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天自述（原名：狗崽子求学记）

本文出自公众号【石庄大茶坊】

网上流传着一张1965年的“中考报名表”，一枚蓝色的“不宜录取”印章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和感叹。当然也有人表示怀疑：“不会吧？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吧？编的吧？”

这张表格是真实的。我们有幸联系到黄振天先生，得到他写的自传性质的《狗崽子求学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风潮之下个人的命运。

我相信每一个读完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感慨黄先生命运的坎坷，佩服他个性的坚毅，当然也能感受到“命运”和“时代”这两个词真正的分量。

我们推送这篇文章之前，进行过一些技术性的处理，倘若有不合时宜之处，皆是小编之过，和黄先生无关。

茶坊掌柜    

很多人不知道，“不宜录取”是当年的一项长期政策，从建国开始，在中国大陆实行了30年。“阶级斗争”要从娃娃抓起。30年间，凡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孩子，在民间被称为“狗崽子”，他们大多只能读到小学毕业，成绩再好也不可以上中学，更不可以上大学。

1962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不宜录取”的大网被撕了个口子。这一年，有大量的“狗崽子”趁机过了关卡。我就是这一年混进初中的。

这个口子开的时间很短。当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刚刚打开的口子随即堵上了。

直到1979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对“黑五类”进行了全面平反，针对“狗崽子”的“不宜录取”政策才寿终正寝。

这里有一张广东肇庆高要县革委会1979年3月14日发出的“四类分子摘帽通知书”（接收人姓名作了处理）。如果没有1979年的政策转向，他们的子女后代将一直被打入另册，永远也别想升学，更不用说当兵、提干。

忘了解释一下，“狗崽子”是民间俗称。在公开、正式的场合，他们的名称是“可以教育好的，出身于反动、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隐含在里面的意思是：说“可以教育好”是给脸，实际上他们是永远教育不好的。俗话不是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嘛。

当年，所有学校的毕业班班主任都有一项重要任务：把全部应届毕业生分成四个档次：

1、可录取机密专业。这是“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学生的专利。

2、可录取一般专业。

3、降格录取。亲戚家有“黑五类”人员的学生，属于“半黑”，只能上差学校。

4、不宜录取。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学生，哪怕门门功课都考100分，也别想继续上学。

关于这个问题，当年如皋县文教局长金某有一句“名言”。他说：“他们成绩越好，对人民的危害就越大。所以，越是这样的人，越是不能让他挤占我们贫下中农子女的升学名额。”

不过，话也不能说绝了，特例总是有的。如果你有做官的亲戚，找关系开个后门也不会太难……

言归正传，既然很多人都看到过我的中考报名表，那我就从头来说说我的求学经历。

我叫黄振天，男，1947年9月出生。1957年7月小学毕业时，还差两个月没满十周岁。

四岁就上小学一年级，好像是早了一点。之所以这么早，是因为我爸爸解放前就在丰乐小学当教师，解放后继续在学校里管教务，家又离学校不远。小家伙还没学会说话，就听惯了校园里的琅琅书声。

所以，孟母三迁的故事还是有道理的。再说，那时候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多大年龄才可以上学的规定。

小学毕业后，我没考取初中。虽然成绩还行，但是“家庭成分”是“黑五类”之首“地主”。这是第一次“不宜录取”。

如今，见过五级分制苏式评分标准的人已经不多。顺便扯一句，老师的评语有失偏颇。不是“怕做作业”，而是真的没有时间。老师们根本想不出，一个十岁的男孩子课后会忙成什么样子。

小学毕业一年后，1958年夏天，我再去报考初中。报名处的老师说，历届生自己报名，要附一张居民委员会开具的家庭成分证明。我转过身就空着两手跑到户口所属的花园居委会。居委会的文书皱着眉头说：“你不把户口簿带来，我咋知道你的真实情况？还给你开证明？”11岁的毛孩子斗胆冒犯，当即就反问：“你见过有谁冒充地主成分吗？”文书怔了一下，没再说一句话就伸手拿笔。

因为又没考取“江苏省如皋中学”，我再去报考“如城镇民办初中”，但是，差学校也不收狗崽子。所以，两次证明都是白开，继续“不宜录取”。

注意，这“准考证”的实际签发日期不是“一九五七年八月”，而是“壹玖伍捌年捌月壹拾柒日”，得仔细看。其时，如皋中学的初中入学考试结果已经揭晓，然后民办的补习班才开始招生。他们本来就是捡破烂的。可怜的狗崽子们，收破烂的也不要。

