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往事

記憶是什麼？為什麼隔了三百年，每次我試圖重新感知那段往事，總是像突然站在樹林中，滿眼光斑閃爍，轉身，想要看清周圍的世界，炫目的光斑和幽深的陰影浮動在那個世界之前——是的，光斑和陰影，在四月末的北方，同櫻花、木香和紫藤的繁華疊印在一起，就是坐在寬大的老磚木樓四樓的暗處，內腦視網膜也能全然感受到樓外那浮動的光影。

那一年，那一天（肆月15日）——之前的事，我差不多一點都不記得了。那是我大一的第二學期。我不大喜歡上課，除了一位講訓詁的老先生的課，別的課我都聽不進去，能曠課就去圖書館看小說了。除了自油和圖書館，大學升活沒有什麼讓人特別喜歡的。對了，還有在大食堂週末的集體舞，上百人排成一列，許多列，依稀記得有叫十四步，其實就是有節奏地拍著手和人一起跑來跑去，那種興奮，大概和我後來一位朋友形容的打橄欖球一樣，只是不打架。記得有一次我碰到隔壁理工學校的一位男生，他高高瘦瘦，面容清秀，穿著深藍色西服，極其靦腆，我也是，幾乎沒有說話，我們搭伴開始跑開始蹦。我還記得他的名字：田普科（這實在是極令人驚訝的事，因為我還沒有見過第二個比我更容易忘掉人的名字的人），他來自本省的一個農村。

我有五個好朋友，五個女孩，都是中學同學，那時都在不同的學校，我們寫信，也不時見面。我們都讀閒書，也都很夢幻。當時有一個朋友讓我寫一本書，記錄我們的十七歲。在當時，十七歲的一切還都像昨日剛剛翻過，並沒有過去，我們也全都隱隱覺得，以後怕不會再有這樣純粹的美好。當時，我以為那些時日的點點滴滴銘心刻骨，一生都不可能淡忘絲毫，急什麼要寫？如今，我連那美好的感覺是什麼都想不起來了，更不用說具體的點點滴滴。在那時，我們都讀了一些歐美文學和兩岸現代文學，有两个朋友比較喜歡五代宋詞。也都看過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三毛、金庸和瓊瑤。頭一兩年，我們也讀了朦朧詩，班裡在傳看談論某經濟導報，河殤。隱隱約約，似乎这些和我們以及未來有什麼關係，那是最初讓我們困惑的我們熟悉的事情之外的東西。還有搖滾、崔健、齊秦。那也是情竇初開的時候。我記得當年看《簡愛》的時候，整本書中我最強烈不喜歡的就是簡愛過度的自尊心。站到如今的位置回頭看，我那時十幾歲的心理，和簡愛多像！就這么一些屈指可數的事兒，差不多就是我們生活中、精神中、情感中的內容，比起現在的少年人，那時，我們實在儲備太簡陋了。

請原諒這樣的繞彎子。即使我將努力回憶的，是一段重要的歷史經歷，但對具體而不同的個體來說，歷史也只是片片光斑和陰影，難以顯現一個完整的面貌。但是在不完整、無法固定的一個個殘片的翕動中，或許還保留著個人和那個時代的某些氣息。不是作者，而是讀者，將作為織補工，縫綴起他们可辨识的場景畫面。

那天上午，我正在系裡的圖書館看書。室內安靜得彷彿光線中的微塵都屏著呼吸，室外的校園是暫時交給光影和繁花統治的一片寬廣的靜謐。還不到十一點，突然間，散場一般，室外那條校園的大道雜沓喧響起來。這讓人很意外，我和另外兩個人走到床邊朝外面看，一大隊學升有說有笑，有些拉著手兒，有的拿著飆語，嘩啦啦走過去了。

