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真正的中国人”还有多远？

几天前，简乐阿兰问我是不是“真正的中国人”。起初我以为他要查我身份证，后来才明白，他可能在问我是不是他那样的“真正的中国人”：真心喜欢共匪体制的中国人。

当时我给了他一个比较温和的回答，但其实我很想告诉他，如果把是否真心喜欢共匪体制作为是否“真正的中国人”的标准，那我永远不要做那种“真正的中国人”。

不过，关于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有人说，只有作为良心犯蹲过共匪的大牢，才能算“真正的中国人”。

身为一名资深懦妇，我知道，如果拿后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也远不够格。不要说蹲监狱，连共匪的警车我也仅仅坐过一回。

但我刚刚看了波特王解读港版国安法的视频，他大致的意思就是，根据那个”法律“（引号是我加的），作为地球人，只要是骂过习近平、批评过共匪（波特王的原话是共产党，我习惯用”共匪“这个词），都算犯罪。

这么一算下来，我显然已经犯罪了。要成为第二种”真正的中国人“，我的理想不再遥不可及。至于要不要把我抓起来扔进监狱里，就看共匪瞧不瞧得起我了。

所以我决定学许章润教授，给自己准备一个坐牢便利包，里面放上几件换洗衣服、牙膏牙刷，外加梳子卫生巾，和钙片（我知道自己肯定没有王全璋的骨头硬，所以要随时补钙）。

从今晚开始，我要开启第N次背《诗经》活动，万一以后被扔进小黑牢，我可以通过在脑子琢磨《诗经》来打发时间。

今天花了一个晚上学唱《愿荣光归香港》。既然香港人在自己的城市里唱这首歌面临着被拘捕判刑的危险，那我就想替他们唱出这首他们暂时深藏在心里的歌（学过之后才发现，这首歌很难学，音域太广了，最后几个乐句我不得不降八度才能唱出来）。

当然，这可能会让我离第二种”真正的中国人“更近一步。

我希望，当共匪警察来敲门的时候，我可以镇定地拿起我的坐牢便利包，平静地对警察说：我准备好了，走吧。

在真正直面恐惧的那一刻，我希望自己不再是一个懦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