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26）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缺乏有效的监督，缺乏自由的批评，恶必然会潜生滋长，在阳光的背后蔓延，直到某一天，你发现它们就埋伏在你身边。恶被惩罚了吗？没有。替罪羊走了，真正的恶魔依然在背地微笑。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管理不是彰显公义而是照顾有权有势有财的人，自然就会鼓励医护人员不择手段去成为获利那一方，也自然会令到有权有势者更肆无忌惮，觉得可以为所欲为。涉事的贪腐滥权人员只要找到上级机构、保护伞等高层领导人（类似薄周徐郭令孙苏等关系网）当靠山，就能逍遥法外，或者接受轻微的惩罚。反思一下医生及护士怎样对待患者作恶，就能理解武汉市第四医院医院管理者怎样对待医护作恶。我们知道灾害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也知道灾害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灾害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灾害是如何发生的，但灾害依然再次发生，归根到底，没有制衡机制的进程中所形成的人人逐利（作恶），道德扭曲，医疗系统灾难性炼狱在所难免。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专制管理总是陡然而生和朝令夕改的情况，本身就是假管理之名，行人治之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在制定规则时，不注重程序性、普遍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掺杂大多诸如特权、政绩、利益小团体及裙带等主观意识的考量，以致管理丧失了公平和正义。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发展，使上自特权阶层，下至医务人员，都唯权唯钱是取，管理混乱，道德沦丧。其工匠精神的培育，则离不开对人的等级贵贱观念的逐步摒弃，离不开对创新、精造的不断追求和突破。

      在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人员的提拔不是公平正义制度性的、而是通过上下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擦烂污指数，就是忠诚指数的生动体现。没有投名状，怎么证明能跟兄弟们同生死？没有投名状，怎么能证明与同僚共患难？官员滥权贪腐，是维护医院管理的必要手段，监察部门反贪，是贪腐一个必要的表演环节。尤其是上级监管机构和保护伞，以及某些院领导把医疗看成拉动內需的‘三驾马车’之一，还不如把殡葬业培育成一个经济增长点，这样将确保未来5年经济持续强劲。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专制管理必然引导人性恶的无限膨胀，当某些院领导的人性缺失则更是会加剧医院的动荡变幻，祸害的不只是它个人，而且更是医院无助的底层医患。正是这样的管理却能极度恶化医院某些医护人员的道德，诱使它们走上歪道。医院某些领导笼络、倾轧求利，收买和讨好，使整个医院变得急功近利、贪婪冷酷。那些本该是体制性基础和制度保障的知识分子（医患中的知识分子），却腐化堕落为医院某些领导的帮凶。不受限制的权力是万恶之源，某些医院领导权力欲望一旦得逞，会彻底扭曲原本就已经很不稳定的医护人性。纵容野心和贪欲如顺水行舟般便易，而自我节制则比逆水行舟还难，没有人能够例外。

       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的每一次作恶（年金问题，保险问题，对医患的迫害问题等），都被说成是崇高德行的典范，因此它们作恶的胆量就更大了！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那些诱发道德堕落的灾殃有其普遍规律，只要人性不变，这类灾殃便会继续存在，而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灾殃的危害则会十倍百倍地变本加厉。无论是某些院领导专制管理，还是奸佞、奴才之恶，都需要一个对权力不断审视的机构，再加上不断地自我反省，并且要谴责某些院领导利用和助长了人性中最阴暗的欲望和本能的罪恶手段。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