午飯時和晚飯時，食堂外面的佈告欄和牆上，還有附近幾棟宿舍樓的外牆上，出現了剪報和打字報。接下來幾天，牆上貼的越來越多，有很長的論辯文和檄文，還有詩，有些寫得雄健感人。那時我總帶著一個日記本，記感興，大多數都是不厭其煩描寫雲、星、月的小隨筆。我站在牆前，在日記本上抄下那些漂亮的文字。幾年後，有一次爸爸說起一個剛生了病的叔叔，他的中學同學，誇讚他字寫得好，文章寫得好，是捷才，揮筆可成。爸爸說那是運動時候鍛煉出來的。讓我突然想到了我抄寫的那些東西。晚上夜深的時候，年輕老師在樓下人們聚集的地方播放美過之音和BPC，人們也討論。有一天，男生宿舍開始往下扔暖水壺和啤酒瓶子，之後每晚十點以後像過節一樣，大家比賽著一般劈裡啪啦往下扔東西。儘管似乎只有一件事佔據了校園，卻像是許多拳頭打在棉花上，許多聲音撞向虛空。

一天晚飯後，宿舍的同學說一起去看看吧，他們等會兒要去老師那邊。校園對面隔著一條馬路就是老師們住的家屬院。像去上晚自習一樣，路上都是往一個方向走的人。過了馬路走進家屬院大門，幾乎就走不動，滿滿全是人，從幾座樓下到前面的十字路口，連花壇裡都站滿了人。有些房子的燈黑著，有些人站在長廊陽台上朝下看。有個在最前面的男孩男孩開始仰著頭對著樓上站著的人大聲說話了，說了些什麼，然後他喊：“請老師們站出來！”後面的人也跟著喊。他連著喊了好幾次，後面的人也跟著喊了好幾次。我感覺有些緊張和尷尬，不，我是為站在樓上幾層陽台的老師們感到尷尬——他們是轉身回屋好呢，還是應答樓下的人好呢？我開始有點不喜歡了，我覺得這種氣氛脅迫人。就在這時，那個喊話的男孩子突然喊道：“我們給您跪下了，老師——”他真得跪下了——那一刻，我血湧上頭，渾身發抖，不知道哪來的聲音，從我身體裡喊出來：“不許跪！不許跪——”我的同伴拉著我的手，不知道什麼時候，怎麼樣，她拖著我，我一路發抖著，走回了宿舍。那時候，我內心任性而表現極其羞澀，在不熟悉的場合說話，我會全身發紅發抖，直到十多年後才能自然。像那天那樣突然喊出來，完全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我對那個男孩子的行為非常生氣，可以說憤怒，也對周圍其他學升沒有人制止他感到生氣。他們是怎麼了？難道不是去爭閩柱嗎？怎麼能去跪呢？而且那跪，說是請求，不如說脅迫。這是奴才還是無賴的做法呢？他們說大道理，怎麼這個人的道理都不明白呢？第二天我回家了。在電視新聞上，在那一大片世界注意的中心，在幾十億人的目光下，三個學升跪下了。羞恥，憤怒，失望——我問爸爸，他們怎麼進的那家大學的？他們憑什麼代表大家？反正他們不能代表我。就這樣，罷科了。光場被帳篷和人塞滿了。我在家裡看書，做飯（我都自己會蒸涼皮了），和爸爸爭論，或者吵架。

大概從初中開始，因為《排球女將》、《玉蛟龍》和許多民間故事、神話、偵探反特小說，等等，我變得想入非非，每天都在大腦裡編各種長篇小說。我總是設法一個人呆著，這樣可以不受打擾地編我的故事。家裡有一個寬大的書櫃，每一層都可以躺進去人；還有一個高高的大壁櫥，裡面塞著爸爸媽媽過去的東西。這兩個地方，是我的藏身處，我常常窩在裡面，家人都不知道我在哪裡。在壁櫥裡，我發現了爸爸自己整理的過去的相冊，從他小時候在東北，一直到78年，他調回西安之前；他大學時的日記，還有幾封信。其中有兩封信，我至今難忘。一封是我爺爺寫給榆林縣革委會的，揭發我爸爸，要求嚴肅處理。信的日期是我爸爸被遣送到榆林後不到兩年，他和我媽媽已經結婚，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另一封信是我姑姑在70年代從一個農村寫給我爸爸的，她因為家庭成分不好，64年，16歲的時候就下鄉了。信裡她埋怨過去許多年我爸爸對她照顧體諒不到。在爸爸長大、讀大學、後來又回去生活的那個大學的教務樓外牆上，赫然寫著“打倒XX”的大字——爸爸的名字，上面畫著大叉，那時還可以看到。爸爸從來沒有講過他的過去，媽媽那時候也不講。可是偷看了這兩封信之後，我心裡沉甸甸硌著了，我不知道怎麼張口問爸爸。兩年後，在我高考之後，上大學之前，有一天晚上，我和爸爸在外面散步，我問他：“爸爸，你能不能給我講一些你過去的故事？”爸爸答應了，說他以後會講，可是直到他去世，他都沒有講過。

