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
引子：从孙中山先生的二重身份说起
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史上发生的最重大事件，莫过于民族主义的传入。即使时隔100年后的今天，民族主义仍在强烈地影响着中国。
当年，在满清统治的王朝基础上议论建设新中国，理论上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如何处理“国家” 与“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是民族主义进入中国的主要背景。然而，人们在检讨中国早年民族主义思想时，对于这个背景常常轻描淡写，甚至有意闪避。可是远离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这一原点，不仅有误解先哲们当年打造民族主义本意之嫌，更重要的是看不清一百年来民族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利弊，也无法正确回答民族主义在今天带来的现实问题。
经过十年论战，新生的中华民国给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下了一个“五族共和”的官方结论。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为告国民”的第一句话就是：“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就职宣言》宣告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也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竖起了一座里程碑。因为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实现了民族主义思想上的跨越：当年“驱除鞑虏”是要实现一个汉民族自己的中华国家，而“五族共和”则承认同一个中华国家内可以存在两种“民族”——一个是类似汉、满、蒙、回、藏等五族的“民族”；另一个是统一汉、满、蒙、回、藏等，与国家同方圆的“民族”。
可是事实上，就是在当时，“五族共和”也不是每个民族主义思想家都能甘心的结论。没有收入《孙中山全集》的民国元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布告全国同胞书》告诉我们，即使在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先生仍然认为自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汉族领袖。“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为布告大汉同胞事：……此必我黄帝烈圣在天之灵，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兴汉之奇功，盖可以决满廷之必无噍类矣。”“今特布告我大汉同胞，共鉴前车，牢持来轸；再接再厉，全始全终。……自能唾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使异族俯首帖耳”[2]。透过悲壮历史流露出的心声，仍然是对一个汉族国家的执着向往。
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民族领袖，如果“国家”与“民族”规模一致，它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统治形态，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两副面孔却恰恰不能令其吻合——因为它会带来民族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压迫。可是孙中山先生对其汉族领袖身份的强烈意识，并没有与时俱退，至少到20年11月的国民党本部会议时，他仍然保留着同样的思考方式：
“汉人向来号称是四万万，或者不止此数。用这样多的民众，还不能够真正独立，组织一个汉族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彻底的大成功！由此可知本党还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工夫！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3] 这段话能够令让我们读出太多的内容：他对民族的认识、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对民族间关系的认识、对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认识，说到底，孙中山多年追求民族主义的最终理想就是在中国实现一个汉族的“民族国家”。所以他才会有中华国家的元首，就是汉族领袖的想法。
然而，中国为什么就应该是汉族的“民族国家”？要想知道孙中山先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只有回顾民族主义早年的历史；而搞清早期民族主义的局限，也有助于回答民族主义今天带来的现实问题。
一、“民族主义立国”与“民族建国主义”
最早开始使用“民族主义”一词的梁启超先生，其实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注意到民族主义。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4]。他根据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将中世纪以后国际社会的时代特点概括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开始进入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更迈进到民族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通过以上概括，梁启超觉察到民族主义思想对于建设近代国家的重要性，他形象地比喻道：“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比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之事也。”[5]
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犹未胚胎”，所以中国要想抵抗已进入到民族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欧美列强的侵略乃是以卵击石，此时应该做的只有加速培养“民族主义”：“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故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6]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7]。从1901年的这些表述中都可以看出，梁启超之所以开始注意到民族主义，首先是出于如何才能够使中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中得以生存的考虑。