求学的路断了。

我母亲在如皋县杂纤维纺织厂做工。辍学一年多以后，想办法托人送礼说情，让我在1959年春节后进厂当了工人。

一个还不满12岁的孩子，进纺织厂干些什么？当织布工。用棉纱作经线，从蒙古、新疆购进洗净、切齐的马尾，一根一根地抽出来作纬线，织成的产品叫“马尾衬”，幅宽有一尺二、9寸、6寸三种。这玩意儿用来做高档衣服的衬里，是外贸产品，全部出口到苏联，为国家赚取外汇。所以，当年的杂纤维纺织厂是如皋县的香饽饽。

瞧一瞧马尾衬的织机什么样。当年全厂有三百多台。

织马尾是计件工资，6寸的幅面，织一尺得8分钱，一天可以织七八尺，快的一天能织到一丈。歇人不歇车，12个小时的大日夜班，6点进6点出。

又有人要说“不可能”了。这不是童工吗？

很抱歉，那年月没有这样的概念。车间里男孩子八九个，只不过我是最小的一个。

因为年龄小，不懂事，得罪了车间主任。严格地说，是得罪了小组长，车间主任的老婆。

到1960年8月，大跃进早就搞不下去了。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恢复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号召城里的工人下乡支援农村。

人人都要报名，响应党的号召，写决心书，还有咬破指头写血书的。不过，写血书的不一定下去，领导讨厌的非滚蛋不可。

最后纤维厂挑出了50人，于1960年9月下放到如城西郊的陆家庄农场。于是13岁的我便离家踏上社会，独自谋生去了。那时不叫上山下乡，叫下放工人。那一批人里，年龄最大的是64岁的祝宏彬（可见那时不但没有童工的概念，也没有退休的概念），最小的就是13岁的黄振天。固定工资，每月7.5元。当心，别把小数点儿看漏了。

陆家庄农场是当时如皋右派分子集中改造的大本营，他们是农场劳动的主力。除了队长组长是正牌的贫下中农，周围几乎全是右派。小东西一天到晚就搅和在右派堆里“接受再教育”。

1962年初，元旦后春节前，由于某些特殊的机缘（当时的如皋县委书记倪锦瑜，写了一张便条，特批我回城。要说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又得一篇老长的文章），我得以离开陆家庄。回城后，进了居委会办的纺毛加工小组，用当年在延安大生产时期摇的那种纺车，为棉纺厂纺纱线，挣几个钱混口饭吃。

1962年5月，原丰乐小学的周以珂老师找我来了。

五年过去，周老师早就离开丰乐小学，调到其他学校去了。但是她把当年那个小不点儿没考上中学的事一直挂在心上，为我不服气。

周老师打听了好几个人，才找到我住的地方。之所以费了那么大的事，是因为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家西边有个姓王的邻居，当了县鞋帽厂的厂长。他为了办鞋帽厂食堂，要强占我家的大房子，串通了居委会和县房管所，勒令我家全家扫地出门，搬离原址已经好几年了。软柿子，人人都可以捏的。

周老师带给我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孩子，今年再去考中学呀！今年国家不问成分啦！”

一句话，改变了一个孩子的人生。永远感谢周以珂老师。

跟周老师借了当年的课本，发现5年前学的东西还没忘。半真半假地看了几个晚上，竟然真的考进了如皋中学。15岁的孩子不懂政治，想不到去追究，国家为什么一会儿问成分，一会儿又不问成分。又能上学了，满心欢喜还欢喜不过来呢。

幸亏八届十中到9月才开。要是早两个月，这初中就上不成了。真险哦！

然后是三年初中。

在小学里，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进了中学，是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个。

1965年7月初中毕业。毕业证书上的“十七岁”是离18周岁还差两个月（跟小学毕业证书上的“九岁”一样）。跟4岁就上一年级比起来，18岁才初中毕业，太晚了一点。不过，跟36岁才大学毕业比起来，却又挺早的了。

初中里的情况怎么样？为了节省篇幅，只给您看初一、初二、初三各一份材料，以窥全豹吧。要是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搬出来，就讨人嫌了。

1965年，我以如皋全县第一名的中考成绩，没能考取高中。下面应该出场的就是那张“不宜录取”的“中考报名表”，大家都见过，就不在这里凑篇幅了。

已经两次（其实是4次）“不宜录取”了。小学毕业考不取初中，初中毕业考不取高中。别急，后边还有第三次。

名落孙山之后，就是上山下乡。1965年9月插场，去了南通农场17队。到了农场后，发现：如皋的农场是右派分子的大本营，而南通的农场则是狗崽子的大本营。各地知青中的“可教子女”那是真的多。所以，不管哪里的农场，都是改造人的好地方。直到1968年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以后，老三届中不管龙崽、凤崽、狗崽，全部上山下乡，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当然，其中有不少人只不过是风头上下去镀一镀。

