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楚辭》

讀《楚辭》

作者：胡适

十年六月，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要我講演，我講的是我關於《楚辭》的意見，後來記在《日記》裡，現在整理出來，作為一篇讀書記。我很盼望國中研究《楚辭》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見，修正他或反證他，總期使這部久被埋沒，久被「酸化」的古文學名著能漸漸的從烏煙瘴氣里鑽出來，在文學界裡重新占一個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一）屈原是誰？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為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為：

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

（子）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諡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為景帝，如何可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丑）《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復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並不曾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傳說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會生在秦漢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為戰國時代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我這個見解，雖然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丑）傳說的屈原是根據於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的。但我們知道這種「儒教化」的古書解是漢人的拿手戲，只有那笨陋的漢朝學究能幹這件笨事！

依我看來，屈原是一種複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怎樣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許多東西是一班無名的小百姓發明的，但後人感恩圖報，或是為便利起見，往往把許多發明都記到一兩個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說是黃帝發明的。中古的，都說是周公發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了！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學，也就歸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個假名）幾個人身上去。（佛教的無數「佛說」的經也是這樣的，不過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與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可以收到無數箭，故我叫他們做「箭垛」。

我想，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後來漸漸被人認作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這時候，屈原還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箭垛。後來漢朝的老學究把那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裡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從此屈原就又成了一個倫理的箭垛了。

大概楚懷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傷心的事，故當時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歌謠。後來亡秦的義兵終起於南方，而項氏起兵時竟用楚懷王的招牌來號召人心。當時必有楚懷王的故事或神話流傳民間，屈原大概也是這種故事的一部分。在那個故事裡，楚懷王是正角，屈原大概還是配角，——鄭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後，楚懷王的神話漸漸失其作用了，漸漸銷滅了；於是那個原來做配角的屈原反變成正角了。後來這一部分的故事流傳久了，竟彷彿真有其事，故劉向《說范》也載此事，而補《史記》的人也七拼八湊的把這個故事塞進《史記》去。補《史記》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時代的人，故《司馬相如列傳》後能引揚雄的話；《屈賈列傳》當是宣帝時人補的，那時離秦亡之時已一百五十年了，這個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楚辭》是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斷定《楚辭》的前二十五篇決不是一個人做的。那二十五篇是：

《離騷》　1 《九歌》　9

《天問》　1 《九章》　9

《遠遊》　1 《卜居》　1

《漁父》　1 《招魂》　1

《大招》　1

這二十五篇之中，《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斷定此篇為後人雜湊起來的。《卜居》、《漁夫》為有主名的著作，見解與技術都可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招魂》用「些」，《大招》用「只」，皆是變體。《大招》似是模仿《招魂》的。《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決非屈原作的。《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細看內容，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離騷》、《九章》與《遠遊》了。依我看來，《遠遊》是模仿《離騷》做的；《九章》也是模仿《離騷》做的。《九章》中，《懷沙》載在《史記》，《哀郢》之名見於《屈賈傳論》，大概漢昭宣帝時尚無「九章」之總名。《九章》中，也許有稍古的，也許有晚出的偽作。我們若不願完全丟棄屈原的傳說，或者可以認《離騷》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遠遊》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們可以把上述的意見，按照時代的先後，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 《九歌》

（2）稍晚——屈原？ 《離騷》

《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時或稍後 《招魂》

（4）稍後——楚亡後 《卜居》，《漁父》

（5）漢人作的 《大招》，《遠遊》

《九章》的一部分

《天問》

（三）《楚辭》的注家

《楚辭》注家分漢、宋兩大派。漢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他們把一部《詩經》都罩上烏煙瘴氣了。一首「關關雎鳩」明明是寫相思的詩，他們偏要說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說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們把一部《楚辭》也「酸化」了。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興祖，都承認那「屈原的傳說」，處處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憂國的話，正如漢人把《詩》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樣！宋派自朱熹以後，頗能漸漸推翻那種頭巾氣的註解。朱子的《楚辭集注》雖不能拋開屈原的傳說，但他於《九歌》確能別出新見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東君》，《國殤》，《禮魂》，各篇的注與序里皆無一字提到屈原的傳說；其餘四篇，雖偶然提及，但朱注確能打破舊說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們應該從朱子入手，參看各家的說法，然後比朱子更進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傳說，創造一種新的《楚辭》解。

（四）《楚辭》的文學價值

我們須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但不是文學。如《湘夫人》歌：「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學，卻被舊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則眾民愁而賢者傷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又如：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這四句何等美麗！注家卻說：

屈原托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王逸）

或說：

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用也，故棄遺之。……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說：

既詒湘夫人以袂褋，又遺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洪興祖）

這樣說來說去，還有文學的趣味嗎？故我們必須推翻屈原的傳說，打破一切村學究的舊注，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他的文學興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復的希望。

十一，八，二十八改稿

（原載1922年9月3日《讀書雜誌》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