梁启超民族主义的视野里，并非没有国内的民族问题。1902年4月，他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道：“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8]梁启超清楚地表明了一种“以民族主义立国”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讨满”与“讨幕”相提并列，这就说明其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在中国推翻清王朝，而并非是从中国驱除其他民族。
但是在梁启超之后，更多的思想家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注意到民族主义。发表于1903年3月《浙江潮》第2期上的“民族主义论”对民族主义曾经下过这样一个注解：“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9]由于他们民族主义的视线集中在国内政治上，于是便发现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向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过渡的必然逻辑，民族主义更被具体为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建国主义”：“民族之所以由生，生于心理上道德与感情之集合。因道德与感情之集合，而兴起政治组织之倾向；因政治组织之倾向，而民族建国主义乃星回日薄于大陆之上”[10]。“今欲存支那者，不可不集合支那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集合皇汉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不可不言民族建国主义”[11]。在中国国内政治的层次上区别“民族”，当然只有汉族或非汉民族；提倡“民族建国主义”，当然就是建设一个汉民族的民族国家。
开始流行于这一时期的复仇说、光复说、独立说、黄帝子孙说等民族主义诸说，其实质都是“民族建国主义”。“民族建国主义”其实是主张以革命形式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家们的共同思想特征，孙中山也在1906年说道：“民族主义，并非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12]。对这段话，学者们有过许多的诠释，但是将它当作孙中山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证据却是本末倒置，因为这句话的目的在于鼓吹建立“汉民族政权”与“汉人之国家”。以国家为手段、以民族为目的，这正是“民族建国主义”的实质。
然而可以想象，如果按照“民族建国主义”的构想，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就将不复存在，中国就要遭到分疆裂土的下场。在一片“民族建国主义”的声浪之中，梁启超在1903年公然对“汉人立国”提出质疑：“两年以来，民族主义，稍输入于我祖国，于是排满之念，勃郁将复活。虽然，今吾有三问题于此。曰：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乎？……曰：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曰：必离满洲民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13]
梁启超也知道民族特征为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然而他却能顺水推舟，从此得出如下结论：“由此观之，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也？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也”[14]。就是说，梁启超不以按民族界线划国家疆界为然，相反提出了按国家疆界划分民族——即大民族的民族主义。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以民族为手段，国家才是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美好愿望的思想没有成为近代民族主义主流的原因，我们却不能简单归罪为当时人们更加向往过激民族主义。就像上述对“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关系的阐述一样，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理论，主观意愿先行，忽视“民族”定义，造成混乱逻辑。杨度在1902年11月《游学译编》第一期上也曾分析民族特征：“凡言语同、历史同、风俗习惯同，则其民自有结合之势力，不可强分。反之而言语异、历史异、风俗习惯异，则虽时以他故相结合，而终有独立之一日”[15]。杨度观察民族特征的视点与梁启超相近，然而两者的结论迥异：杨度得出了民族既有内聚力也有排他性的结论，而梁启超一边说民族具有独自的血统、面貌、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一边又提出与国家疆界扯平的大民族主义，所以被人视为“其言有类梦呓”[16]，却也是无可奈何。
二、“民族”与“国民”
可以看出，无论是民族主义立国，还是民族建国主义，实际上都在围绕着“民族”二字大做文章。其原因，在于他们都认为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走建设国民国家的道路，而在他们理解的国民国家的理论框架上，“国民”与“民族”的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国民国家（nation state）是一个与君主专制（absolute monarchy）相对应的概念，国民国家理论的核心，是人民支配国家主权，即主权在民；因此，国民国家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国民”，作为集合体的“国民”对国家有权利有义务，作为独立人格的“国民”互相之间自由平等。对于“国民”概念，中国近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有着相当正确的理解。例如，1901年6月出版的《国民报》第2期中有〈说国民〉一文如此解释国民：“何谓国民？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谓奴隶？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17]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之所以竞相建设国民国家，就是因为可以通过这个过程使民众不仅具有“参预国政之权利”，而且知道“一国之事即一人之事，一人之事即一国之事”，[18]从而增强民众的国家意识，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因之达到增强国力的目的。所以，梁启超云：“国家所最渴望者，为国民资格。”[19] 鼓吹革命者亦云：“夫立国于地球之上者，无国民则亡，有国民则强。”[20] 在当时的思想家中，“中国自开国以来，未尝有国民”，[21]则成为一种共识。