因为能干活，肯吃苦，我当年就被评为农场级别的“五好职工”。要问这张喜报里有几斤几两汗水，还真说不清楚。

在17队干了半年，积极表现见了成效。经过考试，1966年2月被选拔去读“国营南通农场半农半读农业学校”，准备培养我当农业技术员。

农业知识也是知识，农业学校也是学校啊！不管怎么说，上农校也是接受教育啊。

没想到，2月开学，3月搞“四清”，5月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WG。稀里糊涂地，“农作专业”变成了阶级斗争专业。打打闹闹三年，1969年初农校解散后，被分配到长江边新围垦的25队继续修理地球。但是，比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反军小爬虫”的同学，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

农校这一段，满打满算，就是开学后上了20天左右的基础知识课。似有实无，只能算是求学路上的一段插曲。要不是文革，袁隆平也许会多几个小学徒。

在25队劳动了数年之后，农场的教育事业发展，急需补充一批教师。得益于自己不怕吃苦的主观努力和农场知青中狗崽子众多的客观环境，我成了矬子里面选出来的将军。经过一年的短期培训，于1974年春节后去农场一中“知青临时代课”（没有编制，随时可辞退回生产队）。第一中学校址就在原来的农校，从幼儿园到高二（当时的学制是小学5年，中学4年），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任务是初二语文每周7课，英语每周6课，再加上全校所有年级的美术（为了文革中办大批判专栏搞宣传的需要，高中也开美术课，但各年级内容、要求不同）共22课。

到了1977年9月底，文革十年后第一次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这个1965年的初中毕业生也蠢蠢欲动，想跳过高中直接考大学。

政治、语文、外语、历史、地理……，都好说。只是没读过高中，三年的数、理、化没法对付。但就算是报文科，也要考数学。所以，高中数学这一关非过不可。

于是，进了10月份，开始自学高中数学。方便的是：人在学校里，时间很充裕。遇到问题就去请教高中毕业班的数学老师——苏州知青王浩忠。两人身份相同，年龄相仿，性格相投，宿舍相近。结果，在高考中发挥出色，取得了南通农场考区总分第一名的绝佳成绩。但紧接着就是第三次（实际是第5次）“不宜录取”，又空欢喜一场。

王浩忠老师考取了无锡轻工学院，满面春风，笑嘻嘻地见人就说无锡到苏州的火车票只要两毛钱，以后回家可方便了。但是，他走了，农场一中高中毕业班的数学课怎么办？

农场文教系统的领导，徐景熙和陆承祖两位老师去南通参加了高考阅卷评分，成竹在胸，一点也不着急。两人从南通回来不久，就找我谈话，要我接替王浩忠老师的岗位，去教高中毕业班的数学。

我实话实说：1965年初中毕业就来插场当知青，没上过高中。为了能参加高考，才在王浩忠老师的帮助下开始自学高中数学，所以只能报文科。这会儿顶上去教高中毕业班的数学是不行的，肯定要误人子弟。可不能毁了60多个孩子。

两位领导笑着打哈哈：“太谦虚太谦虚！你总分全农场第一，数学单科97，比王浩忠老师还高一分。你不顶上去，谁顶？至于没有录取的原因嘛，大家都知道，但事关国家政策，谁也没办法……”

一个初中生，愣是被逼着爬上了高中毕业班的讲台。鸭子上架，工作中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

接下来的1978年，农场一中有4名同学考取了大学。各方面条件都比一中好的二中却被剃了个光头，一个也没上榜。

因为在这个成绩中有一份功劳，南通农场破例给我颁发了第一中学的工作证。要知道，以农场的名义给代课知青发工作证这样的事从未有过。1974年2月就进校代课，1978年10月才发证，前后隔了5年。意思就是说：虽然没进国家编制，但你再也不是临时的知青代课了，不会轻易让你滚蛋了。

谁也没想到，好不容易工作证刚发到手，知青大返城的风暴就猛然间呼啸而至，席卷神州大地。

1979年，我回到如皋，被分配在县造纸厂当工人。

1980年春节过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如皋经委教学班”即将招生。我又动了心。因为1979年初，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不宜录取”政策已经画上了句号。1980年的报名表上已经没有了“家庭成分”这一栏。但是增加了年龄限制：出生于1947年6月30日之前的人就不可以报名参加电大的入学考试。这年龄分界线比我的出生时间只早两个多月，就好像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制的。要是早出生两个月，这个名就报不成了。

