙的紧张局势，或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繁忙水域呢？它坐落在慕尼黑西南的绿色连绵山丘上，靠近阿默尔湖，离山上俯瞰水面的本笃会修道院只有几英里远，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巴伐利亚人来到这里朝圣--为了啤酒。与大多数巴伐利亚牛场不同的是，这里的牛不是斑驳的棕白相间，而是更重更大，有着厚厚的黑色被毛的苏格兰品种：加洛韦。哈茨奇梅尔霍夫农场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在一个家族手中，当他的岳父把它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 20 世纪初地缘政治学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卡尔豪斯霍费尔时。

正是豪斯霍夫为该术语的定义转变奠定了基础，他把自己看作是地缘政治学的先知，但是显然从未清楚地解释过它究竟是什么。一个通用的解释是 "政治生命形式在其自然生存空间中的科学"。或者是“地缘政治将成为且必须成为国家的地理良知”的规范性要求。

去年夏天，我和家人一起访问了哈茨奇梅尔霍夫。正如网上宣传的那样，卖纸制品的农场商店每周只开放几个小时。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段到达，门是开着的。当我们进入时，房间角落里的一个扬声器开始播放阴森的音乐和鸟鸣，但没有人影出现。在商店对面的老农舍外，有一张警告危险的恶犬告示，在一些相当杂乱的灌木丛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暗形状。它没有吠叫，我们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黑色的加洛韦小牛，它似乎已经脱离了畜群，单独呆在那儿。

希特勒发现这一概念与他对国际关系的非道德观念竟然是一致的

哈茨基默尔霍夫的整个理念都散发着神秘感，这对地缘政治学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豪斯霍夫津津乐道的 "地缘政治"（Geopolitik）一词是由瑞典政治家约翰-鲁道夫-谢伦（Johan Rudolf Kjellén）创造的，首先出现在《瑞典地理学导论》（1900）一书中。谢伦后来提出了一个理论，即欧洲历史是由莱茵河、多瑙河和维斯塔拉河这三条河流流域的争夺所推动的。

豪斯霍夫还很认真地列出了他的理念的其他影响，如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他的工作围绕着空间（Raum）的概念，并提出了Lebensraum或者说是生存空间的概念，以及英国地理学家（和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哈福德-麦金德。麦金德对海洋和陆地大国的不同意识形态和结构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德国和俄国都很有影响，尽管他与德国和俄国的后继者不同的是将古典罗马视为海洋大国，而将希腊人视为斯拉夫式的陆地大国。他在1904年写道："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的向海岸线和向内陆扩张应该延续罗马和希腊之间的古老对立，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巧合之一，麦金德给其贴上“枢纽地区”标签的关键理由总是来自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

豪斯霍夫对亚洲政治非常着迷，并将他在东京的经历创作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大日本帝国-对大日本的军事力量、世界地位和未来的思考》（1913年）。奇怪的是麦金德确定的 "外新月形 "上的国家似乎比大陆国家更了解如何使用或应用权力，而大陆国家仍然需要学习地缘政治学。从具体的点来看，豪斯霍夫坚信德国应该模仿日本，模仿日本追求与邻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冲突。豪斯霍夫希望 "将中欧的目光转向发现日本因为战争而必然产生的腥风血雨所带来的实力提升和国家复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豪斯霍夫认为有必要对公众进行大规模的再教育，以 "唤醒公众能拥有英国和日本人民已经拥有的地缘政治本能"，这种本能的缺乏正导致了中欧局势的混乱：在上西里西亚的割地的惨状，在莱茵河沿岸的退让，随后在维斯图拉和多瑙河沿线继续再现。豪斯霍夫的学生之一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将豪斯霍夫的 "地缘政治 "观点带给了年轻的慕尼黑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希特勒发现这个概念很有用，与他对国际关系的非道德观点相吻合，并将批判性术语Lebensraum作为新政治方案的核心部分。豪斯霍夫与希特勒最密切的接触可能是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希特勒被非常宽松地关在兰茨贝格监狱的那段时间，豪斯霍夫定期到监狱探望赫斯，当时这位纳粹领导人正在向赫斯口述他的传记宣言《我的奋斗》。豪斯霍夫有多少内容进入了纳粹的圣经里面呢？近些年大多数研究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学者都持怀疑态度；不计其数的希特勒传记都没有用多少篇幅介绍他。在希特勒的书中没有提到 "地缘政治学 "这个名词。但有很多地方提到了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德国人对民族生存空间的迫切要求。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豪斯霍夫经常被认为是对希特勒的核心影响源头。1939年纳粹-苏联条约签订后，英国《新政治家》和《民族》杂志立即解释说，俄德协议与纳粹计划的官方‘意识形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非人性’的叫嚣或者德国殖民者以中世纪的模式为了民族在乌克兰赢得新的“生存空间”而进行的长途跋涉的浪漫设想无关。它们是艰难而现实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它们是从大英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库中偷来的，即从麦金德那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也有类似的解释。1941年6月的一篇杂志文章声称："卡尔-豪斯霍夫少将教授和他在慕尼黑的地理政治研究所及其1000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和间谍几乎不为公众所知，即使在第三帝国也是如此。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图表、地图、统计数字、信息和计划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希特勒的行动。