“自法律论言，则国民者有国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个人的方面观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22]根据汪精卫的这一说法，所谓“中国无国民”，指中国民众既没有独立人格上的自由和平等，更没有对于国家之权利，梁启超以此为近代民族主义发生之原因：“（卢梭的）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23]。
梁启超显然没有解释清楚“民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提倡民族建国主义的革命家们却能够明确指出中国无国民的原因在于清朝的民族政权性质。例如，汪精卫认为，在清朝对中国260年间的“贵族政治”体制下，“满族汉族其权利义务之不相同”[24]，“一公权之不平等，二私权之不平等”[25]。
民族建国主义者普遍认为不平等的产生与“民族”有关。因为民族不同，所以利益不同，故多民族国家的统治者作不到让各个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政府者，所以为国民谋公益者也，所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权利者也”[26]。“一国之内而容二族，则舍奴隶以外，无以容其一，否则灭之，否则融之化之而已。”[27]因此，被压迫民族要取得平等的地位就要有自己的民族国家。1905年当时紧紧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的汪精卫就曾在《民报》第一期中发表〈民族的国民〉中大声疾呼：“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28]。
汪精卫知道“民族”与“国民”的概念不同：“民族云者，人种学上之用语也，其定义甚繁，今举所信者，曰：民族者同气类之继续的人类团体也。……国民云者,法学上之用语也.自事实论以言,则国民者构成国家之分子也。……民族者自族类的方面言，国民者自政治的方面言，二者非同物也。”[29]然而，因为“民族”与“国民”不过是同一对象的两个不同侧面，从“非同物”之类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就可以看出，很多民族建国主义者实际上对“民族”与“国民”之间区别的理解都不甚了了，以至产生以下“民族”与“国家”不分的论调：
一曰中国亡在异族同国。“今之执我主权施行法律，以代表我国者，非黄帝之子孙也；奏章诏谕，所称之列祖列宗，讴歌而扬颂之者，非吾民之祖先，与历史无关系也。既非同族，则何从爱之？既无历史之观念，则何从而起之感情？是中国所以终亡也夫”[30]。
一曰实行驱除异族的民族主义就是实行民主主义。“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实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31]。
总之，民族建国主义者常常将“国民”与“民族”合二为一。杨度说：“国民云者，对外族而言之也”[32]。余一更说：“盖国民必自认其建国之天职，自知国之为我有，始能于政治上关心其利害，而别接同族以建国。不然则同国者同族可，异族可，我本与国无关系也，知有我而已，则亦委弃之类也。”[33]从这种甚至不惜以区别或委弃“异族”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所谓的民族建国主义，不过是误解“国民”必须以“民族”甚至是“种族”为基础，因而为了打造“国民”而提倡的一种削足适履式的民族主义。[34]
提倡以民族主义立国的梁启超，则不以驱除异族为建设国民的唯一途径，他说道：“诚以国家所最渴望者，为国民资格，而所以得此国民资格者，各应于时势而甚多其途也。”[35]他认为一国之中的民族是否不同与是否实现民主政治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质问“民族建国主义”：“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36]
梁启超反对只有建立汉族民族国家才能挽救中国的说法，他公然提出：“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37]梁启超在这里所提起的“帝国”，是他依据德国政治学者的国家学说提出的一种民族主义的高级形态，所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的“大民族”，应该是他心目中“国民”的最理想形态。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冲破民族特征，“发现”一国之内可以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上的“民族”（尤其是与国家同方圆的“大民族”），说明他也相信必须在“民族”的基础上打造“国民”。
可以说，民族建国主义更加注意民族的内涵，而民族主义兴国论更加注意民族的外延。尽管二者就民族的理解不同，然而可以看到，其实双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在构造以及最终目标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主张以民族主义唤起国民，都主张以民族为基础打造国民，而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实现一个“民族”与“国民”一致的国家。这个国家，正是英语中的nation state，它从“国民”的角度翻译就是“国民国家”，从“民族”的角度翻译就是“民族国家”。按照国民国家理论的思想框架，将“民族”与“国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
