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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从《喜宴》看中国传统文化与普世价值的本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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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电影《喜宴》的观后感,力图把从“经济建设”和“去身份政治化”两个角度进行探谈,为中国性少数群体的促权,以及疏导出柜矛盾和代际关系问题提供新的思路。最初2017年6月发表于 我的个人公众号,2018年4月发布于亲友会北京分会

 

   春晚可以为了节目效果而假唱,这是我身边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事;比较鲜为人知的是,央视一些歌唱类比赛也是可以假唱的;还有一些竞技比赛类节目,比如《武林风》,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可以“假打”。听说这些节目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先在后台没有摄像头的环境里打比赛定出个输赢,然后在录制时向观众演示这个比赛结果(参见《锵锵三人行》20170511期)。

   这些现象乍一听似乎荒诞不经,因为它违背了我们这些接受现代文明教育而成长的人类,认知中最基本的普世价值观“真善美”之首——真。但细细想来,这些现象又是如此地符合“中国特色”,比如《喜宴》中的同性恋形婚。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崇尚的精神和美德,很多都是不主张这个“真”字的,例如“谦虚”精神,“里子/面子”、“内方外圆”“气节/风骨”“相敬如宾”等。 而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仁、义、礼、智、信”则更接近于现代文明中的普世价值,这些我们有的世界也都有,而且当中国处于转型时期的年代,早已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国家常常做得比我们更好。

  还有一些价值观念,是以联合国所宣扬的普世价值里有的,而中国传统文化里所付之阙如的部分,比如“人权”“独立”“自由”“民主”。所谓“现代性契约”,就是指以人为本,甚至连宗教都是向人的需求靠拢的,因为现代性主张以人为神(参考《人类简史》)。



  此前在上海纽约大学观看了李安早期电影《喜宴》,感触良多。这部悲喜剧可谓把这个这个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普世价值之间的本质冲突,通过同性恋儿子在美国形婚这件事,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片似乎让主张出柜文化的性少数平权公益组织很兴奋,因为片中的很多矛盾都是这个群体所遭遇的困境。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部同志电影,因为这部片子所呈现的主题,只是两种文化——新与旧、东方与西方在文化之间的碰撞,而同性恋对于表现这个主题而言再适合不过了,同性恋议题所包含的多个子命题,比如形婚、同妻(同夫)都让这种碰撞被尖锐地可视化。


  《喜宴》中出现的这种矛盾发生的核心条件是什么?我假设了两种剧情,这两种情形下片子里的矛盾都不会发生。第一种是男主角伟同没有来美国发展,还生活在中国国内,而那样的中国必定是个未被打开国门、还在闭关锁国的古代中国,在古代中国的伟同会是个尊师重道的好儿子,幸福美满地为家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只是偶尔会发生一些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男风”爱好的同性恋者;

  另一种情况是伟同的家人在伟同出生前就在美国定居了,父母都完成并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 而伟同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早地完成了自我认同,长大后和爱人西蒙欢腾地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喜宴》里悲喜剧发生的条件,是打通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那块敲门砖——是的,就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突然崛起的经济。


  片中归亚蕾和郎雄所饰演的爸妈,有钱到足矣把伟同送到美国、培养成拿到美国绿卡的优秀人才,说明他们在台湾必定是资力雄厚的富人阶级,这样的家业若秉承传统文化而起家,又必然会是“大户人家”,也就是亲戚众多、人丁兴旺且、家族观念强——由此亦可见,他们为了维持家庭和谐,为了平衡好面子和里子的关系,压力该会有多大,传宗接代自然是标配,把婚礼这件人生头等大事办得风光、体面,当然也是钢需,不然在众亲友前的面子往哪搁?而这种情形下,伟同要向父母、向家族出柜当然也是难于上青天,尤其是当父亲还有严重高血压的情况下。

    就这样,一家子里每个人都人心荒荒,压力山大,却明明每个成员都彼此相爱。突如其来的经济转型时期,让中国来不及从农耕文明转型成现代文明社会,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矛盾。就因为“有钱了”,所以他们打通了东西方新旧文化的巴拿马运河,同时产生了一系列不适应症。

    所以,有钱是一件坏事吗?我们当然不会说有钱是坏事,“我党”当然基本路线的核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我们实质上都已经是“西方人”了,我们穿的衣服,我们的社会结构、经济和法律,都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样子设计的,所以我们都是接受现代普世价值比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更容易的人。我们的社会,实质上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了……而是“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