那些天，我動不動會和爸爸生氣起來。他就是兩個看法：第一，學升怎樣都沒用的，什麼時候，誰，都奈何不了那個，完全是雞蛋碰銅牆鐵壁。第二，反彈污沒有用的，應該慶幸他們能彈污，這樣他們吃肉老白姓才能喝點湯。倘若說之前目睹的兩次下跪讓我震驚，這次，是爸爸讓我氣憤、傷心。在我認識的所有人裡，他是最熱情、最溫暖、竭盡全力幫所有能幫的人的一個人。在當時我的心目裡，爸爸就像是善良的象徵。他怎麼會說出這樣沒有立場的話呢？我心裡受傷了，接受不了。每當我仰著頭瞪著眼睛和他爭辯時，他眼裡那種神情，現在我再去看——就像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撫摸著他的腿說，爸爸你的腿這麼細了——那時候那種悲傷、心疼而難言的神情。有時候他會設法逗我，諷刺我，比如說：你太單純，太任性，送去上軍校好了，被人管也許能改改這種平民出身貴族思想。每當這時候，我就氣得呆不住，出門騎上自行車去光場。從我家騎車到光場不到十分鐘，也不知道在那裡做什麼，到處亂竄，或者和同學坐在一起。有一天，碰到一個高一時夏令營認識的女孩，她在另外一所理工大學。她梳著兩條小辮子，一直都是學習委員，是那時候那種嚴肅、清秀的學霸典型。我沒想到碰到她，跟在她屁股後面跑來跑去一會兒，她很忙，我後來就走了。

我家住的家屬院是兩個單位共有。我家對面樓上有一個女孩，和我同級，在另外一個大學讀中文。她是小記者，作為中學黨員被保送上大學，在大學裡是學升會的一個幹補。那時候她自然也就參加了搞自戀。晚飯後，我倆常在一起聊天，她告訴我搞自戀裡面的有些人，如何弄權，如何不可理喻，等等。在我所有中學大學的朋友裡，只有她一個人是學升幹補。說老實話，我和我的朋友們其實都挺煩學升會幹補的，甚至很瞧不起。但是我和她頗能聊得來，她有思想。她說的話，再想想某些看到的東西，讓我想，也許什麼事情的中心都似乎是黑乎乎不可知甚至邪惡的，在邊緣、游弋的離子大概才是自由而完整的。

一天接著一天，一種無序懸置在空氣中。所有人都在街上或者電視前。有一天，離光場不遠的一個商場據說被搶了。到處都是捐錢的。在街上可以隨處領取市民帶來的免費的食物和飲料。五月拾叁號，900公里外的學升開始絕詩了，我們的光場上，也有少數學升跟著開始了。人心都揪著了。“都和自家的孩兒一樣啊，都還是娃啊！”一個推著自行車，穿著白布無袖開襟褂子，帶著一個圓黑框眼鏡的老人，站在光場邊上的人堆中嘆著氣說。膠著。在家裡，爸爸來回走著，嘆著氣，拍打著自己的胳膊說：“這肉是軟的啊！雞蛋只能碎啊！”在絕詩的帳篷，一個亢奮的男生喊：“我以我血濺軒轅！”——我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一種歇斯底里的悲壯——張望周圍充滿生氣和青春的臉，那聲音像是春天蜜蜂嗡嗡嗡的油菜花地上空響起一聲變嗓子的少年吼的秦腔，蒼涼而又滑稽。一個接近黃昏的下午，一隊幼兒園的孩子，手拉著手排成一個橫隊，兩邊護著幾個年輕的阿姨，走過光場前面的大道。走在他們前面的是兩個女孩，舉著一個橫幅，上面寫著：“哥哥、姐姐，你們吃點東西吧！”

