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末期

历史有时候又很多必然的发生，但是也有更多意思的偶然故事，但对于罗马晚期（公元3世纪后）来说，可能气候变化还是或多或少影响了整个罗马的经济发展，这时期我们能够唯一回溯的比较可靠的东西只能来自于罗马基督教的神父之间的信件，这些信件中不乏包含了对于罗马未来的悲观的预期，道德在沦丧，艺术在衰退，正义荡然无存，人口也在不断下滑，更有甚之降雨频繁和气温的变化也令罗马人迷惑于，是不是真的神要降下灭世的惩罚了。

但是即使不考虑那些悲观的因素，问题也在经济的底层蔓延开来，从现实的资料看来，随着对于帝国重要粮仓控制力的削弱，原来那些不适于种植谷物的地区也开始逐渐增加谷物的产量，牧场开始随之受到影响，肉类的价格已然上升，至少在那些征召蛮族的军队里面，有一些保存至今的条令中列出军队中蛮族对于肉食的保证。而原来的反复耕作的土地已然劣化，在缺乏现代化的化肥之前， 土地的肥力恢复速度并不快，甚至按照某些统计看来工业革命前意大利的农业和罗马时期的农业比较起来，我们发现了一些微妙的情节，古人对于统计数据太过重视超乎常规的记录，所以如果简单拿来用，就得承认之前那两组数据基本一致，但这本身就是极其理想且不能实现的事实。

实际上，3世纪的官方报告中，很多区域由于常年缺乏修缮水道已经丧失了粮食的生产可能性，在北非的水浇地统计中，接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在这个时期被废弃，即使考虑到一些数据统计的谬误和有可能大家族的藏匿情况，也证明在北非的动乱并非只是个政治问题，或者经济问题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长期砍伐树木（修建建筑或者毁林开荒）也加剧土壤侵蚀状况，使得土层发生严重剥离，这使得本来就缺乏的农业用地变得更加稀少。

当然有人会提及到罗马时期的农业科技能够减缓这些问题，但是从实际上情况上就要复杂很多。比如大多数耕地都是农奴或者奴隶，这种群体缺乏技术和劳动积极性，要求他们进行农业改革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些真的有技术的农学家，能够处理好皇帝和贵族的那些自用耕地就已经很忙碌，不会有多余的空闲去考察其他庄园。而且在罗马法的管理下，农户既无法利用土地来贷款或者盒子，也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改革，所以即使有想法的贵族也没有足够的办法来解决灌溉工程缺失下的农业调整（变水田的种植为旱地的农业）。特别在僵化的百田制度下，农民仅仅只能家族内部群体来进行处理，这就缺乏灵活的转让和共同承担风险的可能，在如此的情况下不得不让人怀疑，公共土地已然衰败到了何等地步。

但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并不关心这种问题，如果说罗马前期的皇帝还能知道怎么对于经济不要杀鸡取卵，后期靠雇佣兵和禁卫军团来维持王座的他们估计不会考虑下层人的苦难，就像中国的黄宗羲定律一样，随着时间发展，税收越发地沉重，这是所有王朝末期的病症，越来越多的官僚体系却并未真正处理好分配问题，下层的生产群体产能被严重压榨，通货膨胀超过大多数市民能接受的状况，而维持统治只有军队，但是脱产的士兵越多对于国家的负担也越重，这种死亡螺旋是任何旧式统治者无法逃脱的问题。实际上按照现在的考古资料来看，罗马后期的平均税负基本上超过该土地的实际价值的一倍以上，简单来说即使一块土地能生产良好，也根本缴不起税负，人类自己的无止境的欲望总会不自然破坏自然和外物之后破坏到自己头上吧。

而且随着税负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逃亡，有的资本迁入大城市，没钱参军或者出去漂泊，甚至有些人加入蛮族，但是皇帝却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了保持强制性的稳定，各种强制性的法律也开始出台，首先是农民要固定在土地之上，而后是独立的自耕农，最后甚至连手工业者也必须子承父业，不得放弃，这些各种异常违反经济的操作，最后伤害到经济所有层面，且不可逆转地摧毁所有的基础，没人愿意再投资生产，生育率也变得极低，在那种情况之下，除了宗教人士以外，几乎所有人忽视下层那些最渺小的渴望，从某种意义上，罗马在不断走向了它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