换句话说，无论成败，这将是此生中求学路上的最后一搏。

但是，还有几个比成分和年龄更严重、更难解决的实际问题。

首先，上电大是在职进修。而我只不过是个回城知青，刚进厂没满一年的学徒工。对工厂没有一丝一毫的贡献，就要离厂去学习三年，别说还要厂里每个月发工资，就算全部自己掏钱，也得要厂级领导班子全票通过才行。仅此一条，就难于登天。

巧的是纸厂的支部书记生了三个女儿。大的要考高中，老二要考初中，小的刚上三年级。知道我回城之前在南通农场当高中数学教师，便要求我每天晚上都到家里辅导三个女儿的功课。上岗以后他发现我把初中小学的所有科目一网打尽，无所不包。书记对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慧眼识英才啊！恨只恨纸厂上的是三班，每到中班，晚上就没法去当差。我对支书承诺：如能考进电大，家教便可一天不缺。所以，书记大人不遗余力地对厂级领导们摆事实、讲道理，说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求大家从国家和工厂的长远利益考虑，做通了其他人的思想工作，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因为中央电视台的师资、教材和频道资源都还没有上正轨，八○届电大只招当时急需的机械电子专业（全科），其他一概暂缓。招生考试只考数、理、化，再加英语共四门（见电大准考证的“考试时间”）。所以，若是想参加考试，就非得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再啃下高中三年的理、化这两块硬骨头。这就叫“哪壶不开提哪壶”。而这一次自学的条件跟在农场一中是两个极端。这一次要同时自学两门功课，有问题还没人可以请教。

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具体困难。

1980年的高考与1977年不可同日而语，学习的深度，对知识掌握的层次，都没法相比。

物理、化学的学习方法与数学完全不同。没条件做实验。

爸妈都卧病在床。

爱人在农村中学当老师，每天早出晚归。

孩子5岁，刚进幼儿园，要送要接。

全厂工人三班倒，从来没有休息日（造纸厂因为烧锅炉供应蒸气，除非全厂大检修才停工休息，否则通年无休）。

所有这些事情中，家庭教师的工作是一切的基础，重中之重。比自学高中物理、化学还重要，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

天可怜见。关老爷也不过就闯了五关，斩了六将。

经过两个多月令人绝望的苦战，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在坚持与放弃之间摇摆了无数次，终于搭上了最后一趟加班车，硬着头皮挤进了八○届电大。

这次没能考到第一名。

33岁，人到中年。搅和在一群20岁上下的孩子中间，考了个总分第28名。在班上算中等还偏点儿下。到三年后毕业时，也只追了个全班第二名。

不过也不羞。幼儿园上午8点开门，10点半放学。每天送走了孩子才能到校，到了钟点就得离开课堂。功课再怎么重要，也比不上接送孩子，对不对？

不管怎么说，总算在不惑之前圆了大学梦。

你还别瞧不起电视大学。带薪全脱产，心无旁骛，实实在在的三年。跟夜大、业大完全不是一回事，跟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更无法相比。回厂后挑重担，扛大梁，后来调到如皋市印刷机械厂，负责企业的“后劲”，带着一帮子人搞新产品，一个接一个地搞了十多年。

在新世纪前后买断工龄、自谋出路的下岗潮中，又是凭着在电大学到的知识，不但没有失业，还受到多家厂方青睐，争相邀约，顺利地干到退休，这是后话。当然，企业终究是企业，私企给你的每一分钱都是要有回报的。但是也有优点。他们为了挖得到人、留得住人，舍得下本，只要老板点头就算。这就不用多说了。

扯远了，言归正传。

这只“狗崽子”，把书从4岁读到36岁。

起了个特大的早，赶了个最晚的集。

4岁读小学，1957年10岁参加初考，不宜录取。

第二年再考两次，两次不宜录取。

一停就是5年。

15岁混进初中，1965年18岁参加中考，不宜录取。

这一次整整停了12年。

30岁，文革后1977跳过高中参加高考，不宜录取。

再停3年。

33岁，1980终于进了大学。36岁毕业。

36年，半辈子光阴。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很跌宕，很磨锉，很刺激？

一般来说，只要有一次“不宜录取”的经历，这个人就永远失去了继续求学的资格。有谁听说过一而再、再而三，还再四再五的？

别人小学毕业到进大学只隔6年，快的只隔4年，我花了24年。

还有没有第二个？想来中国应该没有。外国更不会有。难怪有人不相信。可以写进吉尼斯世界记录了吧？

相信了吧？“不宜录取”是真的。确实有这样的事，不是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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