聽中學同學說，我們班的班長，在某校國經系，已經在那邊的大光場絕詩幾天了，他已經吊葡萄糖了，我有點意外。高中時，他負責按照學生寫好的借書單到圖書館取來書發放給大家，然後到期前再催促大家交還給圖書館。我借了羅曼羅蘭的《母與子》，過期忘还。他來催我，我從書桌裡拿出書交給他，他說你自己送去圖書館吧。我還沒有去過圖書館，不知道什麼步驟，一下子很茫然，紅著臉低頭盯著書桌，一聲不吭。他站了半天，只好拿起書替我去還了。印象裡，他是一個自律、負責、完美的好學生，是班長該有的樣子，就是不像一個反叛氣質的人。大學畢業後，他順利進了一家國字號的企業。我每次去悲京都煩勞他照顧。記得他騎車帶我穿過皇城根時唱著Rod Stewart的“I am sailing… Passing high clouds/To be with you,/To be free”。他帶我去玉淵潭冬泳（我生病，負責坐船）。在他的宿舍，有滿架子的書，書桌上是他手抄的蘇東坡的詞。後來他去英國讀書。幾年後，我出國前在香港最後見到他，他已經自己做了投行了。那二十年間一個人的軌跡，或許變化而順應，而少年時濟世的抱負，隱約還在自律的努力和不時表露的不平之氣中。

我中學同桌，綽號“林妹妹”，人嬌弱秀氣，實際是個蔫倒——譬如上課引誘我吃零食、啪地一聲拍破塑料袋玩這種事，不過所有人都覺得是我這個任性膽大的人胡鬧。有六七年，直到她戀愛結婚之前，我常常會去她家裡。她住在東門外一個破舊的平房院子裡，用水和上廁所都要去外面巷子裡的公共水管和公共廁所。冬天，她的手有時候會生凍瘡。在她的屋子，也是家裡的客廳，靠裡面牆是一張床，靠窗戶是一張桌子，挨著桌子是一個齊腰的五斗櫃，上面有大大小小家人的照片、鏡子、獎狀，還有一張周總理的黑白照片，裝著框，單獨立在櫃子上。屋子中間生著一個爐子。房子很陰，就是夏天，屋裡生著爐子也不會覺得烘烤。爐子上通常坐著一個燒水壺，或者熬著稀飯。那天我去她家裡時，爐子上正熬著苞谷噌紅薯稀飯——別人家裡都沒有這樣做的，這是藍田縣玉川鄉的做法。“林妹妹”的媽媽是玉川人。她五十年代從山里出來，進了紡織廠，成了紡織女工，在工廠學會了認字。三四年後，我和另外一個同學去了玉川，住在山民家裡，那時應該和五十年代時的樣子差別不是很大。我和“林妹妹”坐在桌子兩邊，桌上有一個黑色的雙卡錄音播放機，我倆會趴在桌子上聽歌好幾個小時。好幾年後，她淡淡告訴我一件事，原來那些年，我在聽歌，她在想心事。那天，我們坐在那裡，不記得說了什麼，聽了什麼。阿姨招呼我們吃飯時說：“那些學升娃太可憐了！他們是為了郭嘉好啊！”

十九號那天晚飯時，我又和爸爸吵架了，吵得很兇，我不記得怎麼吵，可是我很生氣，不要在家裡住了，騎車回學校宿舍。我還是習慣性地走經過光場那條路，想路過看看。可是下雨了。我把自行車推到路邊鎖了，鑽進了我們學校的帳篷裡。不久雨停了。光場上有人唱歌，也有人生了篝火。我跑到一個篝火邊坐下，有一個長相很像張國榮的漂亮男孩，看見我發抖，脫下他的夾克給我披上。他說他是個個體戶，在騾馬市賣衣服。這些天他每天賣的錢都拿來捐了。我旁邊還坐著一個比我和那個男孩看起來年長一些的青年男子，樣子顯得深沉。他說他從悲京過來，是一個政策研究所的，也是武漢大學做經濟研究的。他大概講了一些宏觀的事兒，可是我們不明所以。因為下雨，和他們聊天，不覺已經十點多了，來不及回學校了，宿舍關了，只好找個帳篷混一晚了（我還從沒有在外面呆過）。不知道幾點鐘，消息傳來，宣布戒菸了。空氣變得肅穆，大家在等。這時，有一個搞自戀的男孩精神奔潰了，他抽搐著，喊叫著，幾個人去安撫他，衛生員給他用了鎮靜劑。雨，一會兒下著，一會兒停。