三、日制汉词“民族”的深层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家们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几乎无一例外都诞生于日本。决不止一件偶然的Made in Japan by Chinese（由中国人制造于日本）的现象，说明中国与近代“国民”概念发生联系的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与日本的近代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日语中的“民族”一词来自于英语的nation。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1874-1890）早期的政治小说中，Assemblee Nationale（国民议会），就被译为“民族会议”。[38]然而有一项研究指出，除此以外，“在明治前半期中，几乎看不到‘民族’一词出现”；“‘日本人’一词也首先意味着日本国政府统治下之‘民’，‘国民’一词作为nation的译文使用，也只是被当成一种应该形成的存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明治前期还没有形成今天的日本人日常使用的‘民族’的概念。”[39]也就是说，日本人首先是从“国民”的角度开始接受英语中nation 的概念，然后又从“民族”的角度对nation 进行了再认识。
nation之所以既可以译为民族，又可以译为国民，是因为它从词根上来看就具有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内涵。然而，从个人与政治共同体关系的角度来看，近代以前的nation，充其量不过是“国人”，而不是“国民”。近代意义上的nation，最早产生于法国革命时期。1789年法兰西第三等级跳过路易十六独自召开“国民议会”，公布人权宣言，所以法语中的nation，首先指由信奉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人们共同组织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和文化意识只是第二次元的问题。但在德国以及中东欧国家构建国民国家的过程中，nation被视为一个具有共同人权、语言、宗教、文化、历史起源特征的单位。
德语中类似英语nation的词汇叫volk。volk在近代以前只是对军士和社会下层民众集团的蔑称，在18世纪末以后建设国民国家的过程中，与法国革命理念中提出的nation的内涵恰恰相反， volk变成了一个更与“民族”相近的、首先指以共同语言为基础而历史形成的具有自我特征的文化共同体的概念。而法国在革命以前不仅不存在这一意义上的nation，甚至不存在一个成为nation基础的全国通用语言，今天的法语当时不过只是一种地方方言。
西欧与中东欧，因为国情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nation形成方式。一般说来，中东欧以血缘为媒介，西欧以地缘为单位，中东欧重文化，西欧重政治，因此中东欧的nation更接近“民族”，西欧的nation更接近“国民”（公民）。然而各个国家的nation的成立，都与近代国家（state）、市民或公民(citizen)、共同语（the common language）等概念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不论是nation或volk，最终都成了“具有共同民族性的国民”或“具有共同国民性的民族”。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形成nation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选择了一条适合于自己的道路。试想如果法国走从文化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的道路，德国走从政治共同体到文化共同体的道路，那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法国与德国。
日本人开始意识到nation的概念，与19世纪下半期和西方列强社会的遭遇有关。“贝利来航”以来，为了对抗欧美列强的军事威胁，日本人意识到打破封建的幕藩体制和身份制，将全国各个阶层的人民结合成一个同质的、具有共同归属意识的nation的重要性——迅速建立一个与国家相关的nation，这就是明治维新的实质[40]。
日语中原本没有一个可以同时表达nation的政治共同体（即“国民”）和文化共同体（即“民族”）这样一个双重意义的词汇[41]。可是nation在日本中被译成“国民”与“民族”这样两个单词并且普及开来，却和日本社会中的nation意识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形成有关。
第一个阶段基本上与在国民国家构想、民众政治参加等问题上和政府相对抗的自由民权运动（1874年—）同期。在这个时期，人们比较重视政治的侧面，所以当时的nation意识实际上是“国民”。虽然明治政府追求德国模式建设国民国家，从服从国家的意义上强调“国民”；[42]然而受到法国革命“天赋人权论”影响的自由民权运动，却从自由、平等的意义上强调“国民”。福泽谕吉1874年《劝学》（学問のすすめ）一文中指出：“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明治国家别无其他，只是在追求作为‘政府的玩偶’的‘国民’”[43]。1887年杂志《国民之友》创刊，使“国民”一词开始在日语中广泛使用并且开始固定下来。创刊人德富苏峰（1863-1957）曾明言刊名来自名为Nation的美国杂志，当时正是自由民权运动的退潮期，他从民主主义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明治初期以来的制造国民的运动。[44]
第二个阶段，与反对表面化和形式化的欧化主义、主张维护发扬日本优秀传统的国粹主义运动（1888年—）同期开始。在这个时期，因为国粹主义杂志《日本人》和报纸《日本》的宣传，广大日本人开始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再次发现nation[45]。国粹主义认为国粹是一种源于独自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事实存在，作为它的具体体现提出了“民族”的概念。国粹主义的实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民族”概念，强调日本国民具有别于他国的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日本是一个以共同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达到强化日本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目的。[46]所以国粹主义一般又被称为日本主义。