而事实上在纳粹独裁统治期间，豪斯霍夫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最初的问题在于纳粹的种族法将他的妻子玛莎归类为犹太人，而他对玛莎是绝对爱与忠诚，好在只要赫斯是元首的副手，豪斯霍夫就受到保护。然而在1941年5月赫斯戏剧性地飞往苏格兰之后，而这本身就是赫斯解释地缘政治方式的体现，但让豪斯霍夫失去了强大的靠山，盖世太保怀疑豪斯霍夫家族曾为赫斯的出走提供建议。豪斯霍夫的长子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曾在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办公室工作，他曾短暂被捕，获释后与军事反对派培养了新联系。1944年7月炸弹阴谋发生后，阿尔布雷希特试图躲藏起来，但最终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即1945年4月23日被党卫军逮捕并杀害。 卡尔-豪斯霍夫也在达豪被关押了一个月。

地缘政治正在成为美国紧张情绪的新表现和主张世界主导地位的理由

战后，在为纽伦堡战争罪审判做准备时，美国首席律师西德尼-S-奥尔德曼（Sidney S Alderman）在给美国助理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的备忘录中写道：

豪斯霍夫是希特勒的思想教父。是豪斯霍夫，而不是赫斯，写了《我的奋斗》，并为纳粹的圣经和我们所说的侵略计划提供了框架。地缘政治学不仅仅是学术理论，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征服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并通过征服该中心地带来统治世界。

然而最终杰克逊似乎没有被说服，几周后豪斯霍弗被释放。

杰克逊做出这一令人惊讶的决定的背景是耶稣会国际关系学者（兼地缘政治学家，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的创始人）埃德蒙-沃尔什的干预。豪斯霍夫很快就让沃尔什看作是他良性而强大的 "导师"，并成功地说服他，《我的奋斗》只是 "许多短暂的煽动性出版物 "之一，与地缘政治毫无关系。而且地缘政治学可能是有实际意义的，这个概念已经开始吸引许多美国思想家。

沃尔什显然不是地缘政治家的候选人：作为一个耶稣会士，他一直坚持对外关系中道德的强烈必要性。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认为，"随着德国地缘政治的覆灭，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形式正在东欧和中欧确立自己的地位，"而苏联正在 "成功地获得对麦金德中心地带的统治"。地缘政治正在成为美国紧张情绪的新表现，也是确立主导地位的理由。这时需要的就不仅仅是道德主张了，除非你能用一些不只是浮于言语的力量来支持你的理想和期望，否则庞大的国家机器就会不停地滚动下去。

从美国拘留所获释几个月后，1946年3月10日，深感沮丧的卡尔和玛莎自杀了，并被埋葬在哈茨奇梅尔霍夫。这对忠心耿耿的夫妇留下了一张纸条和两口空棺材，为了让他们的小儿子海因茨找到尸体，还留下了一张会在标记农场上发现他们尸体的精确地图。

