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妍的上海疫情记忆（四）

我哭不出来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这是人面对自己宿命的接受过程，我顺利过渡到最后阶段。

长期封锁让时间的概念失去了意义。上一次洗头是什么时候？今天是几号？我统统不记得了。钟表的指针再转多少圈，我才能重获自由？太阳还要东升西落多少次，我才能和男友重逢？I AM CONDEMNED TO THE INFINITY OF TIME.

我意识到生活的常规秩序不可能再恢复，经过这场白色恐怖的动荡后的上海不会再是原来那个上海了。文明、法治、素质，这些原属于上海的价值土崩瓦解；疯癫、混乱、恐惧，将取而代之成为上海人的新的生存境况。

我不再奢求能改变些什么事、唤醒些什么人，我好累，只想在乱世中生存下去。

5月1日

朋友圈被高中同学的丑闻刷屏，关于交大医学院某男生在推特运营账号、意淫身边女生；但事实上相关微博马上被限流，也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关注这件事，更多人把它作为无趣封控生活的一些谈资。我把那些推特截图逐字逐句看完，只觉手脚发凉，不敢想象女性要在日常生活中忍受多少或明或暗的男性凝视；可学法的朋友告诉我，对社交网站po出的照片发表无底线的污言秽语并没有触犯刑法，这甚至没有翻墙的罪行严重。我也并不很清楚性骚扰的界限如何划分。

晚上和男朋友因为他不愿意帮我做数学作业吵架，这种事本就没什么对错。不能见面的吵架太伤感情，没作一会儿我就服软道歉。真想念那些吵完架就和好做爱的日子。

5月2日

爸妈买的紫外线灯到货了，据说是抖音宣传的产品——这毫无疑问又是一笔智商税。这之后不论是居委会发的物资、还是外出做核酸换下的衣服，他们都坚持戴着手套狂喷酒精后、开紫外线灯在厕所封闭消毒一小时，好像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臆想出来的空气中无所不在的病毒消灭干净。防疫运动到这种程度，最底层的百姓都被无意识地裹挟其中，对莫须有的东西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他们是不会听劝的，好多次我都被紫外线灯刺鼻的气味（大概是臭氧？）熏得头晕恶心，也只被他们归结为心理作用。

在不讲科学的地方，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5月3日

教务处正式通知，本学期的专业课期末考试全部改为论文。就好像20年通知高考延期一样，我如获大赦，可以继续挂着腾讯会议摸鱼了。至少不用再在密闭环境中忍受每周28小时的乏味课堂。

晚上大喇叭把楼下的居民全赶回家，说“今日小区又发现一例阳性”。我们好几天没做核酸了，大概是封控楼的吧？

5月4日

阳光正好，上午被一身汗热醒，大抵是夏天要来了。这样的天气若是往常，我肯定会拖上男朋友出去逛街拍照。可我已经太久没出门了，学会了自我精神阉割；日复一日地写论文，生活被简化为一本macbook，对着它读文献、敲键盘、看剧、刷社交网站。论文压力让我不会再发疯，我被剥夺了欲望的能力。偶尔在youtube看防范区市民发的街景视频，真是可笑，要以这样一种方式窥探“外面的世界”。

奶奶终日或是对着电视发呆，或是趴在窗前眺望，口中念念有词一遍遍道“老祖宗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她不是盯着家人看他们在做什么，便是观察目之所及的邻居们的八卦；但奇怪的是她从不看新闻，对现实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一无所知。不论有没有疫情她的生活都是如此，似乎人老了时间就会自然停滞，像游戏一样在某个记忆点存档，就不再读取新的数据。密闭的生活环境让我将这一切看得更清楚。

5月5日

又开始新一轮的核酸。八点被吵醒后我又睡着了，就没下楼做。

爸妈在饭桌上说徐汇人民应该感激政府发放的丰富物资，不像宝山等郊区政府是人民的“后爸后妈”（上海话读作“蛮爷蛮娘”）。真是受够了这套家庭化叙事。

5月6日

半夜十二点半，远处隐隐传来大喇叭催人做核酸的噪音，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幻听了。直到声音越来越近，老头老太探出脑袋开骂，我才意识到没有听错。四月那种恐惧与焦虑卷土重来了，好不容易找到的平衡不知何时会被突如其来的核酸打破。普通人还能怎么办呢？最多诅咒一下执行者的家人忍受同等的煎熬、以及祈祷政策制定者快一点死掉。

朋友绝望地跟我说，只要新增病例数不下降，中共继续坚持清零政策，疫情就永远不会结束。这难道不正是《1984》的生活状态吗？非常状态常态化，日常语言军事化，像“大洋国永远在和东亚国打仗一样”，我们每天都在发起抗击疫情的“攻坚战、持久战、大总攻”。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傲慢地向年轻人宣传道，“我们生长在最好的时代”。宏大叙事背后个体的人隐身了，在一个言之凿凿冠以力求人民健康、自封担当历史重任、坚持程序正义感、满口高级文明大词的系统中，一个致力于违背自然规律的清零计划成型了，这个充斥着激扬口号和扭曲行动的官僚体制输出的是无数个艾希曼般的螺丝钉。这就是我看《万湖会议》有着极强代入感的原因。