国粹主义的代表人物为志贺重昂（1863—1927）、陆羯南（1857—1907）、三宅雪岭（1860—1945）等人。志贺重昂1888年4月在《日本人》的发刊词中直言国粹就是nationality（国民性、民族性），他在《日本人》第二期上进而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国粹，就是顺应日本国土中万物自然的感化及化学反应，因此受胎、出生、成长、发达，于大和民族中千古遗传、醇化下来保存至今的东西”[47]。陆羯南于1889年创办报纸《日本》，他也说道：“同为人类，但人类有白人黑人之别、黑人黄人之别。黄黑白之中还有各种国家的各种民族。各种民族和各种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有的历史、特有的性格、特有的利害、特有的风俗、特有的领土”[48]。可以看出，由国粹主义者传播开来的“民族”，其实就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日本国民”之“民”、与作为文化、血缘共同体的“大和民族”之“族”的结合；他们之所以提起“民族”，就是为了从文化和血缘的侧面更加强调日本nation的一体性。换而言之，“民族”一词之所以能够在日本这样一个民族成份单纯的国家里产生并流行之，就是因为它可以强化日本国民中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
四、日本国粹主义下的近代中国的“民族”理解
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都是在国民国家理论的思想框架上认识“民族”这一点上就可以知道，中文的“民族”一词，就是在近代借自于“同文”之国的日本。
最近有人指出，中文里出现“民族”一词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1837年中国境内第一份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年至37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和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主编）9月号上〈约书亚降迦南国〉中“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一文[49]。然而，无论从文章涉及对象的存在年代来看，还是从文章自身表达的意义来看，这里的民族都没有“国民”的内涵。也许是一种先验论的设想：“民族”一词当时之所以没有普及，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与“国民”思想发生联系有关？因为当时的中文中即使没有“民族”一词，也能通过其他手法表达该文通过“民族”所表达的概念。
又有人说，中文中具有“国民”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亡命以及大量留学生登陆日本之前的1896年。根据是该年1月的《强学报》第2期〈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中有:“夫国之易治者，莫如君权之独擅也，莫如民族之顺命也，而竟受制于英法之议院，有识者可以思矣”[50]。但是能够觉察到这个“民族”作为一个名词有牵强之处，如果考虑当时奥斯曼帝国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内部构造，更能感到它可能表达了“臣民”与“部族”两个概念。即使该文的确将“民族”当作了一个名词，也知道它运用得并不纯熟，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它是一个日制汉词，就像文中的“有识者”那样。
1896年8月9号创刊的《时务报》中也陆续出现“民族”一词[51]。有人以它为“民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证明[52]。然而论者们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时务报》中出现“民族”一词的文章大多刊登于从8月29日第3卷起开辟的专门登载日本报刊译文的《东文报译》一栏中，而负责为该栏目寻找原稿并译成中文的一直是一位名叫古城贞吉的“中东文兼精”的日本人[53]。所以说《时务报》中的“民族”，可能还算不上是中国制造。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同文”的缘故，使中国人在19世纪末接触并开始接受日制汉词“民族”[54]。然而，“民族”一词开始普及并在中文中固定下来，还是要等到与“国民”概念结合之时。从〈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一文可以知道，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之所以能够不觉别扭地主动接收了“民族”一词，不仅因为汉字相同，而且是因为与日本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开始大举登陆日本之日，正是日本国粹主义流行之时，日后成为民族主义思想家的一些人物，许多都与日本国粹主义者有过实际的接触。例如，1898年2月3日，当时的众议院议员犬养毅专程写信给陆羯南，托他带自己照顾上年8月来日本的孙中山：“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同寓一处。……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果，务请吾兄代为照顾彼等一切”[55]。1898年10月17日梁启超亡命日本，他在26—27日就与志贺重昂连续两天见面，笔谈如何通过日本“助我皇上复权”[56]。可以想象，通过这些交往中国思想家们对志贺重昂、陆羯南的国粹主义必定有所了解，此后也会注目他们的思想动向。
尤其是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梁启超，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一到日本就开始努力汲取各种新的社会科学知识：“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57]后来，他在《三十自述》中如此回忆自己初渡日本时的情景：“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58]。这里提到的农历九、十月间，正是他与日本国粹主义首领志贺重昂发生接触的时期。
正是通过国粹主义的阶段，以“民族”一词在日语中得到普及为标志，日本社会才完成了“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建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来到日本，并且与日本国粹主义者有了直接的思想交流。这一点，在解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之所以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孙中山之所以要在中国实现一个汉族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五、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神话与中国的“民族国家”思想