地缘政治学说不仅对新兴的西方超级大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豪斯霍夫在苏联也有大量追随者。最著名的弟子是共产国际秘书卡尔-拉狄克，他后来成为斯大林的批评者，但在20世纪30年代与德国外交官保持联系，他的朋友们试图将其解释为对1939年8月斯大林-希特勒条约作为地缘政治处理上的必要准备工作。 其驱动力是挽回德国人和俄罗斯人所认为的他们在西方大国手中遭受的影响力损失。拉狄克还参与了将豪斯霍夫的理论翻译成俄语的计划，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势头：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蓬勃发展。苏联大百科全书（1929年）收录了匈牙利制图师和苏联情报官员亚历山大-拉多的一篇关于 "地缘政治 "的有趣文章，该文章解释为这主要是德国现象，由于1918-19年德国战败和革命的经历而抬高势头。 地缘政治学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加强，并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而与众不同，而这要归功于与德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有关的意识形态的不断动荡。

地缘政治在俄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俄国正是麦金德1904年枢纽地区理论的重点。就像在1920年代的德国一样，在一个强大的旧帝国解体之后，在解体意味着外部世界强加的政治屈辱的观念推动下，这一理论得到了蓬勃发展。在1990年代的俄罗斯，就在苏联解体之后，地缘政治学又有了新的复兴。普京认为，苏联帝国的崩溃引发了一种螺旋式的衰落：“崩溃的流行病已经蔓延到俄罗斯本身。”促使这种复兴的人是亚历山大-杜金，他在2019年解释了他的解释的起源：

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发现了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国际专家界的地位。通过卡尔-豪斯霍夫和保守派革命性的作品发现了地缘政治学，我认为地缘政治学虽然是一种政治上不正确的学说，但对我们，对俄罗斯而言，是一种新的答案，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在我眼里，我认为地缘政治学具有某种过时的、被禁止的、政治上不正确的东西的地位——我喜欢这样。

杜金与他的导师卡尔-豪斯霍夫的相似之处绝非偶然。正如德国以外的更多评论家认为豪斯霍夫是希特勒思想的战略策划者一样，在西方比在俄罗斯更普遍地将普京对明显的地缘政治欧亚项目的支持归功于杜金。豪斯霍夫希望建立一个从德国通过俄罗斯延伸到日本的陆地集团，并对希特勒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对苏联的攻击感到不安。杜金谈论的是建立一个欧亚帝国和一个包括欧洲在内的新法西斯国际；普京似乎更感兴趣的是重建一个俄罗斯帝国和其势力范围更感兴趣，以及削弱欧盟和美国。

甚至这两位思想家的个人生活中也呈现出一种残酷的对应关系。纳粹政权杀害了豪斯霍夫的儿子，俄罗斯安全部门很可能是的杜金的女儿达里娅在一个名为 Tradition 的节日后被暗杀的幕后黑手，他们想利用这起暗杀事件将责任归咎于乌克兰，并恐吓达里娅的父亲，后者一直批评普京民族主义视角。

两位思想家都让局外人着迷，人们一直试图找出危险的思想动力源头。早在2015年，当美国对俄罗斯的关键人物实施制裁时，杜金就在名单上。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和英国评论员一样，学者们可能高估了地缘政治思想家对政治领导人的吸引力。普京本人一直淡化了杜金与俄罗斯政府的联系；但对普京来说，为了在方法论和国际关系上显得合理、有计划、有政治家风范，让更多的激进人物处于背景板之中，很可能是有所帮助的。

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一样，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词汇，带来了一种具有感染力的思想。地缘政治学应该被认识到它的本质：认为自己正走向失败的人和国家试图了解整个世界。正如在1919年之后的德国一样，它看起来是一种吸引人的理论，可以向陷入迷茫的人们解释世界陷入混乱的原因和对策。而其中真正危险的点在于这种思维模式是如此的浅显易懂又吸引大众，以至于也毒害了其他人的政治观念。在这个豪斯霍夫和哈茨基默尔霍夫阴魂不散的世界里，这是一座应对混乱局势的纪念碑，也是一个严峻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