NYU用FedEx给我发了DS2019，但愿上海开始接收国际快递是个好兆头。

5月7日

半夜朋友圈出现关于“华师大偷拍男”事件零零星星的转发，距离“411浴室偷窥”事件才过去不到一个月，我们递交的联名信至今杳无回信。

事件经过大致是两名志愿者男生利用职位之便，用摄影机偷拍了穿睡衣买饭的女生，在群聊中传播并意淫照片的激凸。不穿内衣本是很正常的事，但他们的污言秽语产生了不良公共影响。朋友圈转发的女生们表达共情与愤怒，而男生则忙着割席辩护。

我们知道自己的转发不可能得到校方回应，只会陷入 舆论危机-平台限流-维稳班会-淡出视野-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的循环。但自发组织的、负责推进我校性骚扰问题解决的小群活跃到深夜，大家讨论如何制造舆论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以施压学工部作出回应，直到四点相关推文才发出。但公众号中午就被举报，发文同学微信炸号、接到警察电话， 响应“五月我在”活动号召的同学们也都收到来自辅导员的警告。我知道一定会被捂嘴，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迅速。

当天下午又爆出“历史师范男生摸女生大腿”事件，也仅仅激起了一点水花。

师范院校的厌女环境令人作呕。

5月8日

上海市教委终于发布中高考延期的通告，要求考前必须复课。也就是说这个月有希望大范围解封？

这几天不下楼做核酸也无事发生，爸妈也终于默许了我游离在规则之外。只是我不能理解为何他们还会遵守如此荒谬的政策。

早上爸妈因为制止奶奶下去做核酸又吵起来了，他们大吼“你要是下楼做核酸就别回来了，我们不认你了”，越是这样奶奶越是偏执地闹。发完脾气后，我爸作偎灶猫状，等着我妈给他捶背揉肩。没过多久他们又为了别的事吵起来了，几乎每天如此。原本受他们的影响，我也有些仇视奶奶，视她不听话为我爸身体不舒服、不能出去工作的原因；但听我妈说“你儿子只有半条命了，你还要把他作死吗”，我觉得非常刺耳，开始同情起奶奶来，她也只是受害者。——男朋友说我的家庭和美国南部州的hillbilly有很多共同点，都有固定资产（土地或住宅）、父母没有正经工作、家庭氛围极度保守、子女要么成长为和父母一样的控制狂要么非常反叛，因此我们姑且可以称为shanghaiese trash family。

封控以来第一次吃到鱼，据说是邻居为了感谢爸妈帮忙配药，特地把他儿子当天钓到、闪送来的青鱼分给我们一半。特殊时期见邻里情。

5月9日

辅导员给我打了将近一小时电话。她先问我对偷拍事件的看法，然后一一进行纠正：

1）罪行相当？留校观察对于浴室偷窥男来说已经是很严重的处分，在档案里无法消除。而偷拍传播女生凸点照片的行为没有对女生产生实质伤害，因此只是通报批评。我们要回到事实，在现有制度下公平地处分。

2）为何不公开偷窥男处分和信息？因为此类事件根据法律规定，要保护双方信息。

3）有没有捂嘴？她说她本人从未禁止讨论这件事，要求删帖是因为有不实内容。另外，把事情交给营销号和流量是不明智的，你无法控制舆论的导向。

4）性骚扰制度完善。为何不回应联名信？因为学校近期重点工作是防疫，没空完善制度、处理同学这样的诉求。也许未来可以在体制内解决问题，例如跟学工部平等沟通，例如选出同学在校代会和人大会议提交提案。

5）不要泛化和臆想。女生群体往往容易代入到受害者角色中，不理性地审视问题本身。要回到事件本身。

最近真的很疲惫，反驳不动，况且反驳本身无意义，不会有结果。所以说完看法后我就全程“嗯嗯嗯，确实”。她最后表示欣慰，觉得我孺子可教，从大一滴水不进到大二学会倾听，少不了她费尽心思给我打电话、谈心的作用。她真情实感觉得自己拯救了一个误入歧途钻牛角尖的孩子。她确实对我的成长有帮助，只不过是在另外的意义上，让我学会慢慢穿上伪装的外衣。

她这样的人终归还是幸运的，因为她靠类似于1984的“双重思想”方法，说服自己生活在一个理想与现实相融贯的世界，这个社会中的通畅做法在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而我这样的人只能长期生活在痛苦之中，coz damn I can’t live with this shitty system.