国粹主义虽然批判政府不顾日本实际盲目欧化，但是在强调天皇万世一系及日本国家体制的优秀及永久性上与“国体论”一脉相承，在攻击天赋人权论上与“国权论”毫无二致。这种以国家为根本、将天皇制作为日本精神真髓的国粹主义，实际上是受到了德国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强烈影响。因为德国与日本同为君主立宪制，所以对于“国体论”和“国权论”来说，比起西欧的市民社会来德国的近代思想更具有吸引力[59]。
更加注意德国等中东欧国家的近代思想，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在日本时期留下的共同思想轨迹。例如，杨度1902年就曾说道：“十九世纪，实为民族国家发生最盛之时代。其民族不同者，则独立为一国，如意大利之独立，希腊、罗马尼亚之独立是也；民族同一也，则结合为一国，如德意志联邦，意大利统一是也”[60]。杨度所说的“民族国家”的就是nation state。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们，能够在言及中东欧的国民国家形成时将nation理解为“民族”,与日本国粹主义者和国体论积极推崇德国式的近代化有关。[61]
说到德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对日本的影响，须要提及两位著名的国体论者——加藤弘之（1836-1916）[62]与穗积八束（1860-1912）[63]。加藤弘之还是强调国家形成必须以民族为基础，植根于民族文化的鼻祖。他“在明治前期已经开始使用‘族民’、‘民种’、‘种族’、‘国民’等名称来表达今天的‘民族’才是国家形成主体的意思。认为明治国家也应该像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统一过程一样，认为国家的形成必须植根于‘民族’的传统与文化，必须以独自的‘民族’的力量为前提的思想”[64]。他按照达尔文进化论描述了一个民族的世界，认为民族的能力来源于各民族对于自身民族特性的自觉和发展，认为只有具有政治能力的民族才可以建设自己的国家。
加藤弘之的思想给日后来到日本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家们以很大的刺激。例如1903年3月《大陆》第4期上的〈中国之改造〉一文中有“无组织机关之能力之民族则必不能组织国家，亦不能成国民之资格”一语[65]，可以说与加藤弘之的民族思想如出一辙。加藤弘之主要是通过翻译立足于国家主义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文章表现了自己的观点。看梁启超1900年所著〈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和1903年所著〈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就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是参照了加藤所译。从〈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的〈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关系〉一节更可以知道，他在关于国民与民族之间关系的思想上基本上是接受了加藤的观点。
除了加藤弘之之外，留学德国5年回国成为“明治法学界之重镇”的穗积八束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梁启超的著作中[66]。梁启超在日本很重视的一个领域就是法制，1899年他刚到日本就写下了《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等文章，1902年的《答某君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的背景中日本延期民法的主角就是穗积八束。他在1904年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及《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1905年的《开明专制论》中对数次提及穗积八束及其兄穗积陈重。[67]甚至有人攻击说，梁启超的关于议会政治的论说不过是照抄穗积八束的文章而已。[68]
近代日本尤其在法制史上受到了德国的影响。1892年，穗积八束将 “国体”与“民族”结合起来进行阐述，他强调日本之所以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团结，是因为君主（天皇）万世一系没有变易；而能够做到天皇万世一系，就是因为天皇为“民族的宗家”，所有日本人为同一个祖先之后，同奉一个“祖先教”，同为一个“民族”[69]。穗积八束认为，“爱国公同的精神”才是国家与宪法的基础，而这种精神产生于“我们民族同族同血类”[70]。从20世纪初年中国的黄帝说、汉种说等等民族主义思想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同祖同族”的血统论民族说的影子。
到了1902年穗积八束进而将民族、国民和国家三者合一，主张国家就是“具有一定的土地、一定的民族、以及具有最高主权进行统治的团体”[71]。以“民族”等同“国民”、代替“国民”的观点虽然妨碍了日本民主主义的进步，然而依据德国学者的学说近代日本的民族概念成为一种血缘共同体的概念，并且通过国体论渗透到了国民之中[72]，国粹主义、尤其是加藤弘之、穗积八束的思想使日本人更加相信了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的神话。[73]
无论是中国民族建国主义者们设想“一个民族为一个国家”所以主张排斥异族，还是梁启超等民族主义建国者设想“一个国家为一个民族”而提倡同化异族，实质上也都是在寻找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顾国民云者，以国家为民族之范围”[74]。“民族的国家其特质有二：一曰平等。……二曰自由”[75]。他们在总体的理论上原本希望通过“民族主义”唤起“国民”、以“民族”为基础打造“国民国家”，但在具体的实践上却将最终目的变为寻找和打造“民族”和“民族国家”。发生这种倒错的原因，就在于20世纪初年日制汉词“民族”给“同文”之国的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打造“民族”就是打造“国民”，就是构建近代的“国民国家”。关于这一点，孙中山先生日后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篇仍可以看作是最好的注解：“哪逊（nation）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就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出版的《新民族论》曾经主张：“美利坚只有国民而没有民族，德意志只有民族而没有统一国民；或者像西班牙那样作为民族能够占领新大陆一半以上而作为国家却支离破碎的民族，或者像支那印度那样民族意识坚固但国民意识尚未觉醒的民族；在世界上这种政治与文化与血统互相游离或者不能完全一致的国家占绝大多数的状况之中，唯有我日本，民族与国家、文化与政治，才理想地完全一致地结合在了一起”[76]。从这种盲目的优越感中，可以看出直到二战结束之前日本人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完全等同，对国民国家的理解陷入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框架。