接近凌晨五點的時候，大家收拾好帳篷，所有光場上的學升澈回各自的學校，天還是黑的。等到大家一隊一隊站好，開始出發時，遠處回民街和省委那一片上面的天空露出了灰白。隊伍站滿了整條馬路，大家手拉著手，慢慢走。漸漸，路兩邊越來越多的人，直到擠得滿滿的。我們拉著手舉起手臂——我不記得那些高舉的手臂曾經放下來過——沒有人說一句話，沒有一點聲音，從五點鐘走到中午一點鐘，我拼命憋回眼淚，心裡想，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

這些日子裡，我們大學裡一些同學已經三三兩兩去悲京了。還有一個男孩像當年我們的父輩一樣，大串聯全國遊玩去了（那時坐火車免費），他去了很多名勝之處。可是他父親，那位做唐初文學研究的勤勉學者，給敲門的某知音記者開了門，說了話。後來，不到冬天，四十出頭，就患急症去世了。之後好些年，他和母親過著極其清苦的生活。我從他家裡借走了好幾本古詩集，上面都有他父親的字跡和筆記。我耍賴帶走了它們，現在他們還在我身邊的書架上。十多年前，在我出國前，他送我一本剛剛出版的他父親編校的《盧照鄰集注》，那已是英年而逝的學者走後近二十年了。過了兩天，我和院子裡的那個女孩商量我們也應該去那裡看看。瞞著家人，我倆各自收拾好一個背包，在二十六號這天出發了。到了火車站，發現擠不上列車，試了一下從窗戶爬進去，可是趴到窗戶沿上，卻發現裡面已經沒有空間再落進去一個人，只好訕訕回家。回去後才知道，那是最後一輛開出去的進井的列車——我生平第一次乘火車的機會錯失了。

就像浪潮，一波前湧，就有一波迴蕩，片刻的靜謐，然後再向前湧動。一段時間可以是以事件推進連綴的抽象時間進程；也可以是浪潮本身，一道道波紋和奔流的整體。在終將來臨而未知的必然性之前，時間如常滴答滴答，命運懸置在九霄之間。那一年的春夏氣候宜人。周圍錯綜的小巷，桐花已落，開始深綠的樹冠垂下飄枝；核桃樹的葉子發出清香，綠色的果實已經可見；街邊的夾竹桃開得明艷，微雨天，窄巷，紅白落花，就又有宋詞的意味。七八條交叉的小巷間，有三四條人們自用來做菜市場。我每天去買菜，記得那年的西紅柿和黃瓜生吃最好，之後，再沒有那麼好味道的蔬果了；菜市場後來也被逐來逐去，終於消失。而最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天氣和空氣全然變了。一直到那一年，只要是晴天，在視野不被遮擋的地方，人在城裡可以看到天際白雲縈繞的鐘南山；“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像祖咏這首描述早春在長安城中遙望終南山，甚至可以看到山上林木色影的景象，本是尋常所見——而突然，在那一年後就很難見到了。整個九十年代和之後，這座城市一年四季裹在灰黃中，像不能安息的幽靈在世間飄蕩，舉著一幅巨大的裹屍布，而人們並不察覺異樣。回首那一年，會讓人詫異兩個世界的截然轉變。2018年，在和Jennifer Purtle，一位80年代去過中國的漢學家聊天的時候，偶然間說到那時候，她說：“那是中國最後的黃金時刻”——我明白她的意思，不是浪漫化一個時代，而是她瞥見了一個未曾截然轉變而有延續性和內在完整性的世界的最後面貌。

沒有能夠偷偷出走，接下來幾天我又回到了日常中。每天讀書，不停嘴地吃著新鮮的蔬果。意外在書店發現了周作人和廢名，廢名蒼涼中脆弱的生命之美，周作人沉著耐心中隱藏的棱角，讓我一時淡忘了每天電視中發生的事兒。六月叁號那天，好友鹿鹿約我去爬華山。我們坐慢車到華山腳下，那是綠皮火車，蒸汽的。車在每個小站都停，帶著家禽蔬果的當地農民上上下下。我們對面坐了兩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他們是東郊一家工廠的工人，說是要去華山之前兩站的赤水夜釣，赤水的魚最好。其中一個對我們說，前兩天他們廠也大家去遊星的，這兩天沒什麼動靜出來玩。他們說，要相信我們，工仁階及是覺悟的，不自私；農民階及還是自私的，我們是你們學升的靠山。我和鹿鹿，大約都是第一次接觸工仁同志，只覺得他倆快樂、自信，真像大哥一樣，比知識分子們讓人覺得親切多了。赤水之後是羅敷，看到站牌，想起了漢樂府《羅敷行》，想不到這麼古的地名還仍然保留著——後來慢慢留意到，大多數小一點的地名都很古，有的真有幾千年歷史。十九年後，我把赤水和羅敷兩個地名寫到了一首詩裡。

