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仿紀錄片下的absurdity

我更願意稱它為一部假紀錄片，比如說它反映了我小時候在南方看到過的男性、女性和兒童分桌就餐的畫面。電影描寫的是一家三代數十人在1945到1949年的故事，即在台日軍二次世界大戰投降撤出，到國民黨退守台灣之時。

從電影使用的語言/方言種類來看，當時是一個很hybrid的社會，有日本人、講廣東話、閩南語、上海話和普通話的中國人；而本省人在日本長期管轄下，生活用語參雜了不少日語單詞，其中一位主角“寬美”從取名上來看就很日式，習慣睡著日式榻榻米。

我沒有了解過台灣的這一段歷史，有些片段是難以理解的。比如說為什麼寬美的哥哥和丈夫都被憲兵抓走了？在車輛仍未普及的環境下，憲兵甚至在一年後依然要到達深山老林去進行逮捕。

除去一些暴力打鬥畫面之外，其實電影大多數情節都很安靜和緩慢。我自己感覺導演喜歡一種帶著淒美的寂靜，就像不少換場景間的山林風景、林文清八歲之後的聽覺喪失、林文清和眾人交流時長時間的對白喪失、或者是林文清和寬美在成年男性們討論台灣政治和未來的時候聽電台、講神話故事和童年理想。誇張一點說，兩個半小時內，並沒有什麼劇情，每個人的生命片段都被剪輯、拼湊在一起來從不同側面去描述當時情況。這種零散性的背後使電影少了些主角光環，多了一份唏噓。

《飲食男女》和《悲情城市》都讓我聯繫到一個詞語——absurdity；但兩者表達出來的內涵是不同的。《飲食男女》反映了“你認真就輸了”的玩弄口吻，二姐/妹以為自己是最聰明的，但到頭來卻只有自己“想太多”；後者則是大社會對個人的勒索，不管你是否認真，不管你什麼性格或職業，你的生命中總有無法預計的不確定性——今天你三代同堂，明天或許就分崩離析，逃也逃不掉。於是，當我目睹了電影中一個接一個“死訊”時，我的唏噓和無奈比恐懼多得多。

總有一群人可以置身事外，林家主廳五彩斑斕的屏風後面，總有一群聽曲子的人，他們似乎由始至終都不曾受正在發生的事情影響。

看完後，內心充滿了疑惑和不解，去看了一下大家的影評，發現這套電影挺“神奇”——每個觀眾都發現那個與之共鳴的點，盡不相同。有觀影者建議在看片前，先了解台灣的二八八事件。的確，了解故事發生的背景能協助觀眾跟上節奏，從電影認識歷史；一無所知的觀眾（如我本人）能夠從電影中更直觀地感受到當時的社會情緒。