当天我在日记本复盘，将大陆与香港高校对性骚扰事件的处理进行比较。很有趣的发现是，港校同学告诉我，他们会利用政治正确的舆论环境让施害者社死，但很少诉诸校园性骚扰机构这类公权力。香港人往往只会要求公权力不要做什么，而不要求它做什么；而大陆人骨子里渴望包青天转世，为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伸张正义，我们没有公民社会传统。

但港校这么做的大前提是制度完善、言论自由和政治正确的共识，我们在推进性骚扰问题解决机制上就任重道远。只有在体制内实现吗？我不知道，只能遥望圆圆的月亮。

5月10日

据说这是本轮核酸的最后一天，接下去要慢慢放开，我决定下楼做核酸。但由于没有前几天的数据，为了避免更多麻烦，我妈让我装成没带手机的中学生瞒天过海。

随着上海日增从几万渐渐变成几千，近几天以每天一千的速度下降，我预言到日增一两千的阶段会出现“低位平台波动”。不是有什么科学依据，而是根据过往经验，哪能不整一下人呢？让百姓对随意编造的数字怀揣期待也是一种服从性测试。

辅导员又在半夜突然给我打电话。她首先跟我澄清了偷拍事件的事实：发微博的人并非我校同学，他把事情歪曲夸大了，当事男生仅仅在私聊对话里传播了照片，仅经过两人就直接发到被偷拍女生那边（——内心os：用细节出入指摘我们被带节奏的情况太常见了）。然后出于保护我的目的，对我提了三点要求:1)基于事实发声;2)在有校外人员的群聊谨慎发言，他们也许会为了流量创造舆论;3)不要参加校外势力组织的活动，在体制内才能解决问题。她说我是她唯一这么用心谈话的学生，在我身上看到了太理想主义太纯粹的一面，希望我更脚踏实地做实事。

5月11日

系里最喜欢的老师找我谈话，明示我的社交平台账号被有关部门盯上了，我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的一员，务必谨言慎行。但他们不会说我具体做错了什么，已经用相关技术检测到我的哪些账号，哪些言论触犯了红线。无处不在的老大哥，捕风捉影的威胁，我切身体会到压力与恐惧，这样一来他们的目的也达成了。

辅导员和导师软硬兼施、双重夹击，导师负责对我无形施压、让我闭嘴，辅导员“春风化雨”、企图改造我的思想。激励我进体制大概是辅导员的终极目标罢，但体制是个巨大的骗局；有想法的青年只有进入体制才能改变现实？才不是，他们只需要点头和鼓掌机器。

备份完豆瓣的数据，注册了长毛象（mastodon），我向友邻们赛博告别。我要慢慢戒断简中平台。

是不是该庆幸这里比1984的世界好一点？至少我还能把想法写在纸上，信任日记本不会出卖我。

是不是中国人的身份便带有原罪意味？身而为中国人，我们活该被抄家和被消毒水毁掉贵重物品，我们活该被剪护照和限制出境，我们活该购买天价回国机票。赵立坚让我们“偷着乐”，那只有断子绝孙或者逃出生天才能为我们换取一张赎罪券。

5月12日

晚上十点，辅导员又给我打电话，我刚开启录音软件准备接听，她又挂断了。在我等待回拨的一刻钟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发抖，进行煎熬的自我审查。最后她终于说清来意，是让我帮忙寻找写作素材，我如释重负。

这种事发生太多次了。过去出现类似情况，半夜我没有秒回，她就直接跟我爸妈告状，引发更麻烦的家庭矛盾。

她随时都可能再找我谈心。我好像被人抓住把柄，连最基本的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无法享受。

5月13日

今天上海发布的数字又增多了，朝鲜也爆出多例确诊，大家都在关注谁会成为全班的倒数第一。希望创造战疫真的能帮我们“战胜疫情”。

外地同学终于可以陆陆续续回家了，他们po出照片，车站那些穿着大白防护服的学生们宛如外星来客；对比渐渐恢复疫情前状态的海外国家，我们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

堂哥告诉我，他在值莘庄某方舱的最后一个夜班，由于转运人数逐渐减少，那个站点即将关闭。我又有了一丝期望。

5月14日

居家以来我瘦了五斤，上一次体重秤显示92还是在初中。但近乎完美的身体状态让我陷入更深层的沮丧，叹息青春年华就要这样白白消逝。是夜大哭。

5月15日

凌晨听到楼下家暴的声音，男人的打骂混杂着女人的哭泣，还有两个老人在劝架。我知道居委会只会劝和、警察也将置之不理，女人必定是无助的，真想拿刀下去帮她。我耻为沉默的帮凶！

下午绕着小区散步，和好久不见的猫猫狗狗们说话。嘎山湖的老头老太们都在津津乐道快解封了；他们还说如果正好是5月27号解封就好玩了，跟49年上海解放同一天。于是男友心血来潮登陆我的图书馆账号，查阅《大公报》。我们发现解放前夕的上海还有新电影上映，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

而为何我们当下的处境比49年的上海还糟糕呢？我们逐渐意识到这并不只是防疫总方针错误、执行方式不科学的问题，这是一场披着防疫之皮的新型文革。在政治运动面前，科学不值一提。

永别了，德先生和赛先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