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時代抓人殺人的荒誕理由

格魯吉亞詩人提襄·塔比澤（1895~1937）1937年被指控為“民族主義者”、“文藝陣線的破壞分子”和“法國間諜”，同年12月處決。

語言學家、斯拉夫學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杜爾諾沃（1876~1937），撰寫過二百多種俄羅斯方言學、俄羅斯史學、斯拉夫語文、俄羅斯語法、語法理論、古俄羅斯文學等方面的著作，是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1933年12月28日在莫斯科被捕，指控他秘密組建“語文學政府”（譯註：即所謂“斯拉夫案”，純屬編造搆陷）。獲刑十年，押送索羅韋茨基特種營。1937年10月9日再次被定罪，10月27日執行死刑。兩個兒子次年被槍殺。

尼古拉·彼德羅維奇·戈爾布諾夫（1982~1938），蘇聯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化學家、莫斯科鮑曼高等技術學校校長、化學委員會科委會主席、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1932~1935年蘇聯人民委員會“塔吉克-帕米爾”科考隊隊長，登頂“共產主義峰”。1935年當選蘇聯科學院院士、蘇聯科學院秘書。1938年2月19日被控參與“旅行者和登山者反革命恐怖組織”，9月7日定罪處決。

1927年參加工農紅軍的蘭茨貝格因間諜嫌疑被捕。偵查人員以他曾在布拉格大學唸書的經歷作為案件主要“突破口”。審訊中蘭茨貝格表示，招募他的人是帕拉茨基（捷克史學家，1876年逝世）、加夫利切克—博羅夫斯基（捷克詩人，1856年逝世），還有一位戈茨·馮·貝利辛根（德國騎士，1562年逝世）。偵查人員如獲至寶，將此口供寫入審訊筆錄。蘭茨貝格很快被列寧格勒州內務人民委員部“三人小組”判處死刑。1941年4月檢察機關覆核發現，除了蘭茨貝格本人的“奇幻口供”之外，本案再無其他旁證。

白俄羅斯特別軍區一名“紅軍之家”圖書館長叫博伊科，被控在軍人和軍屬中間傳播保密總局禁止的七本書籍。包括：向三級軍需官伊雷尤申科提供《蘇聯民族史》（瓦納格著）、向軍人妻子提供小說《路燈下》（尼基福羅夫著）、對軍人古謝夫表示亞歷山大·綏拉菲莫維奇的小說《鐵流》是本好書，以及向某軍人提供《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代表大會決議》。經過認真細緻調查，發現瓦納格的書1936年出版，保密總局1938年3月27日下令禁止傳閲；《路燈下》1937年5、6月份出版，保密總局1939年1月下令沒收；如果小說《鐵流》在序言中提及科夫秋赫（譯註：即“郭如鶴”），則不允許傳閲（主角原型葉皮凡·科夫秋赫軍長1938年被鎮壓）；《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代表大會決議》一書從未被禁止。然而正是由於上述指控，1938年6月29日博伊科遭逮捕，關押一年多。1939年7月白俄羅斯特別軍區軍事檢察院複查博伊科案，將他釋放。

遠東特別紅旗軍的博格丹諾夫大尉在向德米特裡耶夫移交工作的過程中，轉交了50冊圖書，委託後者閲覽審查其中是否有違禁內容。德米特利耶夫自己不讀，反而找了兩名紅軍戰士替他審閲。其中一名戰士見書中有1926-1927年版的列寧文選，懷著敬仰之心和求知熱望帶回兵營拜讀。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警惕的軍隊特別處人員居然從戰士床尾箱的列寧文選中翻出“人民公敵”的文章。結果，倒霉的博格丹諾夫大尉被判六年監禁。

年輕的軍需官扎巴盧耶夫天生鬈髮。某日他對鏡梳頭，自言自語道：“我這頭髮長得……簡直跟季諾維也夫一模一樣。”旁人聽見去告密，扎巴盧耶夫被捕。起訴書對他這句話的解釋是：“……在指揮人員中間頌揚宣傳人民公敵季諾維也夫”（譯註：黨的元老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1934年被捕、1936年處決）。你說這事兒搞笑不搞笑？反正扎巴盧耶夫判了四個月監禁。他已經算幸運了。文盲紅軍戰士別爾金上政治課聽完1936年《憲法》，出門就講社會主義建設不是從1924年開始的，而是1936年。他隨即被捕，法院判其八年監禁。

工農紅軍總軍事檢察長納烏姆·羅佐夫斯基講過一樁案子：1938年4月，某紅軍戰士迫切希望改進作戰訓練的缺點，在連隊牆報上表達對射擊訓練的關心。他為了引人注目，寫道：“子彈飛起來不長眼，而且肯定沒有明確目標”。這位戰士為自己的“幽默”付出沉重代價，被控“張貼反革命標語”，逮捕判處八年監禁。

第14騎兵營副政委В.Н.格里申的“罪名”是：保存一張集體照直到1935年秋天，照片上有“人民公敵托洛斯基”。1937年9月23日基輔軍區軍事法庭判決營副政委10年監禁、褫奪公權5年。

北高加索軍區新羅西斯克兵營，團軍校學員博科夫在食堂不小心對其他學員說：“我就不信報紙上講的，什麼蘇聯技術裝備世界第一。美國人、德國人比我們強多了。”鎮壓迅速降臨，國家安全總局下令與當地軍事委員會協調行動，立即逮捕四名學員。