直到今天，大多数日本人对于“民族”概念的认识实际上仍然极为抽象。这是因为，日本人偶然生活在一个与他国交往被限制的岛国之上，这里从古代就在无意识中形成了国家与民族几乎重合的一种环境，所以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单纯地相信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都以为“日本人”就是使用“日本语”的“日本民族”（或称“大和民族”）[77]。对于生活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的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以血缘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国民，乃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事实。正是在这种思维逻辑的背景下，产生了日制汉词的“民族”。
可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果按照文化共同体等于政治共同体、民族等于国家的逻辑，无数国家只能无休止地分裂下去。对于中国来说，接受日制汉词“民族”的错误，不仅仅在于“民族”过分强调了nation的血缘和文化属性，更在于由于日本人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背景上解释nation文化属性的行为，给中国的近代思想中留下了“一个民族就是一个主权国家”以及“相同的国民必须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的烙印。
登陆日本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甚至没有理解日本之所以在强调nation为“国民”之后才强调nation是“民族”的原因，便凭借着对日本的一知半解囫囵吞枣般地吸收了“民族”的理论，因为他们只有救中国的热情而没有深入了解日本的欲望。包括梁启超，尽管他有其超人的地方，看出如果想要国家不遭到分裂的下场就应该走先国家、后民族的道路，可是因为他也拘泥于“民族国家”，以至于到头来连“民族”究竟是一种文化共同体还是一种政治共同体都没有说清。
结语、告别“民族”
由于受到近代国民国家就是有一个民族单独构成的“民族国家”的影响，许多政治家，都在理论上通过首先强调民族来构筑他的国家理论。例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之《中国之命运》。其原因应该是他们认为近代国民国家就是民族国家。孙中山先生赞同“五族共和”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包括袁世凯其实都计划实行强制性的民族同化[78]；蒋介石也宣称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其他都是宗族。自从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国家的民族主义目标，实际上变成如何打造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然而在中国追求“民族国家”，无疑是一种作茧自缚。因为以日本国粹主义运动和国体论为背景产生的日制汉词“民族”，首先是让人们更加意识到它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的概念。孙中山先生当初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后来却不得不改口说中国一个“国家”中存在两种“民族”的故事，就是这种意识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现实发生冲突的真实写照；其次是因为“民族”原是从翻译nation而来这一点，也会授人以分裂中国的借口。让我们也来做这样一种设想，如果当初不借用日制汉词的“民族”的概念，而接受法国革命的nation概念——即一种政治共同体的概念以及以这种政治共同体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概念，而另外以其他的术语表示类似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那样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的概念，那么还有没有日后的作茧自缚？
作为对国家主义历史的反省，日本在战后甚至忌讳使用“民族”[79]。当日本再次走进国际社会面对世界各国多为多民族社会现实的时候，学者们愈加发现日制汉词“民族”的弊病。有人公言：“在先人们将这个词译为“民族”时，就播下了今天令我们烦恼的意义混乱的种子”。因为“民族”可以被赋予多重的意义，“作为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术语的民族，与在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场合讲述的民族，或者现实世界中发生种种问题的民族，互相之间出现相当大的脱节。同样一个‘民族’的用语，其概念明显不一”[80]。人类学者使用的民族，是一种注视文化的概念,而在历史学及政治学的领域内民族变成一种政治单位。这种语义的分歧致使日本学界出现这样的奇妙现象：许多学者为了不使人们认为成为自己叙述对象的“民族”是一个“只要想成为‘主权国家的国民’就应该实现的一种人类集团”[81]，不得不反过来用ethnic group, ethnicity, ethnic minority等英语词汇解释或代替日制汉词的“民族”。
世界没有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方向发展，多民族国家反倒逐渐成为世界上的普遍现象。到了全球化逐渐成为趋势的今天，也许到了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国民国家，是否真的能够体现人的本性，是否真的代表着世界的发展方向？是否真的能够给人类带来和平、安宁、繁荣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