   说到这,我忽然想到,中国古代所有男同性恋被可视化的案例,无不跟经济发展有关,甚至都可以归结为是经济现象。例如,像唐朝这样鼎盛的时代男风就像产品一样被消费,同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和阶层流动;“书童”是阶级分化的产物,当然书童跟主人也是雇佣关系;皇帝的男宠就更不用说了,皇帝当然有权有钱之士, 而中国古代的无产阶级,史书上较少记载,我也难以想象在没有“钱”这个由头的情况下他们是怎样进行正当的同性恋活动,但西方人记载中国的游记时都说到中国古代鸡奸现象很普遍(参考《大汗之国》),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随时随地来一发”的样子(公园厕所据点),这自然不会是正当和文明的表现。

   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同性婚姻形式的,是明清时期的“契兄弟”和“自梳女”,它们都发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东南沿海,且产生的原因都跟经济转型产生新的供需关系有关。

    总结上述案例得出一个小结论——中国古代LGBT群体的可视化离不开经济/商业的发展。而放在现代中国的社会,也正是因为经济时代的到来才让人权观念深得人心,为中国LGBT平权提供了土壤。

   “有钱”这件事,在发展经济的时代,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一定是有益的,而对于旧有文化的保持,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便是这出“悲宴”发生的根源。 有钱(商业化)之所以被人们诟病,往往原因也在于此。


   这部片子最让我动容的两组镜头,一是在房间里西蒙送给伟同新的手提电话当礼物,伟同试用这部电话,打给家里的座机,身旁的西蒙接了座机电话,伟同说“谢谢你”,西蒙:“不客气”,伟同:“我爱你”,西蒙:“我也是”,然后他们放下电话,开始亲吻。

   第二组镜头,是伟同被母亲唤醒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来到爸妈怀里,父亲放下威严的父权形象,和柔情的母亲一起给伟同挠痒痒,逗趣让他清醒,一家人其乐融融如同孩提一般。

    嗯,放下电话,放下面子,放下这该死的虚伪与隔阂,跟家人、爱人表达这真挚的、无条件的爱。

    影片的最后,在机场送别后,伟同父母登机安检前的对话:“我只是高兴”“我也高兴啊……”谁都在希望对方高兴,但谁都清楚自己心里并不高兴。就如同婚宴后被灌酒的嘉宾们明明在洗手间吐得稀里哗啦,大家都知道酒不好唱,闹洞房很尴尬,但大家都要装出一幅高兴的样子,来维持旧有的习俗。这种虚伪的面貌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模版,而它的矛盾性也只有在经济转型的时代才会显露。

    为了逃婚而离家从军的父亲,是这种虚伪的受害者,而他自身的父权形象又成为了加害于儿子伟同、使其走上形婚道路的原因。好在故事的最后,父亲选择了向父爱妥协,为了家庭的团圆,即便他知道了儿子的性取向,知道了形婚的真相,他也不去捅破它,而是选择退让,默默承受,回到台湾,以此让结局勉强地圆满。这也是大部分中国人面对时过境迁的无奈的变通——中庸之道。

     在电影《喜宴》中,一家人都为了彼此委曲求全,作出了牺牲,也相互理解。而在2017年的如今,我发现身边公益人士经常是一面倒地支持破旧立新,支持抛弃传统,这让我感到惊异,也嗅到了危险的信号。这说明二十多年过去,新旧文化的两代人没有相互理解、变得紧密,而是变得更加割裂与异化了。

联合国妇女国别亲善大使——佟大为

    本周三我参加联合国性别议题的论坛,晚上我在一个戏剧工作坊遇到白天同来参加论坛的公益人士,当我们分组讨论时我选了本文标题中的议题,她认为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去芜存菁,比如“仁义礼智信”应该保留,父权思想应该去除。而我思考的是,如果说“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也是种植在类似父权文化的儒式社会的土壤中的,否则那和联合国主张的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呢?西方发达国家在“仁义礼智信”方面可做得都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好啊。

     其实可以举另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困境不是中国人所共有的。本周二我在上海一家非常正统的西餐厅HENKES用餐,点餐后等待时间很长,而且没有上餐前饮用水,上菜后也没有分装的小盘子。但菜品的味道很正统,我相信这样不便捷的用餐程序和规则也是为了保持他们的“传统文化”。而如果为了引合本土,则会像我们看到的大部分西餐厅一样,其实已经是中式速食店了——这便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如何变通,如何割舍?

     另一方面,我看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总是能做到中庸的极致,比如“多元成家”的推动,和即将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地区的释宪。

    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应当抱有信心,因为中华文明一直是融合且多元,如同龙图腾的形象,有如海绵般吸收各种新事物,转化成自己的文明。

    经济时代的入侵,中国不也是照样很快适应并强盛起来,让全世界叹为观止么?


BGM:Everybody's Changing - Ke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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