空軍總檢察長、軍級幹部瓦西里·赫利賓被指控參與“法西斯軍事陰謀”，並且同時替5個國家的情報機構工作！起訴書稱：“調查表明，赫利賓出身貴族家庭，當過帝國軍官，從內戰第一天就開始了他的反革命、間諜和叛變活動…… 赫利賓從事間諜活動毫無困難，因為他憑藉職務便利多次訪問德國、英國、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和波蘭，並且在蘇聯同這些國家的代表建立了直接聯繫。赫利賓絶對有能力轉移出賣涉及工農紅軍航空兵及我國航空事業各方面的情報資料。”1938年7月29日軍事委員會決定對其剝奪軍銜、沒收財產，當天執行槍決。

1937~1938年間，西伯利亞和烏拉爾地區農村大肆搜捕“日本間諜”。他們具體尋找的目標確實很難理解。車里亞賓斯克州僅一宗“日諜案”就宣判了117名農民，槍決99人、18人十年勞改。伊爾庫茨克州內務人民委員局反間諜處負責人А.Н.托洛斯基1938年3月在寫給副手Б.П.庫利維茨的信中部署大規模逮捕，表示：“要在各個部門展開更多採購”。庫裡維茨回信說：“已採購900頭牛，宰殺切割280頭。牲畜正在持續送達，未來3、4天肯定將有1000多頭。因此，直到3月10號我都不可能全部殺完。”托洛斯基覆信不再使用暗語，直接指示：“你找326個經三人小組判決的一類人員，活著送來——好幫你減輕負擔。”

費奧多爾·伊萬諾維奇·葛羅米柯（1909年生），因撕毀史達林同志肖像、散佈反革命托派宣傳稱蘇聯似乎因為史達林同志的過錯才有饑荒和苦役，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組判處極刑。

穆罕默德·阿里莫夫（1911年生），鄂木斯克人，因在工人中間進行反蘇宣傳（故意打碎列寧半身像），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組判處極刑。

謝爾蓋·菲奧多羅維奇·傑明（1880年生），科爾米洛夫斯基區人，因貶損領袖聲譽、撕毀史達林肖像、撕毀欠條，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組判處十年勞改。

費奧多爾·安德烈耶維奇·科斯托格雷茲，因貶損黨的領導人聲譽、撕毀領袖像，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組判處極刑。

1938年10月，列寧格勒軍區特別處人員通知團政委：“俱樂部負責人、政治指導員雷布尼科夫將被帶走”。團政委當然明白他們指的是“逮捕”，立即報告師政治部部長皮斯科留科夫。後者指示趕快召開黨委會、開除雷布尼科夫黨籍。於是在同一天，政治指導員失去了黨籍，全體黨員一致投票贊成。次日查明工作上出了錯誤，雷布尼科夫的黨籍必須恢復。當然，全體黨員一致投票贊成！

軍法官В.博布列涅夫和Л.扎伊卡說，在一份呈報給尼古拉·葉若夫的指揮員名單上，某些原高級軍官的姓氏被紅色粗鉛筆標出。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特別處的工作人員以為只有葉若夫才能劃這種紅記號，所以必須對“鋼鐵委員”的“指示”作出反應。他們確實反應了——按照博布列涅夫和扎伊卡的說法，這個誤會直接導致二級集團軍司令米哈伊爾·韋利卡諾夫、亞歷山大·謝佳金和葉皮凡·科夫秋赫軍長被捕……（兒按：此說不可盲信）

類似以上這些荒誕乖謬、可笑可恨的案子，當年層出不窮。本文篇幅所限無法逐一枚舉……

最後，分享一則史達林多次講給身邊人的小故事：某教授奚落不學無術的肅反人員，說他根本不知道《葉甫蓋尼·奧涅金》的作者是誰。肅反人員逮捕教授，洋洋得意告訴朋友：“那傢伙對我招了！他就是作者！”

（附錄）：

聯共（布）區委會書記/巴什卡托夫同志

抄送：區執委會主席/克里謝弗斯基同志

特別報告

報告：我們在本地區多個集體農莊發現，常見的蘇聯詞彙甚至領導人姓氏被用作牲畜綽號：比如“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的一匹紅棕色騸馬叫做“共青團員”。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集體農莊，小馬駒綽號“伏羅希洛夫”。在巴熱諾沃斯基集體農莊，有一匹叫“史達林”的馬。在“巴什基洛娃”集體農莊，黑鬃黃褐色騸馬叫做“僱農”。在“彼得羅夫斯基”集體農莊，棕色小母馬叫“女少先隊員” ，黑鬃黃褐色小母馬叫“女突擊手”，小馬駒叫“起義者”。在納濟莫夫斯基集體農莊，一些馬綽號“女共青團員”、“女少先隊員”、“柯秀爾”。（譯註：約瑟夫·柯秀爾，蘇聯政治家，重工業人民委員）

在奧斯佳克斯基集體農莊，一些馬匹取名“基洛夫”、“古比雪夫”、“伏羅希洛夫”、“共青團員”、“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人”、“游擊隊員”和“女突擊手”。博格達耶夫斯基集體農莊一匹紅棕色騸馬也叫“共青團員”。

特此報告上述內容，以採取措施改變這些綽號。

在卡扎欽斯基工人供應處（隷屬葉尼賽林木公司），騸馬叫“伏羅希洛夫”，甚至有一頭叫“克魯普斯卡婭”的豬。

內務人民委員部葉尼賽地區分局副主任：

國家安全局中尉（柯羅特科夫）

副特派員：

國家安全局中士（克拉斯諾波利斯基）

本文最初發表於我的個人博客，有修改。更多內容請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