一簇灯火，一次轻轻的惊醒，

又一个小站：赤水、罗敷、新野、渑池，

对面的老教授，合上书本，装好眼镜，

自语：“九曲黄河万里沙，古来如此！”

快近黃昏的時候，我們到了華山站。從車站到山腳下還有十幾里路，我們沿著已經開始變黃的稻田，在晚風中走著。天黑時到了山腳下，休息一陣兒開始慢慢爬山。夜色漸深，一盞盞手電筒亮了起來，突然，從山上傳來了歌聲：

Debout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

Debout les forçats de la faim !

La raison tonne en son cratère,

C'est l'éruption de la fin.

Groupons-nous, et demain

L'Internationale,

Sera le genre humain.

然後整座山上都迴響起了歌聲，手電筒的光彼此舞動著致意——原來爬山的和我們一樣，是幾百個來自各地的學升。凌晨四點左右，大家都到了東峰山頂，租了軍大衣，人們依偎在一起，不停地一首接一首唱著歌，但最同聲同氣唱得最多的還是L'Internationale。日出之後，我們從東峰挨個去了西峰、南峰。下棋亭邊白色的山花，長空棧道腳下腐爛的木板，壁立千仞的岩壁，松風晨鳥，還有南峰頂上居空千丈的茅廁，都令人難忘。下山時，在山路上碰到挑夫；路邊有一個扎著白頭巾賣蜂蜜涼粽子的老奶奶，穿著乾淨的月白色斜襟褂——她真老！她的蜂蜜涼粽子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她讓我想起我姥姥，也穿著一樣的斜襟褂，可是我不記得，姥姥是否也這樣辛苦？黃昏時，在車站，昨夜在山上一起唱歌的人們三三兩兩坐在台階上等火車，天空飄逸著蜂蜜一般金色的光，還有藍、紫、紅、綠一道道錯綜的晚霞。暮色降臨時，車來了。四號，夜深的時候，我們一身酸痛回到城裡。

——

接下來的，無法描述。只有一個最強烈的感受：真想變成蟲子或者老鼠，深深鑽到地裡去躲起來——因為聲音、圖像和語言，都變成了鋪天蓋地無所不在的恐怖——這種恐怖延續了將近一年，才漸漸淡化了。

第二天中午，我和人們站在鐘樓邊新華書店門前，看著東大街上一隊隊人流。有幾輛卡車開過來，在其中一輛上，我看到了那天火車上遇到的善談的工人，他也看到了我，對我揮著拳頭，笑著。然後，一片寂靜——幾十個穿著白衣的人，其中有許多頭髮花白的老人，前面抬著一架棺材，走在一大隊學升的前面——旁邊的人說：是老師們。

我又去了“林妹妹”家裡。阿姨躺在床上，嘆氣，掉眼淚。“林妹妹”說，都躺了兩天了，就是一會兒哭一會兒哭。阿姨說：“怎麼能開腔呢？你們是子弟冰啊！”一遍又一遍。我對著五斗櫃上那幅黑白的周總理的照片，心裡問：“你明白嗎？阿姨問你呢。”

他突然停下來不說話了，教室裡本來打盹兒的空氣猛地一靈醒，大家抬頭看著老師——兩寸長，很久沒有修理的灰白的頭髮，蓬亂地根根豎着，他看起來像一個刺猬——他瞪著我們，一言不發——許久，他說：“十五歲時，我父親被他們趕下講台，我被他們扔進一人多高的石灰池。我怎麼活下來的，怎麼站在這裡，給你們講文學，老天知道！”他把粉筆往桌子上一扔，說：“我下棋去了，你們自便。”這是我們的現代文學老師。那年秋天，另一位老師給我們講一學期的《紅樓夢》。每次他進課堂前，站在門口嚼一根人參，請我們原諒他心臟不好。不久，我們才知道，他唯一的兒子，開學前被撾進了鑑獄。每個人，學升和老師都要寫報告，從春天到秋天，去哪裡了，做什麼了，有沒有去過悲京，並且表態。沒人學習了，晚上教學樓自習室都是空的，對面工人俱樂部的舞廳火爆異常，我們宿舍裡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男人，機場的、賣藥的、還有到海南投機的商人，好像那個年代泡女大學生很時髦。從那年開始，新生開始君訓一年。我慶幸自己躲過了這一劫。有一個好友，她在90年考到悲京一所大學。我常常收到她從君訓的山里寄來的信和明信片。那段生活對她來說很難忘，因為和一起生活的同學和實兵結下了深厚的感情。那一年之後的幾屆大學升，很多我接觸過的都非常討厭之前的幾屆學升，並且認為他們愚蠢、自負、害了郭嘉。一道鴻溝形成了，到現在我也並不很明白為什麼。而再往後的人，不但從沒有記憶，也沒有聽聞。幾年後，我們中學同學聚會。當年唯一沒有去上大學而去當了冰的男孩說，那天夜裡，我從那兒走過，我的自擔都是設向天空的——也許是在一起的氣氛——一個男孩站起來，舉著啤酒瓶說：“在我們這輩子，這件事會變過來，不會留給下一輩的人，天理不容——乾！”——嗨，同學們，你們需要健身！想到他們，我想到那一天，也想到最後見他們的時候，一個個肚腹圓壯，眼圈浮腫。

我搬回家裡住了，很少去學校，如果去學校，也往往是去圖書館取了書，然後騎車到小雁塔鐘樓和鼓樓對夾的庭院那裡，兩棵古槐樹蔭下有兩塊大石碑橫放著，我躺在上面聽音樂、看書、看燕子碟蟲落花，從春天一直到深秋。在家裡，我開始一本一本抄寫古詩文，一個朝代一個朝代，一直抄到民國，估計有幾十萬字。每天深夜，抄一篇史記，有時用毛筆，有時用鋼筆——無他，就是靜下心來體會讀字寫字。我也開始往山里跑，坐著長途汽車。我不去什麼名山勝跡，只循著有山有水有人家的地方。當時，我並不知曉我為什麼這樣，做這些事，只依稀覺得在親近山川不改的千年餘韻——像是才初吐芽的幼苗，遭遇了一場地質時代的巨變，直接被封入了琥珀時光。

第二年深秋，我的初戀突然出現在我宿舍。三年前，因為自尊心和緊張，我和他說好不再通信。我們再都沒有聯繫過。他告訴我，我高考後那年夏天，他去我們學校看了榜，知道我去了哪裡。一年前，五月十九號，那天晚上，他就在我們雪校的帳篷裡，而且一路跟著走回我們學校，從臨晨五點鐘到中午一點，可是我們都沒有看到彼此。那個暑假，他去山里一個人呆了一個月，最後決定聽他父親的話，出國。所以他來道別。他坐飛機走的那天，也是一個十九號，恰好寒流來了，滿城黃葉夾著雪花飄舞，我在葉子與雪花的舞蹈中走了八個小時，回家後，在《出埃及記》的音樂中寫下了我最重要的一首詩“節日”。鹿鹿後來也走了，還有我們院子裡的那個女孩。

那一年，我們十八歲。不要以為我們明白多少，當時或者現在，也許始終都並不大明白，也根本說不清究竟。但是對我自己來說，那是第一次，我接觸了一些各種各樣的人；我們的心和許多人的心曾經擰在一起；也是從那時起，本來就反叛的我，更加固執地想要悄悄貼近人們、地方、時間和他們之間之中的一切，只有這樣才能知曉一點點什麼。

有一個冬天，我一個乘火車到寶雞。我跑到郊外一處荒涼的高塬上。對著遠處的群山和不盡的雲峰，啊——啊——啊，喊了十幾分鐘。天地無垠，我的呼喊沒入氣流和荒草，我也是一株荒草，存在於無邊無際的束縛中。那種普遍的壓抑，持續了很多年。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